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第四部（5）

　　皮埃爾在表面上幾乎沒有什么改變。外表上他和先前一個樣。他完全和從前一樣，心不在焉，他好像所關心的并不是眼前的一些事情，而是他自身的、某種特別的事情。他過去的狀態和現在的狀態之間所不同的是：先前，當他忘記了眼前的事情和人們對他所說的話的時候，他總是緊鎖著自己的眉頭，好像是他想看清楚而又不能夠看得清楚的，那種距離他很遙遠的某種東西。現在他仍然是不記得人們對他說過的那些話，不記得在他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但是，現在他帶著看不出的好像是嘲諷的微笑注視著他面前的東西，傾聽著人們對他所說的話，雖然他所看見的和所聽見的很明顯地完全是另外的一些事情。從前，他雖然顯得是一個善良的人，然而，他卻是一個不幸的人；因此，人們總是遠遠地躲避著他。可是現在，在他的嘴角邊上經常掛著人生歡樂的微笑，眼睛里閃著對人同情的亮光——好像是在問：他是不是跟我一樣感到滿足？只要有他在場人們都感到愉快。

　　從前，他一說起話來總是滔滔不絕，表現得慷慨激昂，他只顧自己說，很少聽別人說的話；現在他不太熱中于這種談話而且還善于聽人家說話，因此人們也樂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訴他。

　　這位公爵小姐從來都不喜歡皮埃爾而且對于他特別反感，自從老伯爵去世之后，她就感到自己應當感謝他。使她煩惱和驚奇的是，在她低達奧廖爾作短暫的逗留之后，她原本打算表明，雖然他忘恩負義，而她仍然認為有責任照料他，公爵小姐很快就感覺到，她喜歡皮埃爾。皮埃爾從不去討公爵小姐的歡心。他只是帶著一種好奇心去觀察她。最初，公爵小姐覺得，在他投向她的目光中有一種冷漠的和嘲笑的表情，因而，她在他面前也像在其他人的面前一樣，表現得十分拘束，只顯露出她在生活中的好斗的一面；而現在則又相反，他好像在探索她靈魂深處隱藏的東西；她開頭不信任他，而后來卻懷著感激的心情對他表露出她性格中善良的方面。

　　即使是一個最狡猾的人，也不能那么輕而易舉地就獲得公爵小姐的信任，就能呼喚起她對最美好的青春的回憶和對青春的熱愛。而在當時皮埃爾的一切狡猾只在于在這一位兇狠的、無情的，有其所特有的傲慢的公爵小姐身上喚醒人類的感情，他也以此為樂罷了。

　　“是的，他只要是不受壞人的影響，而是在像我這樣的人的影響之下，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公爵小姐對她自己這樣說道。

　　在皮埃爾身上所發生的這一切變化為他的兩個仆人——捷連季和瓦西卡——所發覺。他們發覺他隨和多了。捷連季常常幫他脫下衣服，把衣服和靴子拿在手上，向他問過晚安，而又遲遲不肯離開，想看一下老爺是不是還有什么吩咐。皮埃爾看得出來，捷連季想和他聊一聊，皮埃爾多半要把他留下來。

　　“呶，給我講一下……你們是怎樣弄到吃的東西的？”他問道，于是捷連季就講起莫斯科的毀滅，講起已去世的老伯爵，就這樣，他手上拿著衣服，在那里一站就站很長時間，有時他也聽皮埃爾講述他的故事，然后，他懷著主人對他的親切和他對主人的友好感情回到前廳。

　　給皮埃爾治病的醫生每天都要前來給他診病，雖然，這位醫生按照一般醫生的習慣，認為自己要做出每一分鐘對于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樣子來，然而，就是他常常在皮埃爾那里一坐就要坐上幾個小時，講述他自己所喜歡的一些故事和他對一般的病人，尤其是女病人的脾氣的觀察。

　　“是的，跟他那樣的人談談是一樁樂事；他和我們本省的人不一樣，”他說。

　　在奧廖爾有幾個被俘的法國軍官，這位醫生帶來了其中一個年青的意大利軍官。

　　這位軍官經常到皮埃爾那里去，公爵小姐常常取笑這個意大利人對皮埃爾所表露出來的那些溫情。

　　看來，這個意大利人只有在他能得以去皮埃爾那里并且能夠和他交談，他才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他向皮埃爾講述他的過去，講述他的家庭生活，講述自己的愛情和向他發泄他對于法國人，特別是對拿破侖的憤慨。

