第一十章    第二部（3）

　　少數幾個人的生活并不能包括各民族的生活，因為還沒有發現那幾個人和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有一種理論說，作為這種關系的基礎的，是把群眾意志的總和移交給歷史人物，但是，這種理論只不過是假說，并未得到歷史經驗的證實。

　　群眾意志的總和移交給一些歷史人物的理論，在法學領域內也許可以說明許多問題，對法學的目的而言也許是有必要的；但是，一應用到歷史上，一當出現革命、征服，或內戰，也就是說，一當歷史時期開始，這種理論就不能說明什么問題了。

　　那種理論好像是駁不倒的，因為人民意志移交的活動是無法檢驗的。

　　不管發生什么事件，不管事件由什么人領頭，那種理論總可以說，某某人所以成為事件的領導，是因為意志的總和移交給他了。

　　一個人看見一群牲口移動，而不注意不同地區的不同性質的牧場，也不注意牧人的驅策，就斷言那群牲口之所以從這個方向或從那個方面走動、是由于那頭牲口引路的緣故，這個人的答案就跟那種理論對歷史問題的答案一樣。

　　“牲口所以朝那個方向走，是因為那只在前面走的牲口引導著它，所以別的牲口的意志總和都交給那群牲畜的頭頭。”

　　這就是第一類歷史學家——那些認為無條件移交權力的人——的回答。

　　“假如帶領那群牲口的牲畜更換了，那是因為那頭牲口帶領的方向不是一群牲口所選擇的方向，所有牲畜的意志的總和就由一個頭頭移交給另一個頭頭。”這就是那些認為群眾意志的總和在他們認為已知的條件下移交給統治者的史學家的答案。（使用這種觀察方法就常常發生以下的情形：那個觀察者按照他所選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眾改變方向，不再走在前頭、而走在一邊、甚至有時把落在后面的人當作帶頭的人。）

　　“假如前頭的牲口不斷地更換，一群牲口的方向不斷地變換，那是因為，為要到達既定的方向，牲口把它們的意志移交給我們注目的那些牲口，因此，為研究一群牲口的運動，我們應當觀察這群牲口周圍走動的所有令人注目的牲口。”認為所有歷史人物——從帝王到新聞記者——是他們時代的代表的第三類史學家就是這樣說的。

　　群眾意志移交給歷史人物的理論，不過是一種代用語——不過是對那個問題換一種說法而已。

　　歷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權力。權力是什么呢？權力是移交給一個人的意志的總和。群眾意志是在什么條件下移交給一個人呢？——在那個人代表全體人民的意志的條件下。這就是說，權力是權力，即是說，權力就是我們不解其含義的詞語。

　　假如人類知識的領域只限于抽象的思維，那么，把科學對權力所作的解釋加以批判后，人類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權力不過是一個詞語，實際是不存在的。但是，為了認識現象，人類除了抽象的思維，還有一個用來檢測思維結果的工具——經驗，而經驗告訴我們，權力不僅是一個詞語，而且是一個實際存在的現象。

　　不待說，沒有權力的觀念，就無法敘述人們的集體活動，而且權力的存在已經由歷史和對當代事件的觀察所證實。

　　一樁事件發生了，總有一個人或幾個人出現，那樁事件好像由于他或他們的意志發生的。拿破侖三世頒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國人到墨西哥去了。普魯士國王和俾斯麥頒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軍隊進入了波西米亞。拿破侖一世頒布一道命令，于是一支軍隊進入了俄國。亞歷山大一世頒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國人服從了波旁王朝。經驗告訴我們，無論發生什么事件，那樁事件總與頒布命令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意志相聯系。

　　史學家們依照舊習慣——承認神干預人類的事務，想從賦有權力的個人的意志表現上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但是，這種結論即不能用推理證實，也不能用經驗證實。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個人的意志的表現——他說的話——只是表現在一樁事件上（例如在一場戰爭中或一次革命中的全部活動的一部分）；所以，不承認一種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跡，就不能設想幾句話會是千百萬人的運動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假設幾句話可以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是歷史又表明，歷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現在許多情形下不產生任何效果，就是說，他們的命令非但時常不被執行，有時竟出現與他們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情況。

