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第三部（1）

　　人類的智慧理解不了運動的絕對連續性。人類只有在審視隨意抽取的任一運動的細分單元時，方可逐步理解該運動的規律。但隨即由于隨意劃分連續性的運動為間斷性的單元，從而產生出人類的大部分迷誤。

　　盡人皆知一條古代的辯術，講的是阿奇里斯總趕不上他前面的烏龜，盡管他走得比烏龜快十倍；因為每當他走完他與烏龜之間的距離時，烏龜又超前爬了這段距離的十分之一了；阿奇里斯走過這十分之一，烏龜則又超前爬了百分之一了，以此類推，直到無休無止。這道算式是一道古老的難以解決的算題。答案之荒謬（即阿奇里斯永遠趕不上烏龜），僅僅是由于輕率地假定運動的不連貫單元的存在，而無論阿奇里斯或烏龜的運動，都是連續進行的。

　　把運動的單元愈分愈細，我們只能接近問題的答案，卻永遠得不出答案。只有假設出無窮小數和由無窮小數產生的十分之一以下的級數，再求出這一幾何級數的總量，我們才能得出問題的答案。數學的一個新的分支在解決了處理無窮小數的技術后，現已能在其他更為復雜的運動問題上求得對以前似乎解決不了的那些問題的答案。

　　古代人所不明了的這一新的數學分支，在研究運動問題時，因假設出無窮小數，使運動的主要條件（絕對連續性）得以復原，從而糾正人類的智慧以個別的運動單元代替對連續運動進行研究時不能不犯的錯誤。

　　在歷史運動規律的探討中也完全是這樣。

　　人類的運動由不計其數的人們的隨意行為所產生，是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的。

　　了解這一運動的規律，是歷史學的目的。但為了理解人們的隨意行為的總和所構成的連續運動的規律，人類的智慧便假設出了隨意可以截取而互不連貫的單元來。史學的第一個步驟，在于任意抽取一系列連續發生的事件，將其逐個分開來加以研究，這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事件的開端，永遠是一個事件不間斷地從另一事件涌現出來。第二步驟在于把個人的、帝王的、統帥的行動，作為人們的無意識行為的總和來加以研究，而個別歷史人物的行動卻又永遠反映不出人類無意識行為的總和。

　　歷史科學在本身的運作中，經常劃分小而又小的單元以供研究，以此接近對真理的認識。但無論史學劃分出怎樣的細小單元，我們感覺到，假設出彼此脫節的單元，假設有某種現象的?開?端，假設所有人的隨意行為會在個別歷史人物的行動中反映出來，其本身便是虛妄。

　　史學的任何結論，無須評論界勞神，便會土崩瓦解，不著痕跡，只須論者對一或大或小的前后不連貫的單元加以考察就行了；評論界總有權利這樣做，任何一個歷史單元不也是任意截取的嗎？

　　只有采取無限小的觀察單位——歷史的微分，即人們的共同傾向，并運用積分法（即得出這些無限小的總和），我們才有希望了解歷史的規律。

　　十九世紀最初的十五年，歐洲出現了一次數百萬人的不尋常的運動。人們拋棄他們的日常職業，從歐洲的一邊到另一邊去搶動和撕殺，凱歌勝利和絕望呻吟，因而整個生活的進程在幾年間變化不定，表現為一種先高漲而后衰落的激烈運動。這一運動的原因何在，它是按照什么規律運行的呢？——人類的智慧要問個明白。

　　歷史學家回答這一問題時，向我們敘述巴黎城內一座大樓里的幾十個人的言行，稱這些言行為革命；然后出版拿破侖的，以及同情或敵視他的人物的詳細傳記，講述其中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影響，說出：這就是這一運動發生的原因，這就是它的規律。

　　但是，人類的智慧不僅不肯相信這種解釋，還干脆說，這種解釋方法就不可信以為真，因為這種解釋是把最微弱的現象視為最有力的論據。人們無意識行為的總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侖，也只是這些無意識行為的總和，才容忍了，爾后又消滅了前后兩者。

　　“但無論何時，有戰伐必有征服者；無論何時，國家有變，必出偉人。”歷史如是說。事實上，每當征服者出現，便爆發戰爭，這是人類智慧的回答，但這并不證明征服者便是戰爭的原因，且在個別人物的個人行動中能找出戰爭的規律。每當我看看鐘，看到鐘的指針走到十，便會聽見鄰近的教堂敲起鐘聲，但是，從指針走到十點祈禱鐘聲便敲響這一點出發，我無權下結論說，指針的位置是教堂的鐘運動的原因。

