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二部（1）

　　歷史是一門研究各民族和人類生活的學科。然而，人們卻不能直接地去探索，并通過語言文字詳盡說明——不僅描述人類的生活，而且盡述一個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學家們常常用一種簡單的辦法來描述和探索那種似乎難以捉摸的民族生活。他們總是闡釋一個民族的統治者的生平活動；他們認為，這種活動反映了整個民族的活動。

　　至于少數個別人是怎樣使各族人民按照他們的意志活動的呢？這些人自己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呢？對這些問題，史學家是這樣回答的：史學家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承認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從一個各自選出的人的意志；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則是——還是承認那個神，是他引導被選定的人的意志去達到指定的目標。

　　如此這般，上述問題就用信仰神直接干預人世間的事務的辦法得到了解決。

　　新的歷史科學在理論上否定了這兩條原則。

　　看來，現代史學觀既然否定了古人關于人類服從于神和他指引各民族奔向一個既定目標這種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本不該再是政權的表面現象，而應當是政權形成的原因了。但是，并沒有做到這一步。它在理論上雖否定了以前史學家的觀點，而在實踐中卻依然追隨著他們。

　　現代史學抬出的不是一些領導蕓蕓眾生的天賦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便是從帝王到記者的一些形形色色的領導民眾的人物，用以代替前人提出的具有神賦權力和直接去執行神的意志的人們。代替從前迎合神意的猶太、希臘、羅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學家認為這就是人類活動的目的），現代史學家還提出——他們的目的是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的福祉，采用最為抽象的概念：為全人類文明的福祉，而全人類這里一般是指僅占大陸西北角一小塊地方的各民族。

　　現代史學雖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卻沒有用新觀點去取代它，而且受大勢所趨，其邏輯迫使那些在意念中否定沙皇王權神授及古人的命運觀的史學家又殊途同歸地承認：一、各族民眾是受個別人領導的；二、各民族和全人類都奔向一個已知的目標。

　　從基邦到保克爾的這些現代史學家們，雖然他們好像各有分歧，其觀點也貌似新穎，但在其全部著述中，基本上仍然回避不了那兩個陳舊的原則。

　　首先，史學家記述的是他所認定的領導人類的個別人物的活動（有的人認為帝王將相就是這類人物；另有人認為除帝王將相之類而外，還有演說家、學者、改良家、哲學家和詩人）。其次，史學家認為人類所要達到的目標：有的人認為這個目標就是羅馬、西班牙、法國的恢宏強盛，另外有人認為這個目標就是世界上那個稱為歐洲的一個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人們知道的某種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騷亂，它不斷地擴大、蔓延，并形成一個自西向東的民族運動。這場運動曾多次向東挺進，并與自東向西的逆向運動發生沖突；一八一二年、該運動東進至其終點—莫斯科，緊接著，一個自東向西的運動，以其奇妙的對等方式、恰似頭一個運動，它把中歐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這個逆向的運動，也到達了它的西部終點——巴黎，然后平息下來。

　　在這二十年中間，大片田園荒蕪了，廬舍燒毀了，商業改變了經營方針；千百萬人變窮了，發跡了，遷徙他鄉，千百萬宣講愛世人的教義的基督徒在互相殘殺。

　　這一切究竟意義何在呢？為什么會發生這種事呢？是什么迫使這些人燒毀房屋和殺害自己的同類呢？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人們這樣做呢？喏，當人們接觸到那個已經消逝的時期的運動遺跡和傳說的時候，總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問題。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向歷史科學求教，因為歷史科學是各民族和全人類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門科學。

　　如果史學依然堅持陳腐的觀點，它就會說：那是神在獎賞或懲罰他的子民，才賜給拿破侖權力，并且指導他的意志去實現他那個神的旨意。這個回答可以說是圓滿的、明確的，人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賦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來，那個時期的全部歷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點矛盾。