　　“假如所有的俄羅斯人都能多少有點像您這樣，”他對皮埃爾說，

　　“同您這樣的人民打仗，簡直是罪過，法國人使您遭受了那么多的罪，而您甚至并不仇恨他們。”

　　現在皮埃爾已經贏得了這個意大利人滿腔的熱情，這只不過是由于他喚醒了他的天良——靈魂中的優秀品質——并且他已經欣賞靈魂中的這種優秀品質。

　　皮埃爾在奧廖爾逗留的最后一些日子，有一位他的老會友維拉爾斯基伯爵——就是一八○七年介紹他參加共濟會支部的那個人，前來看望他。維拉爾斯基伯爵與一個富有的俄羅斯女人結了婚，這個女人在奧廖爾省擁有幾所大莊園，他在本市的軍用糧站找到了一份臨時性的工作。

　　維拉爾斯基獲悉別祖霍夫在奧廖爾之后，雖然他們兩人之間并不很熟悉，但是維拉爾斯基在會見他時所表現出來的友誼和熱情，就好像是在沙漠中人們相遇時那樣。維拉爾斯基在奧廖爾很寂寞，他能夠遇到和自己同屬于一個圈子，同時他又認為在興趣上和自己相同的人，感到十分高興。

　　但是，使維拉爾斯基驚奇的是，他很快就發現皮埃爾已大大落后于現實生活，他自己在內心中已斷定皮埃爾已經陷入淡漠和利己主義之中。

　　“你太消沉了，我的朋友。”他對他說。盡管維拉爾斯基現在和皮埃爾在一起較之以往覺得更加愉快，他每天都要到皮埃爾那里去。而皮埃爾現在看維拉爾斯基和聽他說話的時候，想到自己在不久之前也是這個樣子，就感到奇怪和難以相信。維拉爾斯基是一個已結了婚的，有妻室的人，他忙于料理妻子的事情、自己的公務和家庭的事務。他認為，所有這一切事務，實質上是人生的障礙，這一切都是卑鄙的，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個人和家庭的利益。軍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共濟會的問題，都繼續不斷地吸引著他的注意力。而皮埃爾并不力圖去改變他的觀點，也不加以指責，而是帶著他現在常有的那種平靜的、快活的嘲笑欣賞這種奇怪的、他如此熟悉的現象。

　　皮埃爾在他和維拉爾斯基、公爵小姐、醫生以及他所遇見的所有的人的友誼交往中，有一個新的特點，因此博得了所有人的普遍好感，這就是承認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索、去感覺和去觀察事物；承認不可能用語言來改變一個人的信念。每一個人所應當具有的，這種合乎情理的特點，在以前曾經使皮埃爾激動和惱怒過，而如今卻成為能同情別人和激起興趣的一種基礎。人與人相互之間在生活中的觀點不同，甚至于觀點完全相反，這使皮埃爾感到高興，引起他顯現出嘲諷的、溫和的微笑。

　　在一些實際問題上，皮埃爾現在出乎意料之外地感到自己對遇到的事情有了主見，而這是從前所沒有的。原先，每一件金錢問題，特別是像他這樣十分富有的人所常常遇到的那樣，當有人向他乞討金錢時，總使他感到進退兩難，沒有一點辦法應付，心中焦急不安。“是給呢還是不給？”他自己問自己。“我很有錢，而他正需要錢。但是還有別的人更需要錢。可誰是最迫切需要的呢？也許他們倆是一對騙子吧？”從前，他對這樣一些問題找不到任何解決辦法，只要他有錢就給，誰向他要，他就給誰，都給。過去，每當遇到有關財產方面的問題時，有的人說，應當這樣辦，而又有人說，應當那樣辦，而他呢，同樣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

　　現在，令他感到驚奇的是，在所有這一切問題上他不再是猶豫不決和焦急不安了。現在在他心中出現了一個審判官，按照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些法則決定，哪些事情應當做和哪些事情不應當做。

