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莫斯科撤退到涅曼的途中，俄、法兩國軍隊的行動就像是一種捉迷藏的游戲。兩個作游戲的人都被蒙上眼睛，其中一個人不停地、時斷時續地搖一個小鈴鐺，鈴聲把自己所在地點告訴了對方。起初，那個被捉的人不怕他的對手，大膽地搖著鈴鐺，但是當他處于逆境的時候，他極力悄悄行動，躲避著敵方。可是常常自以為已經躲開了，卻一下落入敵人的手中。

　　一開始，拿破侖軍隊在沿著卡盧日斯卡雅大道行進的時候，還讓人知道他們所在的地點。可是，當他們走上通往斯摩棱斯克大道時，他們就不再“搖鈴鐺”了，悄然逃跑，他們常常以為自己已經逃避開了，這時卻又迎頭碰上了俄國人。

　　法國人在前面逃命，俄國人在后面追擊，行動都十分迅速。戰馬都精疲力盡，而馬又是在戰斗中能大體確定敵人位置的主要手段。用騎兵進行偵察已不能使用了。此外，由于雙方軍隊位置的變動是如此頻繁，如此迅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獲得情報也不可能及時地送達部隊。如果第二天得到消息說敵方頭一天在某地，那么在第三天要采取什么措施時，那支軍隊已經向前走了兩天，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位了。

　　一方的軍隊在前面逃命，另一方的軍隊在后面追擊，從斯摩棱斯克出發，法國人本來有許多條不同的道路可供選擇。從表面上看，法國人在他們停留的四天之中，完全可以弄清楚敵人在什么地方，作出有利的戰略決策，采取點新措施。可是在停留了四天之后，這一群烏合之眾，沒有新戰略，沒有新措施，既不從左邊走，也不從右邊走，又沿著最壞的老路——沿著那條他們熟悉的大路，向克拉斯諾耶和奧爾沙逃跑。

　　法國人以為敵人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他們在逃跑中兵力過于分散，距離拉得過長，首尾相距二十四小時的路程。逃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后是王侯們，再后面是公爵們。俄國軍隊料想拿破侖一定會從右面渡過德聶伯河，這是唯一合理的選擇，所以俄軍也向右轉，沿著通往克拉斯諾耶的大道前進。就像捉迷藏一樣，法國人在這兒遇到了俄軍先頭部隊。法國人出乎意料地碰上了敵人，陷入了一片混亂，由于出乎意外而嚇得不知所措，停了下來，接著前面的法國人扔下跟隨其后的同伴，又繼續奔逃，就這樣，法軍的各個部分，先是王侯們的，然后是達烏的，再隨后是內伊的，就好像是從俄軍的隊列中通過一樣，一連過了三天。他們扔掉了所有的笨重的東西，扔掉了大炮和一半的人員，沒命地奔逃，各不相顧，他們只敢在夜間逃跑，向右邊繞著半圓形的圈子逃跑，以避免與俄國人遭遇。

　　走在最后面的是內伊，這是因為他要執行炸毀對任何人都不會構成威脅的斯摩棱斯克城墻的任務（雖然他們的處境已很不幸，或者正因為這種不幸，他們才捶打那塊跌傷了他們的地板），內伊率領的那個軍團本來有一萬人，他跑到奧爾沙拿破侖那里的時候，就只剩下一千人了。他把其余的人和大炮全都拋棄掉了。他在夜晚穿過森林偷偷渡過德聶伯河。

　　他們又從奧爾沙沿著通往維爾納的大路繼續向前逃跑，還是那樣，和追擊的軍隊又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戲。在別列濟納河他們又亂作一團，有很多人淹死在河中，有很多人繳械投降，但是渡過河去的那些人又繼續往前奔逃。他們的那位主帥身著皮外套，坐著一輛雪橇，扔下他的同伴們，獨個兒往前狂奔，能逃跑的就逃跑，不能逃跑的就投降，還有的就倒斃在逃命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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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人在整個潰逃過程中，做盡了他們所能夠做的斷送自己命運的一切事情，從轉向盧日斯卡雅大道到主帥扔下自己的部隊只身逃跑，這一群烏合之眾的每一個行動，都沒有絲毫意義。這樣，我們可以說，在這一階段的戰役中，要把群眾的行動歸因于某個人意志的歷史學家們，要按照他們的思想來描述這次大潰逃是絕對不可能了。其實不然，歷史學家所寫的關于這一戰役的書籍可以堆積如山，對拿破侖的戰略部署、深思熟慮的戰略決策以及指揮軍隊作戰的機動靈活，還有他的元帥們的軍事天才，都作了淋漓盡致的描述。

