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部（5）

　　安德烈公爵是六月底來到總司令部的。皇帝所在的第一軍在德里薩設置了防御工事；第二軍在撤退，力圖與第一軍會合，據說他們被法軍的強大力量切斷了。所有的人都對俄羅斯軍隊的軍事情勢不滿；但誰也未想到有入侵俄國各省的危險，誰也沒估計到戰爭會越過波蘭西部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薩河岸找到他受命去其麾下任職的巴克思?德?托利。因為營地周圍沒有一個大村莊，大批的將軍和隨軍宮廷大臣都安置在河兩岸方圓十俄里的村中最好的宅院里。巴克思?德?托利住在離皇帝四俄里的地方。他冷淡地接待了博爾孔斯基，他操著德國口音說他將奏明圣上再確定他的職務，只有暫時請他留在他的司令部。安德烈公爵希望在軍隊中尋找到的阿納托利?庫拉金沒在這里；他在彼得堡，這消息使博爾孔斯基很愉快。目前，安德烈公爵忙于正發生的大規模戰爭的核心問題，而他也很高興有一些時間不再為一直縈繞于他內心的庫拉金問題所煩惱。在頭四天，他沒被要求做什么事，安德烈公爵巡視所有設防的營地，借助自己的知識與有關人員談話，是可能對每個營地有明確的概念。但問題在于這個營地的防衛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對安德烈公爵來說卻是一個未被解決的問題，從自己的軍事經驗中，他已經得出一個信念，在軍事事務中，最深思熟慮的完善周到的計劃沒有任何意義（正如他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見到的），一切都取決于如何處理突發的、不能預見的敵方行動，取決于如何和由誰來指揮整個戰役。為了弄清楚這后一個問題，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熟人極力深入了解軍隊的指揮特點，參予其中的指揮員和派系，于是得出關于軍事情勢的如下概念。

　　當皇帝還在維爾納時，軍隊就被分成三部分：第一軍由巴克雷?德?托利統率，第二軍由巴格拉季翁統率，第三軍由托爾馬索夫率領。皇帝在第一軍，但卻不是作為總司令。據通令稱，皇帝將不指揮軍隊，而只是跟隨軍隊。此外，沒有皇帝御前總參謀部，只有一個皇帝的行轅參謀部。設有皇帝行轅參謀長，這就是負責軍需的將軍博爾孔斯基公爵，幾個將軍、侍從武官、外交官員和一大批外國人，但是這不是軍隊司令部。此外，在皇帝面前不帶職務的人員還有：阿拉克切耶夫——前陸軍大臣，貝尼格森伯爵——按官階是老將軍（大將），皇太子梁斯坦J?帕夫諾維哥大公，魯緬采夫伯爵——一等文官，施泰因——前普魯士部長，阿倫菲爾德——瑞典將軍、普弗爾——作戰計劃的主要起草人，侍從武官巴沃魯契——撒丁亡命者，沃爾佐根以及許多其他人。雖然這些人沒有軍職，但是由于其所處的地位都有影響，通常一個軍團長甚至總司令不知道貝尼格森或者大公，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博爾孔斯基是以什么身分過問或建議那件事或其他事務，也不知道這種過問或建議是出自他們本人還是出自皇帝，應當或者不應當執行。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皇帝和這些人從宮廷的觀點出面的實質意義（皇帝在場，所有其他人都是宮廷侍臣）是大家都明了的。那種意義就是：皇帝沒有承擔總司令的名義，但是他卻號令全軍；他周圍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實的執行人，秩序的維持者，是皇帝的侍衛；貝尼格森是維爾納省的地主，他仿佛在盡地主之誼Leshonneurs（法語：接待皇帝），而實際上是一個優秀的將軍，能夠出謀劃策，隨時可替代巴克雷。大公在那里是因為這是他樂意的事，前部長施泰因是因為他能提出有益的建議，因為亞歷山大皇帝高度評價他的個人品質。阿倫菲爾德復拿破侖的死敵，是一位將軍，自信總能影響亞歷山大。巴沃魯契是因為他直言和果斷。侍從武官在那里是因為他們出現在皇帝所在的所有地方，最后，最主要的——普弗爾在那里是因為他起草擬定了反對拿破侖的軍事計劃，并使亞歷山大相信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他掌管一切軍務。與普弗爾一道的是沃爾佐根，一個比普弗爾本人更能用明了易懂的方式表達普弗爾的思想，因為普弗爾是一個尖刻的，自信到目空一切，書本上的理論家。

