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二年來到了，然后又過了七年。奔騰洶涌的歐洲歷史的海洋已經(jīng)平靜了。它似乎沉默下來，但那些推動人類前進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為規(guī)定這些力量運動的法則，我們還不了解），卻繼續(xù)起著作用。

　　雖然，歷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運動，但人類卻像不斷前進的時間一樣，繼續(xù)向前邁進。人們所組成的各種集團建立了，又解散了。國家的建立和解體以及各個民族的遷移的種種原因都在醞釀著。

　　歷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樣從此岸向彼岸兇猛急遽地沖擊；但它卻在海水的深處洶涌翻騰。歷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樣被波濤從此岸向彼岸卷過來卷過去；現(xiàn)在他們仿佛停留在原處，只是在漩渦里打轉(zhuǎn)。原先，這些歷史人物領導著軍隊，發(fā)布命令，宣戰(zhàn)、出征、會戰(zhàn)，藉之以擊退民眾運動；而現(xiàn)在卻巧用政治和外交手腕，利用法律和條約來擊退洶涌澎湃的群眾運動。

　　歷史人物的這種活動，史學家們稱之為反動。

　　史學家們在描述這些過去的歷史人物的活動時，往往聲色俱厲地譴責他們，因為史學家們認為那些歷史人物就是他們所指的反動的禍根。當時所有聞名的人物，從亞歷山大和拿破侖到斯塔埃爾夫人、福蒂、謝林、費希特、謝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學家們的嚴正的審判，并視他們是否有助于進步或反動而宣告無罪或加以譴責。

　　按照史學家們的記載，這一時期在俄國也發(fā)生過反動，這次反動的元兇，就是亞歷山大一世。正是這個亞歷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學家們的記載）在其統(tǒng)治初期就倡導自由主義，宣揚拯救俄國。

　　在現(xiàn)有的俄國文獻中，從中學生到學識淵博的史學家，沒有一人不因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的錯誤行為而向他投擲石子。

　　“他本應如此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則做得糟。他在當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給波蘭制訂憲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權(quán)授與阿拉克契耶夫、鼓勵戈利岑和神秘主義，嗣后又鼓勵希什科夫和福蒂，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過問前線的軍隊，做得不對；解散謝苗諾夫兵團，他也處理得不當，等等，等等。”

　　史學家根據(jù)他們所具有的關于人類福利的知識，對亞歷山大一世所作的種種責備，如果要加以枚舉的話，就得寫滿整整十頁紙。

　　這些責備是什么意思呢？

　　亞歷山大一世受到史學家贊揚的行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義的創(chuàng)舉、抗擊拿破侖、一八一二年所表現(xiàn)的強硬態(tài)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學家譴責的行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蘭復國、二十年代的反動，不都是從形成亞歷山大一世個性的血統(tǒng)、教育、生活諸條件的同一根源中產(chǎn)生出來的嗎？

　　這些責備的實質(zhì)究竟是什么呢？

　　其實質(zhì)在于：亞歷山大一世是一個處于人類權(quán)力可能達到的頂峰、就像是處于奪目的歷史光輝在他身上聚成的焦點上的歷史人物。像他這樣的人物，理應受到伴隨權(quán)力而來的陰謀、欺詐、阿諛、自欺的世上最強有力的影響；像他這樣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時每刻都感到自己應對歐洲所發(fā)生的一切負責。這個人物不是憑空虛構(gòu)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樣，有自己的習慣、情欲、對真善美的渴望——這個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學家也沒有在這方面責難他）。但是他卻沒有當代教授們對人類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觀點——這些教授們從青年時代起就鉆研學問，廣談博覽，領會講義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假定說，五十年前亞歷山大一世對人類的幸福的看法是錯誤的，那么，當然也應該這樣認為，指摘亞歷山大的史學家對人類幸福的觀點，在若干年之后，也將被認為是不正確的。這種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為我們只要注意一下歷史的發(fā)展，就會看到，對人類幸福的看法，隨著時代的不同，隨著作家的不同，在不斷地改變著。因此，本來認為是福，十年后就會認為是禍，反之亦然。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對禍福的看法有時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認為給波蘭以憲法和神圣同盟是亞歷山大的功勞，但另一些人卻因此而譴責亞歷山大。