　　從小雅羅斯拉維茨退卻的時候，他可以通過一個物產豐富足以補充給養的地區，另外還有一條與此平行的道路可供選擇，后來庫圖佐夫就是沿著這條道路追擊他的，而他卻完全沒有必要走那條已經被破壞了的道路。而歷史學家卻認為這是具有種種深謀遠慮的戰略行動。他從斯摩棱斯克向奧爾沙潰退也同樣被說成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行動。然后，還描述了他在克拉斯諾耶的英雄行為。據說，他準備在那里部署一次戰斗，由他親自指揮，他手持一條樺木棍，不停來回走動著，說道：

　　“我當皇帝已經當夠了，現在該當一下將軍了。”他說是說了，但是說完大話之后就立刻逃走，丟下了他身后早已潰不成軍的隊伍，讓他們去聽天由命罷了。

　　后來，人們向我們描述了元帥們靈魂的偉大，特別是內伊，他的靈魂之偉大就在于，他在夜間繞道穿過森林，偷偷地渡過了德聶伯河，他扔掉了軍旗和九千名將士，狼狽向奧爾沙逃命。

　　最后，歷史學家告訴我們說，那位偉大的皇帝最后離開了英雄的軍隊，這也算是一樁偉大的天才的行動。甚至對這種最后逃走，在人的語言中被認作是最卑鄙、最無恥的行為，就連三歲小孩也會認為這是最可恥的行為，而這種行為在歷史學家的語言中，竟然能夠得到辯護。

　　每當歷史提到這些富有彈性的線延伸得不能再延伸的時候，每當那種行為與人類稱作善良，甚至稱作正義，已明顯相違背時，歷史學家們就乞救“偉大”這個詞的概念。好像是用“偉大”這個詞可以排除衡量善良和丑惡的標準。“偉大的人物”沒有邪惡的行為。誰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誰就不用擔心會因他的過失遭到譴責。

　　“這是偉大的！”歷史學家們說道，這時已經既沒有所謂善良，也沒有所謂丑惡，只有“偉大的”和“不偉大”。偉大就是善良，不偉大就是丑惡。按照歷史學家的觀點，偉大是被他們稱作英雄人物的這些特殊人物的特性。拿破侖穿著暖和的皮衣逃回老家，他不僅扔下那些等待死亡的伙伴（按照他的說法，是他把他們帶領到那里去的，他覺得他很偉大，因而他也就心安理得。

　　“他從自己身上看到sublime的東西，從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距離。于是全世界五十年來不斷地說：“崇高！偉大！偉大的拿破侖！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距離。”可是，誰都不曾想一下，承認偉大，而不顧及善良和丑惡還有一個標準，這只能說明他自己的卑劣和無限的渺小罷了。

　　對于我們來說，基督已賦予我們區別善良和丑惡的標準，這就沒有不可衡量的東西。哪里沒有純樸、沒有善良、沒有真理，哪里就沒有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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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讀到關于一八一二年戰爭最后階段的記述的時候，有哪一個俄國人不感覺到十二萬分的遺憾、不安和難于理解的呢？有誰又不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所有三路大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了法國軍隊，既然潰逃的法國人又餓又凍，成群地投降，既然（歷史這樣告訴我們）俄國人的計劃就是要阻截、活捉全部法國人，那么，為什么又沒有俘獲和消滅全部法國人呢？

　　數量上少于法國人的俄國軍隊，何以打了一場波羅底諾戰役？何以能從三面包圍法國軍隊，其目的就是全部俘獲他們，而又未能達到這一目的呢？難道法國人就比我們強那么多，在已經被我們的優勢兵力包圍以后，也不能夠消滅他們？