　　除前述的俄羅斯人和外國人外（特別是外國人，他們都具有在陌生人中活動或工作的人們所特有的大膽，每天都提出驚人的新思想），還有許多次要人物，他們在那里是因為那里有他們的上司。

　　在這個龐大、忙碌、輝煌和驕傲的集團中，安德烈公爵發現所有的思想和議論可明顯分為以下派系和傾向。

　　第一派是：普弗爾及其追隨者，那些軍事理論家，他們相信存在軍事科學，認為這門科學有自身不可更改的法則，運動戰法則，迂回運動法則等。普弗爾及其追隨者要求撤退到國家的內地，按偽軍事理論所規定的精確的法則，對這個理論的所有偏離卻只能被人們視為野蠻，不學無術或別有用心。屬于該派的有德國親王們、沃爾佐根、溫岑格羅德和其他人，多半都是德國人。

　　第二派與第一派相反。正如慣常的情形，有一種極端，也就有另一種極端。這派的人要求從維爾納攻入波蘭，并擺脫所有預先制訂的計劃。這一派的代表除了是大膽行動的代表外，他們同時還是民族主義的代表，因此在辯論變得更加偏激了。這些人是俄羅斯人：巴格拉季翁、聲望高漲的葉爾莫洛夫和其他一些人。此時傳播著葉爾莫洛夫的笑話，似乎是他請求皇帝的恩寵——封他為德國人。這一派緬懷蘇沃洛夫的人說，不應當認為，不用針刺破地圖，而應去戰斗，打擊敵人，不放敵人進入俄羅斯，不要挫拆士氣。

　　第三派最受皇帝信任，他們是介于兩派間的宮廷侍臣們。這派人大多是軍人，阿拉克切耶夫屬于該派，他們所想所說的都是沒有信念，但又希望像有信念的普通人所想和所說的。他們說，毫無疑問，戰爭，特別是同波拿巴（又稱他叫波拿巴）這樣的天才的戰爭，要求最深思熟慮的謀劃和淵博的科學知識，在這方面普弗爾是一個英才；但同樣不能不承認，理論家往往有其片面性，所以不能完全相信他們，應該聽聽反對派普弗爾的意見，聽聽在軍事上有實踐經驗的人們的意見，然后加以折中。這一派主張按照普弗爾的計劃守住德里薩營地，改變其他各軍的行動。雖然這種變化不能達到其它任何目的，但該派卻認為這樣會好些。

　　第四派以大公皇太子為最著名的代表，他不能忘記自己在奧斯特利茨戰役所遭受的失敗，當時他頭戴鋼盔，身穿騎兵制服，就像去閱兵似的騎馬行進在近衛軍的前面，實指望干凈利落地擊潰法軍，結果卻陷入第一線，好不容易才在驚慌中逃出來。這一派人在自己的討論中具有坦率的優點和缺點。他們害怕拿破侖，看到了他的力量和自己的軟弱并直截了當地說出了這一點。他們說：“除了悲哀、恥辱和毀滅之外，不會有任何結果！我們丟掉了維爾納，放棄了維捷布斯克，還要失掉德里薩。聰明的做法是趁現在還暫未把我們趕出彼得堡，盡快締結和約。”

　　這個觀點在軍方上層相當普遍，在彼得堡也獲得支持，一等文官魯緬采夫為其他政治原因也同樣贊成和解。

　　第五派是巴克雷?德?托利的信徒們。他們與其認為他是人，不如說把他當作陸軍大臣和總司令。他們說：“不管他是什么人，（總是這樣開始），但他的正直，精明，沒有誰比他更好。請把實權交給他吧，因為戰爭中不可能沒有統一的指揮，他將展示他可以做些什么，就像他在芬蘭表現的那樣。如果我們的軍隊秩序井然，有戰斗力，撤退到德里薩而未遭受任何損失，那么這只能歸功于巴克雷。如果現在用貝尼格森代替巴克雷，那么一切全完了，因為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表現出自己的碌碌無能。”這一派的人們這樣說。

　　第六派是貝尼格森派。正好相反，他們說，“不管怎樣，沒有比貝尼格森更能干的，更有經驗的人了，無論你怎樣折騰，最終還是請教他。這一派的人證明說，我們全體退到德里薩是最可悲的失敗和不間斷一連串錯誤的結果。他們說：“錯誤犯得越多，越能盡快地使人們明白，不可以這樣下去，不需要什么巴克雷，而是需要像貝尼格森這樣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經顯過身手，拿破侖自己曾給他作過公充的評價，這更讓人心悅誠服地承認是權威的人，只有貝尼格森一個人。”