　　對亞歷山大和拿破侖的行為，不能簡單地說有益或有害，因為我們說不出它為什么有益和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歡某些活動，無非是因為這些活動不符合他對幸福的狹隘的看法。不論是一八一二年我父親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還是俄國軍隊的光榮，或者彼得堡大學或其他大學的繁榮，或者波蘭的自由，或者俄國的強大，或者歐洲的均衡，或者歐洲的某種文明進步，對這些現(xiàn)象不論我是否認為是福，我都得承認，任何歷史人物的行為，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還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帶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們假定所謂科學有調(diào)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好壞永不改變的尺度。

　　我們假定，亞歷山大能夠按照另外一個樣子來做這一切事情。我們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責他的、自命深知人類活動終極目標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時依照現(xiàn)在指責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綱領（似乎也沒有更新的綱領了）治國。我們假定，可能有這么一個綱領，而且已經(jīng)擬定好了，亞歷山大也按照這個綱領來辦了。那么，那些反對當時政府方針政策的人們的一切活動——史學家認為那些活動是有益的，好的，會成什么樣呢？這種活動是不會有的，實際的生活也不會有，所有這一切都不會有的。

　　如果說，人類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實際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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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史學家那樣認為，是偉大的人物引導著人類達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國或法國的強大，歐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傳播，普遍的進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么不用機遇和天才這兩個概念，就無法解釋歷史現(xiàn)象了。

　　如果本世紀（十九世紀）初歐洲歷次戰(zhàn)爭的目的乃在于實現(xiàn)俄國的強大，那么，沒有戰(zhàn)爭和侵略也能達到這個目的。如果目的是為了法國的強大，那么，不進行革命，不建立帝國，這個目的也能達到。如果目的是傳播思想，那么，出版書籍就比動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為了文明進步，那么，不用多說，除了使用屠殺生命和銷毀財富的手段之外，還有其他更適宜于傳播文明的途徑。

　　那么，為什么事情是這樣發(fā)生而不是另一種情況呢？

　　歷史告訴我們：“機遇創(chuàng)造時勢，天才加以利用。”事情就是這樣。

　　但什么是機遇？什么是天才？

　　機遇和天才并不表示任何現(xiàn)實中存在的東西，因此無法下定義。這兩個詞只表示對現(xiàn)象的某種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某種現(xiàn)象怎么會發(fā)生。我想，我無法知道，因此也不想知道，我就說：這是機遇。我看到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產(chǎn)生同人類本性不相稱的行為。我不明白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所以我只好說，這是天才。

　　羊群中有一頭公羊，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它趕進一個特殊的單獨羊圈，去喂養(yǎng)，于是它長得比別的羊肥一倍，對這群羊來說，這只羊似乎是一個天才。這頭羊每天晚上不是進普通的羊圈，而是到特殊的單獨羊圈里去吃燕麥，于是這頭羊長得特別肥，被作為肉羊送去屠宰。這種情況應該說是天才與一系列特殊的偶然機會的奇妙結(jié)合。

　　但是，那些綿羊只要不再認為，它們所遇到的一切都是為了達到它們這群羊的目的；只要認為它們周圍所發(fā)生的事件可能有它們所不了解的種種目的。那么，它們就會立刻看到，那頭養(yǎng)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具有連貫性和統(tǒng)一性。即使它們不知道喂肥這頭公羊的目的何在，它們起碼知道，那只公羊的遭遇絕非偶然，因此，不論是機遇還是天才這些概念，它們已經(jīng)無須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認最終目的是無法知道的，我們就能看出那些歷史人物一生中遇到的事情的連貫性和合理性。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他們那種不符合人類本性的行為的原因，因而我們也就不需要機會和天才這些名詞了。

　　我們只有承認，歐洲各國人民動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們并不清楚。我們只知道以下事實；起初在法國，后來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魯士，在奧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國——在這些地方都發(fā)生了屠殺事件；還有，西方向東方進軍，東方向西方進軍，所有這些事件構(gòu)成了一個共同的本質(zhì)。這樣我們不僅不必在拿破侖和亞歷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們獨有的特點和天才，而且對這兩個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認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時我們也無須用偶然性來解釋促使這些歷史人物本身發(fā)生變化的那些瑣事，而且將會明顯地看出，這一些瑣事也是必然會發(fā)生的。