　　不假設神干預人類的事務，我們就不能把權力當作事件發生的原因。

　　從經驗的觀點來看，權力不過是存在于個人意志的表現和另一些人對履行這個意志之間的依賴關系。

　　為了說清楚這種依賴關系的條件，我們首先應當確定意志表現的概念，承認它是屬于人的，而不是屬于神的。

　　假如神發布一道命令，表示自己的意志，就像古代歷史告訴我們那樣，那么，這種意志的表示與時間無關，也不由任何東西引起，因為神與事件并無牽連。但是，如果談到命令——它是在一定時間行動的、彼此相關的人們的意志的表現，為了說明命令和事件的關系，就應當重新確定：一、發生一切的條件：事件和發布命令的人在一定時間內行動的連續性，二、發布命令的人和那些執行他的命令的人之間的必然聯系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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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不以時間為轉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現，才可以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紀的一整串事件有關，只有不受任何事物影響的神，才可以由他自己的意志來確定人類行動的方向；但是人是按一定時間行動，而且親自參與事件的。

　　只要重新確定第一個被忽略的條件——時間條件，我們就可以看出，沒有使后一道命令可以執行的前一道命令，則任何命令都是不可能執行的。

　　從來沒有一道命令是自發地出現的，也沒有一道命令是適用于一連串事件的；而每道命令都是來自另一道命令，從來不是針對一連串事件，只是針對事件的某一時刻。

　　例如，當我們說拿破侖命令軍隊去作戰的時候，我們是把一系列連續的、互相關聯的命令結合在一道同時下達的命令中的。拿破侖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國，也從來未曾下過那樣的命令。他今天命令向維也納、柏林、彼得堡發出這樣那樣的公文；明天又向陸軍、艦隊、兵站部發出這樣那樣的指示和命令，等等，等等——成百萬條命令，這許多命令形成一系列導致法國軍隊進入俄國一連串事件相應的命令。

　　拿破侖在位時，曾發出遠征英國的命令，并且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別的計劃上更多的力量和時間，可是在他統治的全部時間內，從來不曾有一次企圖執行這個計劃，卻侵入了他屢次認為宜于結成同盟的俄國，其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前面那些命令對一連串事件不適宜，而后面一些命令卻是適宜的。

　　若要命令確實能夠執行，就必須發出能夠執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執行、什么不能執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萬人參加的拿破侖進攻俄國的情形下不可能知道，即使在最簡單的事件上也不可能知道，因為在這兩種情形下都會遇到成百萬種阻礙。每種被執行了的命令，同時總有大量未執行的命令。一切不能執行的命令，都與事件不相聯系，所以未被執行。那些能執行的命令，只有與一貫的命令相關聯，與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執行。

　　我們以為一個事件的發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所引起的，這個錯誤的觀念之所以產生，是由于我們只看見事件發生了，在成千上萬條的命令中，只有幾條與事件有聯系的命令得到了執行，卻忘記了由于不能執行而未被執行的那一些。此外，我們在這方面的迷誤的主要原因是：在歷史記載中，一系列不同的難以數計的、細小的事件，例如引導法國軍隊到俄國去的那些事件，按照這一系列事件所產生的結果被歸納成一樁事件，與這一歸納相應，又把那一系列命令歸納成一個單獨的意志表現。

　　我們說拿破侖想進攻俄國，就進攻了。事實上，我們從拿破侖的一切行動中從未發現任何類似這種意志的表現，只發現許許多多的最繁雜的最不明確的命令，或者說他的意志表現。在拿破侖的無數未被執行的命令中，關于一八一二年戰役的那些命令被執行了，這并非因為那些命令與別的未被執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為那一系列命令與導致法國軍隊進入俄國的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鏤花模板繪制這樣或那樣的圖形，并非在哪一面或照什么樣涂上顏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圖形的各個面都涂上顏色。