　　第七派是那些隨時都隨侍皇帝左右的人，特別是那些年輕的皇帝，而亞歷山大皇帝身邊的這種人特別多，他們是將軍、侍從武官，他們對皇帝無限忠誠，就像羅斯托夫在一八○五年崇拜他一樣。不是把他當作皇帝，而當作一個人，衷心而無私地崇拜他，在他身上不僅看出全部美德，而且具備人類的一切優秀品質。這些人雖然贊美皇帝拒絕統帥軍隊的謙虛品質，卻指責這種過分的謙虛，他們僅希望一件事，而且堅持自己崇拜的皇帝丟棄對自身的過分的不信任、公開宣布做軍隊的統帥，屬下組建一個總司令大本營，自己指揮軍隊，必要時可請有經驗的理論家和實干家輔佐，這樣更極大地鼓舞軍心激昂士氣。

　　第八派是人數最多的一派，以自己的眾多數量與其他派別相比正如九十九比一，他們由那些既不希望和平，又不希望戰爭，既不贊成進攻，也不喜歡在德里薩營地和其他任何地方設防士衛。不支持巴克雷皇帝，也不支持普弗爾、貝尼格森，他們只謀機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為自己最大的利益和愉快而行動，在那潭渾水里盤根錯節，撲朔離迷的陰謀詭計充斥皇帝的行轅，從中可撈到在別的時候意想不到的好處。有人只是怕失掉自己的即得利益。于是就今天同意普弗爾，明天又同意普弗爾的反對派，后天又宣布他對某個問題毫無意見，目的是只要能逃避責任和討好皇帝。另外那些人希望撈取某種好處，吸引皇帝的注意力，就大喊大叫，擁護皇帝前一天暗示過的某件事，在會議上捶胸頓足地爭論和叫喊，向不同意的人要求決斗，以此表明他準備為公眾的利益而犧牲。第三種人，在兩次會議中間而反對派又缺席時便直截了當地請求給自己一次補助作為自己忠實服務的報償，他知道此時沒有時間拒絕他。第四種人千方百計地表示自己辛勤工作。第五種人則為了達到其久已夢寐以求的宿愿——陪皇帝吃飯，拼命地證明一個剛提出的意見的正確或不正確，并為此舉出或多或少有些正確和充分的論據。

　　這一派的所有人都在撈取盧布、勛章和官位。在這種追逐中只隨著帝王恩寵的風向標轉動，只要一發現風向標指向那一方向，結果卻更難把風向標扭向另一方。在這動蕩不定的局勢中，在這使一切都處在驚慌和不安的嚴重危險中，在這陰謀自私、互相沖突各種觀點和感情的漩渦中，加之所有這些人的種族差異，這人數眾多，未謀私利的第八派給共同的事業增加了極大的混亂和驚慌。無論發生什么問題，這群蜂子在前一個題目上還未嗡嗡完，就飛到那個新問題上，并以自己的嗡嗡聲壓倒和淹滅那些真誠的辯論。

　　正當安德烈公爵來到軍隊時，從所有這些派別中正聚起一派，正提高自己的聲譽的第九派。這一派由年事已高，有治國經驗、聰明干練的人組成，他們不贊成互相對立的任何一種意見，冷靜地觀察大卡里發生的一切，思考擺脫目前這種方向不明，意志不堅，混亂一團和軟弱無力狀況的出路。

　　這一派人所思所想的是，一切壞事源于皇帝及其軍事顧問們進駐軍隊，各種關系不明確，互相制約，左右搖擺不定都帶進軍隊，這在家庭里可行。在軍隊就有害了。皇帝應該治理國家，而不是指揮軍隊，擺脫這種狀態的唯一出路是皇帝及其宮廷從軍隊中撤出去，僅皇帝在場，為保護他個人的安全就使五萬軍隊癱瘓；這個最差的，但是卻獨立自主的總司令也比那個最好的，然而卻因皇帝及其權威而束手束腳的總司令要好得多。

　　正當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薩閑住無事的時候，曾為這一派主要代表之一的希代科夫給皇帝與了一封信，巴拉瑟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同意在信上簽名。信中，利用皇帝準許他議論大局之便，借口必須鼓舞首都人民的戰斗精神，恭請皇帝離開軍隊。

　　由皇帝親自鼓舞和號召人民保衛祖國——這正是（就皇帝親自到莫斯科來說）俄羅斯勝利的主要原因。為了給皇帝離開軍隊找個借口，提出的這個建議，被皇帝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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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巴克雷吃飯時轉告博爾孔斯基說，皇帝本人要招見安德烈公爵，向他垂詢有關土耳其的情況。下午六點鐘，安德烈公爵要來到貝尼格森的寓所，此時這封信還沒有呈交皇帝。