　　怎么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歷史（所謂的歷史）在回答這些問題時說，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庫圖佐夫、托爾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人，某某人，他們沒有執行這樣的或那樣的策略。

　　但是他們為什么不執行這些策略呢？如果說，他們的罪過在于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那么他們為什么沒有受到審判，沒有被處決呢？然而，退一萬步來說，讓我們假定，俄國人的失誤是庫圖佐夫和奇恰戈夫等人的罪過。然而仍然難于理解的是，為什么俄國軍隊在克拉斯諾耶和在別列濟納擁有那些條件（俄國軍隊在這兩處均占據優勢），而法國軍隊及其元帥們、王侯們和皇帝沒有被俘獲，而這又正是俄國人的目的，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以庫圖佐夫阻礙進攻的說法來解釋這個怪現象（俄國軍史學家就是這樣說的），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我們知道，在維亞濟馬和在塔魯丁諾，庫圖佐夫的意志已阻擋不了進攻的軍隊了。

　　為什么俄國軍隊以微弱的兵力在波羅底諾戰勝了擁有強大兵力的敵人，而在克拉斯諾耶和別列濟納處于優勢兵力情況下，卻敗給了法國的一群烏合之眾呢？

　　如果俄國人的目的是切斷和生擒拿破侖和元帥們，那么，這個目的不僅沒有達到，而且為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切企圖，沒有哪一次不遭受可恥的破壞。那么，法國人認為，戰爭最后階段是法國人獲得了一連串的勝利是完全對的，而俄國歷史學家說，是俄國人獲得了勝利，這就完全錯了。

　　俄國的軍史家們，只要他們愿意遵循邏輯，自然而然就能得出這一結論，不管他們怎么滿腔熱情地歌頌過勇敢、忠忱等等，應當不得不承認，法國人從莫斯科撤退是拿破侖得到一連串的勝利，是庫圖佐夫的失敗。

　　但是，完全把民族自尊心放到一邊，就可以知道，這個結論本身自相矛盾，因為，法國人一連串的勝利導致了他們徹底滅亡，俄國人的一連串失敗卻導致他們消滅了敵人，把法國人全部趕出國境。

　　這個矛盾的根源在于，歷史學家們是根據兩國皇帝和將軍們的信函、戰斗報告、報告等類似文件來研究當時的事件，他們說，一八一二年戰爭最后階段的目的，是要切斷法國軍隊退路，活捉拿破侖及其元帥們和軍隊，這樣一個目的從來就不存在，完全是他們虛構出來的。

　　這一目的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因為這樣的目的沒有任何意義，要實現這個目的也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一目的沒有任何意義，因為，

　　第一，潰逃的拿破侖軍隊竭盡全力逃跑，要盡快逃離俄國，這也正是每個俄國人所期望的事情。對于逃得如此之快的法國人，再去組織若干戰役，這有什么意義呢？

　　第二，截斷那些一心只顧逃跑的人的道路，是沒有意義的。

　　第三，之所以沒有意義還在于為了消滅法國軍隊，要損失自己的軍隊，而法國軍隊沒有外在原因，在這一階段也在自行消滅，在所有道路上沒有任何阻礙，也不可能把十二月間所實存的軍隊的百分之一，帶領逃越國境，

　　第四，要俘獲皇帝、王侯和公爵們是沒有意義的，當時最老練的外交家（如梅斯特等人）已經認識到，俘虜了這些人，會使俄國人十分為難。要俘獲整個軍團更加沒有意義，因為俄國自己的軍隊抵達克拉斯諾耶時，就減少了一半，而押解這些俘虜需要一整個師，而自己的給養已很困難，口糧都不足了，捉到的俘虜大都快要餓死。

　　所有關于切斷和生擒拿破侖及其軍隊的高深計劃，好像是一個種菜園子的人制定的計劃，他在驅趕踐踏菜園的牲口時，卻跑到菜園門口，迎頭痛擊那頭畜牲。唯一可以替他辯護的理由，那就是他太生氣了。然而，對于那些制定那個計劃的人來說，就連這個理由也不能成立，因為菜園遭受踐踏之害并不屬于他們。

　　然而，除了切斷拿破侖的軍隊毫無意義之外，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這件事之所以不可能做到，是因為：