　　他對金錢問題仍然像以前一樣漫不經心，但是他現在明顯地知道什么事情是應當做的和什么事情是不應當去做的。這個新審判官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對付一個被俘虜來的法軍上校向他提出的請求：這位上校在皮埃爾那里講述了他的許多功績，末了，他差不多是正式向皮埃爾提出請求，向他要四千塊法郎，寄給他的老婆和孩子。皮埃爾沒有費絲毫力氣，也并不緊張，一口就回絕了他，事情一過，他自己也感到驚奇，這種事要是在過去好像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的一道難題，卻原來又是那么簡單，那么輕而易舉。在拒絕了那位上校的要求的同時，他又打定主意在離開奧廖爾時，必須使用點計巧，以便要那個意大利軍官能收下他一些錢，看來，他顯然是需要錢用的。皮埃爾在處理他妻子的債務和是否要修復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別墅的問題上，再一次證明了他對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確實有了主見。

　　他的總管來到奧廖爾見他，于是皮埃爾和他一道對已經變化了的收入作了大致的計算。按照總管的估計，在莫斯科大火災中皮埃爾損失了大約二萬盧布。

　　這位總管為受這些損失，對皮埃爾加以安慰，他向皮埃爾算了一下賬，他說，盡管遭受了這些損失，如果他拒絕償還公爵女兒欠下的債務，他本來就沒有償還這些債務的義務；如果他不去修復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別墅，這些建筑物除了每年要耗費八萬盧布的巨額支出外，什么收益也得不到，這樣，他的收入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有所增加。

　　“是的，是的，這是真的，”皮埃爾高興地笑著說，“是的，是的，這一切我都不需要了，我因為破了產還變成一個大富豪了。”

　　但是，在一月份薩韋利伊奇從莫斯科來到這里，他講述了莫斯科的情況，還講述了建筑師為修復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別墅所做的預算，他在講述這些事情時就好像是在講已經決定了的事情似的。在此期間，皮埃爾收到了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從彼得堡的來信。在這些信中都提到了他妻子所欠下的債務。于是皮埃爾決定：總管提出來的，令他如此高興的計劃是不正確的，他必須親自去彼得堡處理好妻子的一切后事；必須去莫斯科修繕好房屋。至于為什么要這樣做，他不知道，但他毫不含糊地知道，應該這樣去做。由于他的這一決定，使他的收入減少了四分之三。但是應該這樣去做；他感覺到了這一點。

　　維拉爾斯基要到莫斯科去，于是他們商定一同前往。

　　皮埃爾在奧廖爾的整個康復期間，親身體會到自由和生活的樂趣；然而，當他在旅行途中置身于自由天地時，看見了數以百計的陌生人的面孔時，這種感覺就更加強烈了。在整個旅途中間，他感受到就像小學生在放假期間的那種高興。所有的人：趕馬車的車夫、驛站看守人、大路上的或村子里的農民——所有這些人在他的這些話只能使皮埃爾更加高興。維拉爾斯基的眼中都具有一種新的意義。維拉爾斯基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國比歐洲窮，比歐洲落后，還要加上愚昧無知，維拉爾斯基的眼里所看見的是死氣沉沉的地方，而皮埃爾卻在漫天大雪中，在這一望無垠的大地上看見了非常強大的生命力，這種力量支持著這個完整的、獨特的、統一的民族的生命。他并不去反駁維拉爾斯基，好像同意他所說的話似的（這種違心的同意是為了避免發生無謂的爭論的一種最簡便的方法），他面露出一種快樂的微笑，傾聽著他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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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解釋到底是為了什么目的螞蟻從被毀壞的巢穴中匆匆忙忙的出來，有一些拖著細小顆粒的食物、蟻卵和死蟻的尸體從巢穴中出來，另外一些又返回巢穴——為什么它們互相沖撞、追逐、廝殺，與此相似的是，令人同樣地難以解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俄國人民在法國人撤退之后，又在那塊從前被叫作莫斯科的地方聚集起來。然而，與此相類似的是，當我們觀察在被毀壞了的蟻穴周圍散布的螞蟻時，雖然蟻穴已完全被毀壞，但是，從挖洞的昆蟲那種毫不松懈、充滿活力和無限的數量可以看得出來，雖然一切都被毀掉了，但是，那種營造蟻穴的全部力量是堅不可摧的，是非物質的東西，卻依舊存在著，——莫斯科的情形正是這樣，十月間，雖然沒有政府，沒有教堂，沒有神圣的東西，沒有財富，沒有房屋，然而依然是八月間的那個莫斯科。一切都被毀掉了，但是那種非物質的、然而卻是強有力的、堅不可摧的東西依然存在著。