　　放棄對最終目的的探求，我們便會清楚地看到，一種植物有一種植物的花朵和種子，我們無法去空想更適合于這種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種子。同樣，我們也無法想象其他兩個有各自經(jīng)歷的人能比拿破侖和亞歷山大更合適地、更細致地和更徹底地完成他們天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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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十九世紀）初葉，許多歐洲事件中的一個重大事實，那就是歐洲各國的民眾自西向東、后來又自東向西的黷武活動。這種活動是從自西向東的進軍開始的。

　　西方各國為了能夠完成直搗莫斯科的好戰(zhàn)行動，必須做到：一、組成一支足以對付東方軍隊的龐大軍事集團；第二、擯棄一切舊有的傳統(tǒng)和習慣；第三，要有一個首領，在進行其軍事活動時，他既能為他們，也能為他自己的欺詐、搶劫和屠殺等行為進行辯護。

　　隨著法國革命的爆發(fā)，舊的不夠強大的集團逐漸崩潰，舊習慣和舊傳統(tǒng)逐漸消亡，具有新規(guī)模的集團、新習慣和新傳統(tǒng)逐步形成，一個領導未來運動并對即將發(fā)生的一切承擔全部責任的人物應運而生。

　　一個沒有信仰、沒有習慣、沒有傳統(tǒng)、沒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國的人似乎憑借極其奇特的偶然機會，在使法國波動的各黨派之間，不依附其中的任何黨派，竟然出人頭地，爬上了顯赫的地位。

　　同僚的淺薄無知、對手的軟弱而渺小、本人的撒謊本領、華而不實和剛愎自用使他成為軍隊的首腦。意大利士兵的優(yōu)良素質(zhì)、敵人的喪失斗志、孩子般的沖動魯莽和盲目自信，使他獲得了軍事聲望。他到處碰到的都是所謂的機會。他在法國執(zhí)政者面前失寵反而造成他的有利形勢。他企圖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未成功；他投奔俄國軍隊，未被錄用；要求去土耳其參軍，也沒有去成。在意大利戰(zhàn)爭期間，他幾次處于死亡邊緣，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國軍隊，就是那后來使他身敗名裂的俄國軍隊，由于外交方面的種種考慮，直到他離開歐洲時才進軍歐洲。

　　他從意大利回國，發(fā)現(xiàn)巴黎政府分崩離析，凡是參與這個政府的人，無不遭到清洗和毀滅。

　　正在此時，又竟無理智地莫明其妙地讓他遠征非洲，很自然地使他擺脫了危險的處境。這時，他又碰上了偶然的情形。無法攻破的馬耳他島竟不戰(zhàn)而降，最輕率的軍事命令卻取得了勝利。事后連一條船也不準通過的敵方海軍，當時卻讓拿破侖全軍通過。在非洲，他對幾乎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這些罪行的人，特別是他們的首領，竟使自己相信，認為這么干很好，很光榮，這才像古羅馬的皇帝凱撒和馬其頓君王亞歷山大。

　　那種光榮與偉大的理想是：拿破侖及其手下之輩不僅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惡劣，而且還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賦予它莫明其妙的超自然意義——正是這種必能指導這個人及其隨行者的理想在非洲獲得充分的發(fā)揮。他不論做什么都是馬到成功。連瘟疫也沒有傳染給他。屠殺俘虜?shù)谋┬袥]有歸咎于他。他像孩子般地毫無道理地也不光彩地撒下患難中的伙伴，若無其事地又從非洲溜走，并且連這種舉動也算成他的功績，而敵人的海軍又兩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并準備繼續(xù)演出自己的鬧劇，他又茫無目的地闖到巴黎。這時一年前可能置他于死地的共和國政府更加腐朽透頂，于是他這個超然于各黨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價百倍。

　　他沒有任何計劃，他什么都怕，但各黨派都拉攏他，要求他參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植了光榮和偉大的理想，他瘋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膽地犯下罪行，他毫無顧忌地撒謊，只有他這樣的人才能為所發(fā)生的事辯護。

　　那個需要他的位置在等待他，因此，幾乎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盡管他猶豫不決，缺乏計劃，屢犯錯誤，但他還是被拉去參與以攫取權(quán)力為目的的陰謀活動，而且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會議。他驚慌失措想要逃走，認為自己末日已到；他假裝暈倒，胡言亂語，這些毫無意味的話本來可能送掉他的性命。但是，原來那么精明老練、驕傲自大的法國統(tǒng)治者，這時覺得他們的戲現(xiàn)在已經(jīng)演完，顯得比他更加狼狽，他們說起話來，顛三倒四，語無倫次，結(jié)果既不能保住政權(quán)，也不能將拿破侖置之于死地。