　　每當我看到火車頭起動，便聽到汽笛聲，看到閥門打開，車輪轉動；但我無權由此得出結論：汽笛聲和車輪轉動是機車運動的實質原因。

　　農民說，暮春刮寒風，是因為橡樹的芽苞綻開了，而事實上，每年春天當橡樹抽芽時，都刮冷風。但是，雖然我不知道橡樹抽芽時刮冷風的原因，我亦不同意農民的看法，認為橡樹抽芽是刮冷風的原因，因為芽苞影響不到風力。我只看到日常生命現象中一些條件的偶合，我清楚，無論我多么仔細地觀察時鐘的指針，機車的閥門和車輪及橡樹芽，我依然不會明白祈禱鐘聲，機車運動和倒春寒的原因。要明白其究竟，我必須完全改變觀察點，去研究蒸汽、教堂大鐘及風力的運動規律。史學也應如此。而且有人做了這方面的嘗試。

　　為了研究歷史規律，我們應該完全改變觀察目標，敞開帝王大臣將軍們，轉而研究民眾所遵循的同一類型的無窮小的因素。誰也無法說出，用這一方法，人類能獲得對歷史規律的幾許了解；但是顯而易見，這條途徑有獲取歷史規律的機會；且這條途徑使人類智慧付出的努力，還不及史學家用來描述帝王將相的行動，和據此行動發揮其想象所費精力的百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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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歐洲十二種語言的軍隊侵入了俄國。俄國軍隊和平民為避免其沖擊而撤退至斯摩棱斯克，再由斯摩棱斯克撤至波羅底諾。法軍以不斷增漲的勢頭沖向莫斯科，沖向其運動的目的地。法軍愈接近目的地，其勢愈猛，如物體落地時的加速度一般。它后面是幾千俄里饑餓的充滿仇恨的國土；前面則距目的地只有幾十俄里了。對此，拿破侖軍隊的每一士兵都感覺得到，入侵行動在不由自主地推進，勇往直前，全憑這一股沖力。

　　在俄軍方面，愈往后撤，抗擊敵人的士氣便愈燃愈熾烈；士氣因退卻而振作和高漲起來，在彼羅底諾終于交火。任何一方的軍隊都沒有潰敗，而俄軍一經交火便立即撤出戰斗，其所以如此，正如一個球碰到另一個沖力更大的球向它沖來，必然要滾向一邊去那樣；而狂奔而來的襲擊的球，也必然要滾出一片空間（雖然相撞時失去它全部力量）。

　　俄國人后退了一百二十俄里——撤離了莫斯科。法國人到了莫斯科停下來。以后，接連五周無戰事。法國人沒有推進。他們猶如受了致命傷的野獸，流著血，舔舐著傷口，五個星期呆在莫斯科毫無動靜，突然，毫無緣由地向后逃跑；竄向卡盧日斯卡雅公路，同時，（在打了勝仗之后，因為小雅羅斯拉維茨城附近的戰場對他們有利），一仗也不打地退得更快，退向斯摩棱斯克，退離斯摩棱斯克，逃至維爾納，逃至別列濟納河，向更遠的地方逃跑。

　　早在八月二十六日晚，庫圖佐夫和全軍將士都相信：波羅底諾戰役已獲勝。庫圖佐夫亦曾如此稟報陛下。他發布命令準備新的一次戰役以殲滅敵人，不是因為他想欺騙誰，而是因為他知道敵人已經失敗，每一參加這次戰役的人也都知道這一點。

　　然而，就在當晚及第二天接連不斷傳來聞所未聞的死亡消息，損失半數軍隊的消息，這樣，新的戰役因兵員不足而不可能進行。

　　無法在此時進行一場戰役，因為情報尚未收集起來，傷員沒有收容，彈藥沒有補充，陣亡人數沒有統計，接替陣亡者的新的軍官沒有任命，人員忍饑挨餓，睡眠不足。而與此同時，在交戰的次日早晨，法國軍隊卻以迅猛之勢，以與距離軍方似乎成反比的加速運動，直向俄軍撲來。庫圖佐夫想在次日發起攻擊，全軍將士也都這樣想。但是，為了進攻，光有愿望是不夠的；須要有進攻的可能性，可是此時，不存在這種可能性。此時不能不撤退一天的行程，然后又同樣不能不后撤另一天，以至第三天的行程，最后，在九月一日，當隊伍臨近莫斯科時，盡管士兵們情緒高昂到了極點，事物的力量卻要求這批部隊走向莫斯科以東。他們也就又后撤了一天，即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讓給了敵人。