　　因此，考查命令與事件在時間上的關系時，我們就發現，命令無論如何不是事件的原因，而兩者之間不過存在著一定的關系罷了。

　　要了解這種關系是什么，這就需要把一切不來自神而來自人的命令所具備的、被疏忽的條件恢復過來，那個條件就是，發出命令的人親自參與了事件。

　　頒發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間的關系，就是叫作權力的東西。這種關系包括以下各點：

　　人們為共同行動而結成一定的團體，在這些團體中，盡管為共同行動所確立的目的不同，但參與行動的人們之間的關系總是相同的。

　　人們結合成這些團體，彼此之間總有這樣的關系：在他們結合起來采取集體行動時，大多數的人是直接參與的，少數人是間接參與的。

　　在人們為集體行動而結成的團體中，軍隊是最明確、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軍隊都包括低級軍事人員——列兵，他們總占絕大多數；比較高的軍事人員——班長和軍士；他們的總數比列兵少；更高級的軍官的總數目更少，由此類推，直到權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軍事首腦。

　　軍事組織酷似圓錐體，直徑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組成的；比底部較高的截面，是由較高級軍事人員組成的；由此類推，直到圓錐體的頂端就是總司令了。

　　人數最多的士兵組成圓錐體的底部和它的基礎。士兵直接去刺、殺、燒、搶，也總從高級人員接受從事這些行動的命令；他們自己從來不發布一道命令。那些軍士們（為數較少）行動比士兵為少；但是他們發布命令。軍官更少地直接行動，但是命令發得更多了。將軍只是指揮部隊，指示目標，幾乎從來不使用武器。總司令從來不直接參加戰斗，只是發布有關群眾行動的總的命令。在人們從事共同行動的所有團體中——在農業、商業和一切行政機關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連成一體的圓錐體的各個部分——一支軍隊的所有官職，或任何行政機關或公共事業中由最低級到最高級的職稱和職位，我們就可以看出一種法則，根據這種法則，采取聯合行動的人們結成下面的關系：愈多地直接參與行動的人，他們的指揮權就愈小，他們的人數就愈多；而愈少地直接參與行動的人，他們的指揮權就愈大，他們的人數也就愈少；照這樣從底層上升到最后那個人，那個人最少地直接參與行動，最多地發號施令。

　　指揮者和被指揮者的這種關系，就是所謂權力這個概念的實質。

　　恢復了時間條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時間條件下發生的），我們發現，命令只有在它與一系列相應的事件相關聯的時候才得以執行。恢復了發命令者和執行命令者之間的關系的必要條件，我們發現，由于這種條件的性質，命令者最少地參與事件本身，他們的活動僅僅是發號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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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一樁事件發生時，人們對那樁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見和愿望，因為事件是許多人的集體行動產生的，這些表示出來的意見或愿望中必然有一個實現了，或者差不多實現了。當其中一個意見得以實現的時候，在我們的腦子里，這個意見作為事先發出的命令與事件聯系起來。

　　許多人拖一根木頭。每個人都發表意見：怎樣拖和往哪里拖。他們把木頭拖走了，事后表明，這件事是照他們之中的一個人的話做的。他發了命令。這就是命令和權力的原始形態。

　　那個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會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慮共同行動會導致什么結果，不能發號施令。那個較多地從事指揮的人，由于他是動嘴，顯然較少地動手了。當一個比較大的群體共赴一個目標的時候，那些越少直接參加共同活動，越多從事發號施令的人的等級就更分明了。

　　一個人獨立工作的時候，他總有他認為指導他的過去行動、為他現在的行動辯護、指導他計劃將來行動的一些想法。

　　群體也是這樣，讓那些不直接參與行動的人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進行考慮、辯護和擬議。