　　第一，經驗證明，在一次戰役中，各個縱隊的戰線延伸到五俄里的距離，任何時候都不可能使部隊的行動與作戰計劃相符合，若要奇恰戈夫、庫圖佐夫和維特根施泰因準時在指定地點會師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可以說，沒有這種可能，庫圖佐夫正是這樣想的，他在接到這個計劃時就說過，這距離牽制作戰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第二，之所以不可能還因為，拿破侖軍隊不要命的狂逃有一股巨大的慣性力，要阻擋住，使其癱瘓，這就必須要有比現有的俄軍數量多得多的軍隊。

　　第三，之所以不可能還因為，“切斷”這個軍事學中的術語沒有任何意義。面包可以切斷，而軍隊則切不斷。切斷軍隊——堵住它的去路——怎樣都辦不到，因為周圍總有很多地方可以繞過去，還有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軍事學家可以從克拉斯諾耶和別列濟納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只要敵人寧死也不投降，就很難俘獲他們，這就像一只小燕子落在你的手上，好像是可以捉住，但就是捉不住一樣。只有像德國人那樣按照戰略戰術規則投降的人，才能俘虜他們。然而對法國軍隊來說，他們完全認為，這樣做對他們是不適合的了，因為無論是逃跑還是被俘虜，等待著他們的是死亡，不是凍死，就是餓死。

　　第四，之所以不可能，還有一點是最主要的，從古至今，沒有任何一次戰爭像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所處的條件那么可怕，俄國軍隊追擊法國人已經用盡了一切力量，以致于再多做一點事情，必將自取滅亡。

　　俄國軍隊在從塔魯丁諾到克拉斯諾耶的行軍途中，因生病和掉隊，減少了五萬人，這相當于一個大省省會的人口數目。沒有打仗部隊就減去了一半人員。

　　在戰役的這一階段，軍隊沒有靴子和皮衣，給養不足、沒有伏特加酒，一連數月夜間都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嚴寒中。那時白天只有七、八小時，其余時間是無法維持紀律的黑夜，那時，作戰時，人們進入不講紀律的死亡邊緣只有幾個小時，而當時一連數月每分鐘都害怕被凍死或餓死；那時一個月時間軍隊要死去一半的人，——歷史學家在講到這一階段戰役時，他們說，米洛拉多維奇應當向側翼某地進軍，托爾馬索夫應當向某地進軍，奇恰戈夫應該向某地轉移（在沒膝的雪地里轉移），某某應當擊退和切斷敵軍，等等，等等。

　　俄國軍隊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們做了自己所能夠做的和應當做的一切事情，為了達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至于另一些坐在暖和的房間里的俄國人，他們提出過一些不可能辦到的事情，那就不應當屬于俄國軍隊的過錯了。

　　事實和歷史的記載出現了這一切奇怪的和現在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這是因為寫這個事件的歷史學家所寫的是各位將軍的高尚情操和動聽的言辭，而不是歷史事件。

　　最使他們感興趣的是米洛拉多維奇的言辭，是這個或那個將軍所受的獎賞和他們所作的推斷；但是關于留在醫院和墳墓里的五萬人的問題，甚至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因為這不屬于他們所研究的范圍。

　　其實，只要不去研究那些報告和將軍們的計劃，而是深入研究直接參加當時事件的千百萬人的行動，那些原先以為很難解決的問題，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很簡單地得到確切無疑的答案。

　　切斷拿破侖軍隊的這一目的，除了在十來位將軍的想象中存在過，而事實上從來就不曾有過。這個目的也不可能有，因為他既沒有任何意義，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也是絕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個：要把侵略者從自己的國土上清除出去。這個目的是達到了，第一，它是順其自然而達到的，因為法國人逃跑了，只要你不去阻擋他們逃跑就行了。第二，這個目的的達到，靠的是消滅法國人的人民戰爭，第三，一支強大的俄國軍隊在法國人后面緊追不舍，只要法國人一停下來，就使用這支力量。

　　俄國軍隊的作用，就像驅趕跑動的畜牲的鞭子。經驗豐富的放牧人知道，對奔跑中的牲口最好是揚鞭嚇唬它，而不是迎頭抽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