　　有的人慣于認為，整個戰爭以至各戰役的計劃，都是由統帥這樣制訂的，即像我們每人一樣，坐在辦公室看地圖，設想他如何如何指揮這場那場戰役；對于這些人，各種問題就提出來啦：為什么庫圖佐夫撤退時的行動不如何如何；為什么他在撤至菲利前不穩住陣腳；為什么放棄莫斯科后他不立即撤至卡盧日斯卡雅公路等等。慣于這樣想的人忘記了，或根本不知道主帥采取行動所必備之條件。一個統帥的行動絲毫不同于我們輕輕松松坐在辦公室里所設想的行動，因為在辦公室里，我們是在已知各方兵力已知地形的條件下分析地圖上的戰役，從某一已知環節開始設想的。總司令總是不具備一個事件的始發點的條件，我們卻總是具備這樣的條件來研究一件事件。總司令總是處于事件進程的中間段，因此，永遠不能，連一分鐘也不可能對事件進程的意義作通盤考慮。事件默然地一分一秒地展現其意義，而在事件連續不斷展現著的每一關頭，總司令都處于極其復雜的角逐、計謀，焦慮，互相牽制，權柄，行籌，忠告，威脅和欺瞞等等的中心，隨時必須對向他提出的無窮無盡、時而相互矛盾的問題做出回答。

　　軍事學家過分嚴肅地告訴我們，庫圖佐夫在退至菲利之前早就應該調動部隊至卡盧日斯卡雅公路，甚至有人提出過這個方案。但在總司令面前，尤其是在困難時刻，方案總不止一個，而是幾十個同時提出。而且每一個基于戰略戰術考慮的方案都互相矛盾。總司令要做的事似乎是選擇一種方案就行了。可是他連這一點也辦不到。事件和時間不等人啦。比方說，有人向他建議二十八日轉移到卡盧日斯卡雅公路，而同一時刻從米洛拉多維奇處馳來一名副官，詢問現在就同法國人交火呢，還是撤退了之。他必須就在此刻，在這一分鐘內下達命令。而命令退卻會打亂我們向卡盧日斯卡雅公路的轉移，緊接副官之后，軍需官來問糧秣往哪里運，軍醫官來問傷員往哪里送；彼得堡的信使又帶來陛下的詔書，不允許有放棄莫斯科的可能，而總司令的政敵，那個陰謀陷害他的人（這樣的人不止一個，而是好幾個）卻提出一個與向卡盧日斯卡雅公路轉移截然相反的新方案；但總司令本身需要睡眠和補充營養；可又來了一名未獲賞賜的資深將軍訴苦；居民則來懇求保護；派去察看地形的軍官帶回的報告，與先前派去的軍官的說法完全相反；偵察員、俘虜與執行偵察任務的將軍對敵軍位置的描述各不相同。那些習慣于誤解或忘掉任何主帥的行動所必備的這些條件的人們，或許會向我們表明菲利地區部隊可在位置及其情況，因而斷定，總司令本來能夠在九月一日毫不費力地作出放棄抑或保衛莫斯科的決定，事實上，在俄軍距莫斯科五俄里的地方，這一問題已不能成立。這一問題何時得以解決呢？是在德里薩，在斯摩棱斯克。尤為明顯地是二十四日在舍瓦爾金諾，二十六日在波羅底諾，是在從波羅底諾到菲利撤退時的每一天，每一小時和每一分鐘就已經在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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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軍撤離波羅底諾后，駐扎于菲利附近的地區。葉爾莫洛夫策馬視察了陣地后，來見元帥。

　　“在這樣的陣地上打仗是不行的，”他說。庫圖佐夫驚奇地看了他一眼，讓他再說一遍。當他說完后，庫圖佐夫把手伸給了他。

　　“把手伸給我，”他說。他把那只手翻看了一下，摸了摸脈，說道：“你不舒服，親愛的。想想你說些什么。”

