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晚，同庫圖佐夫會面之后，拉斯托普欽伯爵感到傷心，認為受了凌辱，因為他未被邀請參加軍事會議，庫圖佐夫對他所提出關于參加保衛古都的建議未予注意；同時，他還對大本營向他表示的一個新看法感到震驚，持這一看法，古都保持平靜，古都的愛國熱情等不僅是次要的，而且是全無必要的，微不足的，——為所有這一切傷心，受辱和震驚的拉斯托普欽伯爵回到了莫斯科。晚飯后，伯爵未脫衣服在沙發上就寢，十二點過后便被遞交庫圖佐夫便函的信使喚醒了。便函稱，由于部隊要撤往莫斯科以東的梁贊公路，故問伯爵能否通融派出警憲官員引導部隊通過城市，這一消息對拉斯托普欽已非新聞。不僅從昨天庫圖佐夫在波克隆山會面時算起，還要從波羅底諾戰役算起——當時，所有會聚莫斯科的將軍眾口一詞地說，不能再發起戰役了；同時，在伯爵許可下，每晚都在運出公家的財產，居民也撤走一半——拉斯托普欽伯爵就已知道，莫斯科必將放棄；但是，以帶有庫圖佐夫命令的便箋形式通知的、在夜間剛入睡時收到的這個消息，仍使伯爵驚訝和氣憤。

　　后來，拉斯托普欽伯爵在解釋這期間自己的行動時，多次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當時有兩項重要目標：保持莫斯科的平靜，疏散居民。如果認可這一雙重目標，拉斯托普欽的任何行動都是無可非議的。為什么不運走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子彈、火藥和糧食儲備，為什么欺騙成千萬居民，說不會放棄莫斯科，不會把它毀滅掉呢？為了保持都城的平靜，拉斯托普欽伯爵如此解釋說。為什么運走政府機關一捆捆無用的文件，列比赫氣球和別的物品呢？為的是使它變成一座空城，拉斯托普欽伯爵如此解釋說。只要假設有什么事威脅著民眾的安定，一切行為都是說得過去的。

　　恐怖措施的全部可怕之處，就是以關心民眾的安定作為依據。

　　拉斯托普欽伯爵有什么根據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民眾的安定而擔心？設想城里有騷動趨勢的理由是什么？居民走了，軍隊后撤時擠滿了莫斯科。結果，民眾便會暴動，這是為什么呢？

　　不僅在莫斯科，也在全俄各地，在敵人打進來時，都沒有發生類似騷動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一萬多人還留在莫斯科，除了一群人奉總司令之召聚在他府邸院子里之外，什么事也未發生。假如波羅底諾戰役之后莫斯科的放棄已勢在必行，或至少有此可能；假如拉斯托普欽不是發放武器和傳單以鼓動民眾，而是采取措施運走所有圣物、火藥、子彈和錢幣，并同民眾開誠宣布城市要放棄，顯而易見，便更不要擔心在民眾中會發生騷亂。

　　拉斯托普欽雖然有愛國熱情，卻是暴躁易怒的一個人，他一直在高層政界活動，對于他自以為在治理著的民眾，沒有絲毫的了解。從敵人最初進占斯摩棱斯克時候起，拉斯托普欽就為自己設想了一個支配民情——俄羅斯之心——的角色。他不僅覺得（正如每一行政長官都這樣覺得）他是在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為，而且還覺得他通過措詞低下、告示和傳單支配著他們的心情，其實寫在上面的一派胡言，民眾在自己范圍內是瞧不起的，當它從上面傳下來時，民眾也不理解，對扮演民情支配者的角色，拉斯托普欽為此而自鳴得意，他習以為常地以至于必須退出角色，沒有任何英勇表現，也必須放棄莫斯科，對他不啻是晴天霹靂，他突然失掉腳下他賴以站立的土地，茫然不知所措了。他雖然已經知道，但直到最后一分鐘仍不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莫斯科會放棄，所以，與此有關的事一件也沒有作。居民的撤走，是違背他的意愿的。如果說搬走了一些機關，那也是應官員們的請求，伯爵不情愿地同意的。他本人只扮演那個他為自己弄到的角色。像常常發生在富有熱情奔放的想象力的人身上那樣，他早就知道莫斯科要被放棄，但他僅僅是靠推斷才知道的，他不能用整個的心去相信，不能使想象去適應這一新情況。

　　他的整個活動，即竭盡全力的精力充沛的活動對民眾（有多大用處、對民眾有多大影響，則是另一問題），也就是致力于居民心中喚起他正體驗著的情感——出于愛國主義而仇恨法國人，對自己懷有信心。

　　但當事件具有真正的歷史的規模時，當不足以話語表示自己對法國人的仇恨時，當即使用戰斗也不足以表示這種仇恨時，當自己對莫斯科問題的信心已經無用時，而全市居民一致拋棄財產、川流不息地離開莫斯科，以這一否定行為顯示民情的全部威力時，——這時，拉斯托普欽選擇的角色，突然變得毫無意義。他感到他本人突然間孤獨、脆弱和可笑了，腳下沒有土壤了。

　　從睡夢中被喚醒，接到庫圖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口吻的便箋，拉斯托普欽愈益覺得氣憤，愈益感到自己不對了。所有托付他的東西還留在莫斯科，包括全部他應該運走的公家財產。全部運走已不可能了。

　　“這件事究竟是誰的錯，誰造成的？”他想。“自然不是我。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瞧，我把莫斯科掌握是牢牢的！瞧他們把事情鬧到了什么地步！是些壞蛋，叛徒！”他想，雖然確定不了誰是壞蛋和叛徒，但他覺得必須仇恨這些壞蛋和叛徒，他們在使他處于虛偽可笑的境地，是有罪過的。

　　整個晚上，拉斯托普欽伯爵都在下達命令，聽候命令的人來自莫斯科各處。近侍們從未見過伯爵如此陰郁和氣急敗壞。

　　“爵爺，領地注冊局局長派人來請示……宗教法庭、樞密院、大學、孤兒院，副主教都派人來……問……關于消防隊您有何指示？典獄官來了……精神病院監督來了……”整晚不停地向伯爵報告。

　　對所有這些問題，伯爵一概給予簡略的憤怒的答復，以表示他的指示現在用不著了；他竭盡全力準備好的一切被某個人破壞了，而這個人將要對馬上發生的一切承擔全部責任。

　　“呶，告訴那個木頭人，”他回答領地注冊局里派來的人的請示，“他得留下來看管他的文件。喏，你干嗎要問關于消防隊的廢話？有匹馬嘛，讓他們開到弗拉基米爾去。不是給法國人留下的。”

　　“爵爺，瘋人院的監督來了，您有何指示？”

　　“有何指示嗎？讓他們都走，就這樣……瘋子嘛讓他們都到城內去，放了就是了。我們這邊是由瘋子指揮軍隊，上帝就是這樣安排的。”

　　對于蹲在監獄里的囚犯問題，伯爵呵斥典獄官：“怎么，派給你兩營人護送嗎？派不出！放掉他們就完事了！”

　　“爵爺，還有政治犯：梅什科夫，韋烈夏金呢。”

　　“韋列夏金！他還沒被絞死嗎？”拉斯托普欽喊道，“帶他到我這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