　　莫斯科在肅清了敵人之后，人們懷著各式各樣的個人動機——最初大多數人懷著一種野蠻的獸性動機，從四面八方擁入莫斯科。只有一種動機是人們所共有的，那就是趕快到那個從前叫做莫斯科的地方，去到那里從事自己的活動。

　　過了一周以后，莫斯科已有居民一萬五千人，兩個星期以后，就有了二百萬五千人了，以此類推。這個數字不斷地增加了又增加，到了一八一三年秋天，就超過一八一二年的人口數量了。

　　第一批進入莫斯科的俄國人是溫岑格羅德部隊的哥薩克、莫斯科附近村莊的農民和從莫斯科逃出后隱藏在莫斯科郊區的居民。進入被破壞了的莫斯科的俄國人，發現莫斯科已被洗劫之后，他們也開始搶劫起來。他們繼續干法國人干過的事情。農民們把裝載東西的馬車趕到莫斯科來，以便把丟棄在莫斯科被毀壞了的房屋內和大街上的一切東西都運回到鄉下去。哥薩克們把所有能搬走的東西都搬運到他們的營房里；原先的房主們把他們在別人的房子里發現的任何東西統統搬走，他們謊稱這些東西是他們的財產。

　　但是，緊接著第一批搶劫者進城搶劫之后，又來了第二批、第三批。然而，隨著搶劫者的與日俱增，要想搶到東西，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并已形成了一些更加確定的方式。

　　法國人在占領了莫斯科之后，雖然發現莫斯科已經是一座空城，但仍具有一個有機地、正常地生活過的城市的一切組織形式，它有各種各樣的商業和手工業，有奢侈品，有政府管理機構和宗教團體。這些機構雖然完全癱瘓了，然而它卻依然存在著。這里有商場、小鋪子、商店、糧店、集市——大部分都還存有貨物；這里有工廠、作坊；有富麗堂輝的宮殿和巨賈權貴的府第；這里有醫院、監獄、政府機關、禮拜堂、大教堂。法國人占領的時間越久，這些城市生活組織形式就被消滅的越多，最后，變得一塌糊涂，遭受劫難之后，呈現成一片死氣沉沉的廢墟了。

　　法國人的搶劫持續的時間越久，莫斯科的財富遭受的破壞就越嚴重，搶劫者的力量也就損失得越多。而俄國人占領了自己的首都之后，開始了俄國人自己的搶劫，這種搶劫越是繼續進行，參加搶劫的人就越來越多，莫斯科的財富和城市的正常生活反倒恢復得越快。

　　除了搶劫者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人，有的受好奇心的驅使，有的為了政府的公務，有的為了個人打算：房產主、僧侶、大大小小的官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從四面八方就像血液流入心臟那樣涌進莫斯科。

　　一個星期之后，那些趕著載貨的空大車以便把東西運走的農民，被政府當局扣留了下來，迫使他們把城里的死尸運到城外去。另外的農民在聽到伙伴們在城內搶不到東西時，他們就把糧食、燕麥、干草運到城內，他們互相壓低價格，把價格壓得比從前還要低。農村里只能干粗木工活的木匠，為了多掙點工資，他們從四面八方涌入莫斯科，一時間，到處都在建造木頭房子，修理被大火燒焦的房子。商人們搭起棚子開始營業。飯店和旅店在被火燒過的房子里營業。神甫們在許多未遭受火災的教堂里恢復了做禮拜。施主們捐助教堂里被搶劫走的東西。官員們在小屋子里安放了鋪上粗呢子的辦公桌和文件柜，高級官員和警察負責分配被法國人搶劫所剩下的財物。那些從別人家搬來很多東西的房主們抱怨說，把東西都搬到克里姆林宮大廳多棱宮去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些人則堅持說，法國人把搶去的東西集中堆放，因此要把這些東西都給了法國人存放東西的房主是不公平的；人們咒罵著警察又對警察行賄；對被燒掉的一般的東西作出高出十倍的估價，要求政府給予補償，拉斯托普欽伯爵又來寫他的告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