　　然而，現代歷史科學則不能這樣回答問題。科學不承認古人關于神直接參與人間萬事的觀點，所以它應該作出另外的解答。

　　現代歷史科學回答這些問題時說：你們想知道這個運動的意義嗎？它為何發生？是什么力量造成這些事件？請聽吧：

　　“路易十四是一個非常驕傲自負的人。他有這樣的一些情人，他有這樣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國無方。路易的繼承人也是一些懦弱無能之輩，而且也都把法國治理得很糟糕。而這些繼承人又有那樣一些寵臣和那樣一些情婦。同時，有些人這時還寫了一些書。十八世紀末葉，有二十來個人在巴黎聚會，開始議論人人都應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話題。因此，人們在整個法國互相殘殺，這些人殺了國王和許多其他的人。與此同時，在法國出現了一位天才人物拿破侖。他所到之處，戰無不勝，也就是說，他屠殺了很多人，因為他是一位天才。后來他又以某種借口去殺戮非洲人。他討伐非洲人，干得如此狡猾和長于心計，所以，他回到法國，能夠命令大家都臣服于他。于是大家都懾服了。拿破侖當了皇帝以后，他又去屠殺意大利人，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在那兒又屠殺了許多人。當時，俄國也有個皇帝，叫亞歷山大。他決心恢復歐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侖打起來。但是，在一八零七年，他又突然同拿破侖修好，一八一一年，他兩人又反目為仇，于是，許多人又遭他們殺戮。接著，拿破侖率領六十萬大軍長驅俄羅斯，攻占了莫斯科；可是隨后他突然又逃離莫斯科。當時亞歷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別的人的勸告下，把歐洲的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反對那個破壞歐洲太平的人。所有拿破侖的盟國一下子都變成了他的敵人；這支聯軍立即攻打拿破侖剛剛糾集起來的軍隊。盟軍戰勝了拿破侖，進駐巴黎，迫使拿破侖退位，并把他流放到厄爾巴島。雖然流放他的五年前和一年以后，大家公認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強盜，不過，當時并未取消他的皇帝稱號，仍盡力對他表示尊敬。嗣后路易十八即位，不過，此人一向只是法國人和盟國人取笑的對象。拿破侖揮淚告別老近衛軍，遜位以后就被流放他鄉。然后，精明練達的國家政要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蘭，他搶先他人坐上頭把交椅，從而擴大了法國的疆域。）在維也納發表談話，使得有人喜，也有人愁。突然，外交家與君主又幾乎爆發爭執，就在他們準備再次訴諸武力、互相殘殺的時候，拿破侖率領一營人馬又回到法國，而仇恨他的法國人立刻向他屈服。為此，盟國的君主極為惱怒，于是，又跟法國人交戰。天才的拿破侖被打敗了，送到了圣赫勒拿島，人們又恍然承認拿破侖確實是一個強盜。就是這個流放者離別了心愛的人們和他鐘愛的法國，在孤島的礁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恢宏的業績留給后世。歐洲的反動勢力又重新抬頭，各國的君主又重新欺壓百姓。

　　列位諸君切莫認為這是一個諷刺——是一幅描述歷史的漫畫。恰恰相反，這是對所有史學家，從回憶錄、各國專史到那個時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編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問的論述所給予的最溫和的表述。

　　這些回答之所以荒誕可笑，是因為現代史好像一個聾子，在回答著誰也沒有問他的問題。

　　如果說，史學的宗旨是記述人類和各民族的活動，那末，第一個問題（不回答這個問題，則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動是受什么力量推動的？對這個問題，現代史不是處心積慮地說拿破侖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說路易十四狂妄，剛愎自用，再不然就例舉有哪些作者撰寫了哪些書。

　　雖然，所有這一切說法很可能都是對的，人們也愿意同意這些說法，可是，那畢竟還是答非所問。假如我們承認神權，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總是借助于拿破侖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們來管理本民族的話，縱然，這一切說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們并不承認這種神權，因此，在談論拿破侖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們之前，應該闡明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動之間有什么關系。

　　假如不是神權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說明那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新力量，因為歷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學家仿佛認為這種力量是不言而喻和盡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飽覽史籍的人，盡管滿心想承認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為什么史學家們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呢？

　　————————————

　　什么力量推動各民族前進？

　　有些傳記史家和個別民族史的史學家認為這種力量乃是英雄和統治者天賦的權力。按照他們對歷史的闡釋，歷史事件的發生完全是由拿破侖之流、亞歷山大之流的意志所決定的。這類史學家對推動歷史事件的力量這個問題的回答，只有當普天之下只有一位歷史學家，而且只對每個歷史事件加以闡述的時候，才算是令人滿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國家不同觀點的史學家論述同一歷史事件的時候，他們的各種答案便頓然失去一切意義，因為他們對這種力量的理解不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學家說，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侖的權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說，是由亞歷山大的權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卻說是由第三個某某人的權力造成的。此外，這類史學家甚至連解釋某人權力所依據的力量的時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爾說，拿破侖的權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則說，他的權力是基于他的詭詐和對人民的欺騙。這類史學家互相攻訐，使人們無法理解產生歷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連什么是歷史的本質問題都提不出任何像樣的答案。研究各國歷史的通史家，似乎覺察到專題傳記史家對造成歷史事件的力量的觀點有欠公允，他們不承認這種力量就是英雄和統治者的天賦的權力，而認為這種力量是各種各樣不同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對描述一場戰爭或者征服一個民族的問題，他們不是從某一個人物的權力上尋找原因，而是從與事件有關聯的許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尋求原因。