　　由于我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國人開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殺。于是與那個事件相應，用人們的意志為那一事件辯解說：其所以有此必要，是為了法國的利益，為了自由，為了平等。人們停止互相殘殺，于是對這一事件加以辯解：為了權力統一，抵抗歐洲，等等這是很有必要的。人們自西而東去殘殺他們的同類，伴隨這一事件而來的是法國的光榮、英國的卑下等說法。歷史告訴我們，為這些事件所作的辯解沒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說殺人是由于承認他的權力，在俄國殺掉成百萬人是為了羞辱英國。但是這些辯解在當時卻具有必要的意義。

　　這些辯解是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們的道德責任。這些暫時的目的猶如清掃前面軌道的刷子，也是為人們的道德責任清道的。沒有這些辯解，就無法回答在考察每一歷史事件時所遇到的最簡單的問題：千百萬人集體犯罪、打仗、殺人等等。

　　現時在歐洲的國務活動和社會生活的復雜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國會，或報紙發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嗎？有什么集體行動不能從國家統一、愛國主義、歐洲均勢，或文明上找到辯解的呢？因此，每次發生的事件必然符合某種愿望，而且得到辯解，表現為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意志的產物。

　　一艘船不論朝哪個方向駛行，在它面前總可以看到被它所劃開的波浪。對船上的人來說，這些波浪的流動是唯一看得見的運動。

　　只有每時每刻仔細觀察那些波浪的運動，并且把波浪的運動跟船的運動加以比較，我們才會明白，波浪每時每刻的運動都是由于船的運動引起的，因為我們不覺得自己在運動，所以產生了錯覺。

　　假如我們每時每刻注視歷史人物的運動（就是恢復所發生一切的必要條件——運動在時間上的連續性），不疏忽歷史人物和群眾的必要聯系，我們就會看見同樣的情況。

　　船朝一個方向開動的時候，它前面有同樣的波浪，當它常常改變方向的時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著常常改變方向。但是不管它怎樣轉變航向，它的運動總伴隨著波浪。

　　不管發生什么事件，人們總覺得那就是他們所預料的事情，奉命辦理的事情。不管船開到什么地方去，那波浪總在它前面洶涌澎湃，然而它既不指導也不加強它的運動，從遠處看，我們覺得那波浪的水花不僅自己移動，而且也指導著船的運動。

　　史學家們只考察歷史人物的意志表現——它與命令的方式和事件有關系，于是便認為事件是以命令為轉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括歷史人物在內的群眾之間的關系，我們就發現歷史人物以及他們的命令以事件為轉移的。這個結論的不可爭辯的證據是，無論發出多少命令，假如沒有別的原因，事件是不會發生的；但是，一旦事件發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總可以從不同的人們所不斷表現出來的各種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義和時間上是以命令的方式與事件有關系的意志表現。

　　得出這個結論后，我們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兩個重大的歷史問題了。

　　一、權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運動？

　　一、權力是一個名人與別的人們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這個人對正在進行的集體行動愈多地發表意見、預言和辯護，他就愈少地參與行動。

　　二、各民族的運動不是由權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動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學家們所想的那樣，由兩者的聯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參與事件的人的活動引起的，那些人總是這樣聯合起來的：直接參與事件最多的人，所負的責任最少；直接參與事件最少的人，所負的責任最大。

　　從精神方面來看，權力是事件發生的原因；從物質方面來看，服從權力的那些人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但是，因為沒有物質的活動，精神的活動就不可思議，所以，引起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兩者的聯合方面。

　　或者，換而言之，原因的概念對我們所考察的現象是不適用的。

　　我們分析到最后，就可以達到無限的循環，達到人類智慧在一切思維領域內達到的極限，假如智慧不對它所研究的對象采取玩弄的態度的話。電生熱，熱生電。原子互相吸引，原子互相排斥。

　　談到熱、電或原子的最簡單的作用，我們不能說為什么會發生這些作用，我們說，這些現象的自然屬性就是這樣，這是他們的法則。歷史事件也是一樣。戰爭或革命為什么會發生？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為了進行某種行動，人們組成一定的集體，他們都參加了那個集體；我們說，人的天性就是這樣，這是一種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