　　機遇，成千上萬個機遇，賜給他權(quán)力，而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協(xié)助他確立這個權(quán)力。機遇使當時的法國統(tǒng)治者情愿服從他；機遇使保羅一世情愿承認他的權(quán)力；機遇使反對他的陰謀不僅對他無害，反而鞏固了他的權(quán)力。機遇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且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殺害公爵。所有這一切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力地使群眾信服他有權(quán)有勢。機遇使他把全力遠征英國的意圖（遠征英國肯定會使他毀滅，而且這個意圖永遠無法實現(xiàn)）突然改為進攻馬克和他率領的不戰(zhàn)而降的奧地利軍隊。機遇和天才給了他在奧斯特利茨的勝利。由于偶然所有的人，不僅法國人，而且全體歐洲人（僅未參與當時事件的英國人除外），盡管原先對他的罪行懷有恐懼和厭惡，現(xiàn)在也承認了他的權(quán)力，承認了他自封的稱號，承認了他那偉大與光榮的理想，并認為這種理想是美好和合理的。

　　西方列強在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年幾次東進，不斷地增強和壯大，好像是在估量一下自己的實力，以便對行將到來的運動作好準備。一八一一年法國組成的聯(lián)隊同中歐各國的人丁匯合成一個龐大的集團。隨著隊伍的不斷壯大，替軍事領袖制造輿論、進行辯護的勢力也不斷增強。在準備大規(guī)模運動前的十年中，這位領袖人物糾集了歐洲所有頭戴王冠的人。世界各國的統(tǒng)治者原形畢露，無力對抗拿破侖的光榮與偉大的理想。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魯士國王派他的妻子向這個偉人阿諛諂媚；奧地利皇帝認為，這位大人物把公主請進床幃是莫大的恩寵；教皇，各國人民的神圣保護者利用宗教來抬高這位偉人的身價。與其說拿破侖自己給自己準備好扮演的角色，不如說周圍的人讓他承擔正在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事件的全部責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樁罪行和小小的詐騙行為，都立刻被他周圍的人說成是偉大的楷模。日耳曼人為他想出的最好慶典是耶拿和奧爾施泰特的慶祝活動，不僅他是個偉人，連他的祖先、兄弟、養(yǎng)子和妹夫都很偉大。一切事情的發(fā)生都要為了使他喪失最后一點理性，準備讓他去扮演最可怕的角色。等他準備好了，兵力也準備好了。

　　侵略軍的矛頭指向東方，并到達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淪陷，俄軍的損失比敵軍先前從奧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歷次戰(zhàn)爭所受的損失還慘重。但是突然使他從一系列勝利走向既定目標的偶然和天才消失了，出現(xiàn)了無數(shù)相反的偶然——從他在波羅底諾著涼傷風到天氣嚴寒以及焚燒莫斯科之火。同時，天才也不見了，代之以史無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軍逃跑了，不停地往回跑，一逃再逃，如今一切機會和偶然都不是幫助他而是同他作對了。

　　自東向西的一次逆向的軍事行動現(xiàn)在發(fā)動了，它同原來自西向東的運動十分相似。在大規(guī)模行動發(fā)生之前，一八○五年、一八○七年、直到一八○九年也有自東向西的同樣行動的嘗試，也同樣組成了龐大的軍事集團；也有中歐各國的參與，也有中途動搖，也是越接近目的地行動的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達到了。拿破侖的政府和軍隊垮臺了。拿破侖本人也就沒有什么價值了，他的一切行動都顯得可憐和可惜。但是，一個莫明其妙的偶然機會又出現(xiàn)了。盟國仇恨拿破侖，認為他是他們遭受災難的禍根。拿破侖被剝奪了權(quán)力，他的罪惡和奸詐，受到無情的揭露，人們理應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樣，看出他是個無法無天的強盜。然而，由于某種奇怪的偶然機會，誰也沒有看出這一點。他的戲還沒有演完。這個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認為無法無天的強盜，被遣送到離法國兩天航程的小島上，并讓他管轄小島，又給了他衛(wèi)隊，不知為什么還送給他幾百萬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