　　根據這種觀點，歷史人物的權力既然是由許多力量互相作用而產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當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權力視為一種促成歷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來看待。根據他們表述的觀點，歷史人物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他的權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而歷史人物的權力是一種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飛努斯、斯羅薩以及其他一些人，時而證明拿破侖是革命的產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識的產物，等等，時而又干脆地說，一八一二年的遠征以及別的他們所不喜歡的事件只不過是拿破侖的錯誤意志的產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識發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侖的獨斷專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緒產生了拿破侖的政權，而拿破侖的政權又壓制了革命思想和公眾的情緒。

　　這種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這種情況不僅到處可以見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論著從頭到尾都是由這一系列矛盾構成的。這種矛盾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廢了。

　　要把幾種分力組成一個合力，則合力必須等于各分力的總和，世界上的通史家們從來就沒有恪守這個基本條件，因此為了要說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夠的分力的情況下，只得假設還有一種影響合力的不可解釋的力量。

　　專題史學家在論述一八一三年遠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復辟時，很直率地指出，這些事件是由亞力山大的個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飛努斯斷然否定專題史學家的這種觀點，他極力證明、一八一三年的遠征和波旁王朝的復辟，除了由于亞歷山大的意志外，還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爾夫人、塔列蘭、費希特、謝多勃良以及其他諸人的行動造成的。

　　這位傳記史學家顯然把亞歷山大的權力化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蘭、謝多勃良等等。這些分力的總和也就是謝多勃良、塔列蘭、斯塔埃爾夫人以及其他諸人的作用，顯然不等于整個合力，也就是說，并不等于千百萬法國人順從波旁王朝這一現象。因此，要說明這些分力是以何種方式變成千百萬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說，等于一個A的那些分力是怎樣得出等于一千個A的合力的，這位史學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個力量——權力，并且承認權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說，他不得不承認一種無法解釋的影響合力的力量。通史家們就是這樣做的。其結果是他們不僅與專題史學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鄉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們說“風吹烏云散”，還是說“風吹烏云來”，這要看他們需要雨還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這樣，有時候，當他們愿意這樣說的時候，當這樣說符合他們的理論的時候，他們就說，權力是事件的產物，而當他們需要證實其他論點時，他們就說：“權力造成事件。”

　　第三類史學家，就是所謂的文化史學家，他們遵循通史家開辟的道路，有時認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們對這種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們認為所謂的文化、智力活動就是這種力量。

　　文化史學家完全追隨著前輩通史學家走過的道路前進，因為，如果歷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關系來說明，那么，歷史事件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寫了某些書來說明？文化史學家從伴隨著每個重要現象的大量特征中選出智力活動這一特征，并且聲言這一特征就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是，盡管他們竭力證明事件發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動，而我們只有作出重大讓步，才能承認智力活動與民族運動之間有某種共同之處。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承認是智力活動指導人們的行動，因為宣揚人人平等的學說，所引起的法國革命的殘酷屠殺，宣揚博愛的學說所引起的罪惡的戰爭和執行死刑，這些現象同這種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認那些充斥于史書的荒誕離奇的論斷都是正確的，承認各民族是受一種所謂觀念的不明確的力量所支配的，而歷史的主要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權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顧問和其他人的影響，還要加上一種力量——觀念，而觀念同群眾的關系則有待說明。如果說拿破侖擁有權力，所以事件就發生了，這還可以理解。退一步說，拿破侖與別的勢力結合起來，成為發生事件的原因，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約論》如何能使法國人互相殘殺，如果不把這種力量和那個事件的因果關系說清楚，就無法理解了。

　　毫無疑問，同時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間都存在著聯系，因此從人們的智力活動和他們的歷史運動之間也可以找到某種聯系，這就像在人類的活動和商業、手工業、園藝，或者任何哪一行業之間可以找到這種聯系一樣。但是，為什么文化史學家認為人類的智力活動是全部歷史活動的原因或表現，這就令人費解了。史學家的這種結論只能用以下兩點來說明：第一，歷史是由學者來編寫的，因此，他們自然樂于認為他們那個階層的活動是全人類活動的基礎，就像商人、農民和軍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軍人不寫歷史，所以沒有以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第二，精神活動、教育、文明、文化、思想——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確的概念，在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義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隨意編成理論的字句。

　　但是，我們姑且不說這類歷史著作的內在價值（這類歷史著作很可能對某個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來越接近通史，這些歷史學家仔細認真地分析各種宗教、哲學和政治學說，認為它們是產生歷史事件的原因，每當歷史學需要敘述某一實際歷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遠征），這些歷史學就不自覺地把這樣的歷史事件說成是權力的產物，開門見山地說，這次遠征是拿破侖意志的產物。如果文化史學家這樣說的話，他們就不由自主地陷于自相矛盾之境地。因為這種情況表明，他們杜撰出來的新力量并不能說明各種歷史事件，而他們似乎不愿意承認的那種權力才是理解歷史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