　　庫圖佐夫在波克隆山，在距多羅戈米洛夫關六俄里處下了馬車，在路邊一張長凳上坐下。一大群將軍們聚在他四周。莫斯科來的拉斯托普欽伯爵也在其中。這群精英分成了小組，互相議論陣地的利弊，部隊的狀態，各種不同的方案，莫斯科的現狀，總之是關于軍事問題。大家覺得，雖然沒有被賦予討論的使命，也沒有這樣的名目，但這就是一次軍事會議。談話始終保持在這些共同的問題范圍內。要是有人透露或打聽私下傳聞，聲音就低了下來，隨之又立即轉到共同問題上。沒有戲謔，沒有笑聲，連笑容也不曾出現在這些人中間。大家努力保持高貴的身份，各小組雖在分開議論，又都努力保持與總司令的近距離（他坐的長凳成了各組的中心點），聲音總要使他能夠聽得到。總司令在傾聽，并時而詢問他周圍的人在說什么，但未參與談話，也不表示意見。他大部分時間聽一個小組的談話，然后神情沮喪地——仿佛他們談的完全不是他想了解的那樣，——轉過身去。一些人議論選定的陣地，但不就事論事，反而評論選擇陣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在證明，早就鑄成了大錯，本來應在前天發動戰斗；另一些人談的是薩拉曼卡之戰，身著西班牙軍裝剛剛到來的法國人克羅薩敘述頗為詳盡（這名法國人同在俄軍服役的一些德國親王一道，分析了薩拉戈薩城之被圍。曾經預料過也會那樣保衛莫斯科的）。第四圈人中，拉斯托普欽伯爵在談他決心與莫斯科義勇隊一道捐軀于城下，他無論如何也不能不惋惜他當時處于情況不明之中，如果他先就知道是這樣，情況就會不同……。第五圈人闡述了他們戰略設想的深刻性之后，講了部隊今后應向何方運動。第六圈人則言不及義。庫圖佐夫的面容越來越焦慮消沉。從這些人的所有談話中，庫圖佐夫看到一點：保衛莫斯科是沒有任何兵力上的可能性的，照其意義充分講來就是如此，即是說，其不可能的程度很大，假如哪個昏聵的總司令下達了作戰命令，也只會出現一場混亂，而戰斗仍不會發生；不會發生，是因為高級軍官不僅承認據守之不可能，而且在談話中只討論無疑要放棄這場防守戰之后的事態。軍官們如何能率領士卒奔赴他們認為不可能打一仗的沙場呢？下級軍官，以至士兵（他們也議論紛紛）同樣認為據守不可能，因此不能明知失敗而去硬拼。若謂貝尼格森堅持過防守戰，其他人還加以討論過，則此刻這一問題本身已無意義，其意義只在于作駁難和陰謀的藉口。這一點庫圖佐夫是明白的。

　　選好陣地的貝尼格森，熱烈地表現了一番愛俄國的愛國精神（對此，庫圖佐夫只得皺眉頭）之后，堅持保衛莫斯科。庫圖佐夫明白如晝地看到了他的目的：如果保衛戰失敗——把過失推給庫圖佐夫，是他不戰而回師麻雀山，但假如成功呢——則記在自己帳上，要是不采納建議么——則可為自己開脫放棄莫斯科的罪責。但這一陰謀現在已不能使老人有所觸動。一個可怕的問題抓住了他，怎樣解開它的答案，他還未聽到過誰說出來。這個問題現在僅僅是：“難道放拿破侖到莫斯科的是我嗎，是我什么時候放他進來的？這是什么時候決定的？難道是昨天當我向普拉托夫下令撤退的時候，或是前天晚上我要打個盹、命令貝尼格森處理軍務的時候？或者還要早些嗎？……但是在什么時候，究竟是在什么時候決定這件可怕的事呢？莫斯科該放棄，軍隊該后撤，所以必須這樣下令。”下達這道可怕的命令，好像與拒絕就任總司令是一回事。可是不一樣，他愛掌權，也習慣于掌權（駐扎于土耳其時，作為僚屬，他對普羅佐羅夫斯基公爵受到的尊敬艷羨不置）；他相信他肩負拯救俄羅斯的使命，謹此之故，才違背皇上的旨意，順從民心，他被遴選為總司令一職。他相信，唯獨他一人能在此危難之際充當元戎之任，全世界也唯有他一人能無所畏懼，承認不敗之拿破侖為己之敵手；但是，一想到他必須下達的那一道命令，便不寒而栗。應該決定些事情呢，應該制止他周圍越來越漫無邊際的談話了。

　　他召攏幾個為首的將軍。

　　“我的腦袋不管是好是壞，也只有依靠它了。”說過之后，他從凳子上站起來，然后乘馬車去菲利，他的軍隊就駐扎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