　　就在這一天，皇帝行轅收到一則有關拿破侖的新的行動可能危及我方軍隊的消息，這個消息后來證明不準確，也在這天早晨，米紹上校陪同皇帝巡視了德里薩的防御工事，并向皇帝證明說，由普弗爾設計構筑的這個牢固的陣地被認為是空前的戰術家的杰作，它可以置拿破侖于死地，——這個陣地沒有任何意義，倒是俄羅斯軍隊的墳墓。

　　安德烈公爵來到貝尼格森將軍的寓所，它坐落在緊鄰河岸的一所不大的地主宅院里，那里既沒有貝尼格森，也無皇帝，但是皇帝的侍從武官切爾內紹夫接待了博爾孔斯基，向他解釋說皇上帶著貝尼格森將軍和保羅西侯爵今天第二次去視察德里薩營地防御工事，他們對這座營地防御工事的適用性開始產生極大的懷疑。

　　切爾內紹夫拿著一本法國小說坐在第一間屋的窗子旁邊，大概這間房屋以前曾是大廳；屋內還有一架風琴，風琴上堆放著地毯，屋角里放著貝尼格森的副官的行軍床。這個副官正在那兒，顯然他被宴會或事務累得疲憊不堪，坐在卷著的被蓋上打瞌睡，大廳有兩道門：一道門直通原先的客廳，另一道往右通向書房。從第一道門里傳來用德語、偶爾也用法語談話的聲音。那里，原先的客廳里，按皇帝的旨意正舉行非軍事性會議（皇帝喜歡含糊），他希望知道在目前困境下幾個人的意見。這不是軍事會議，好像是為皇帝個人闡明某些問題而召開的特邀會議。被邀出席這次非正式會議的有，瑞典將軍阿姆菲爾德，侍從武官沃爾佐根，溫岑格羅德，他被拿破侖稱為法國逃亡者，米紹，托爾，完全不是軍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是普弗爾本人，正如安德烈公爵聽說的那樣，他是所有事情的主腦。安德烈公爵有機會仔細打量他，因為普弗爾在安德烈到后不久就來了，去客廳時他停下來與切爾內紹夫談過一會兒話。

　　乍看起來，普弗爾穿著裁剪很差的俄羅斯將軍制服，好像被化了裝似的，穿著不合身，安德烈公爵覺得他很面熟，雖然他從未見過他，他身上具有魏羅特爾、馬克、施米特和其他許多安德烈公爵一八○五年見到過的德國軍事理論家所具備的特點；但是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典型，安德烈公爵還從未見過一位如此把那些德國人的特點集于一身的德國軍事理論家。

　　普弗爾身材不高，很瘦，但骨架寬大、體格健康，臀部寬闊，肩胛骨棱角分明。他滿臉縐紋，眼窩深隱，額前的鬢發顯然匆匆地梳理過，腦后的頭發卻一撮撮地翹起顯得幼稚可笑。他一邊走進房間，一邊心神不寧地忿忿地四處張望，好像他害怕他走進的那一大間房中的一切似的。他笨手笨腳地扶著佩刀，用德語向切爾內紹夫打聽皇帝在哪兒。顯然，他想盡快穿過房間，結束禮儀和問候，在地圖邊坐下來著手工作，他覺得那才是舒適的地方，他一邊聽切爾內紹夫說皇帝去視察他普弗爾按自己的理論構筑的工事，一邊匆匆地點著頭，帶著譏諷的意味微笑著，他自言自語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仿佛像所有自信的德國人那樣低沉而急促地抱怨愚蠢或者：整個事情就要完蛋……或者：哼，有好戲看啦……安德烈公爵沒有聽清他說什么，想走過去，但是切爾內紹夫把安德烈公爵介紹給普弗爾認識，并說安德烈公爵剛從土耳其回來，那里的戰事幸運地結束了，普弗爾瞟了一眼安德烈公爵，與其說是看他，毋寧說是眼光一掃而過，大笑著說：“對啦，那一仗準是戰術運用得正確。”隨后，輕蔑地笑笑，向那傳出談話聲的房間走去。

　　普弗爾顯然就愛諷刺挖苦人，特別是現在有人背著他去視察他的陣地并且妄加評判，這就更刺激了他。安德烈公爵通過這一次與普弗爾的短暫會見，再加之對奧斯特利茨戰役的回憶，就為這個人勾劃出了鮮明的形象。普弗爾是那類自信到不可救藥，一成不變，以致于寧愿殉道的人之一，這類人只能是德國人，因為只有德國人根據遠離現實的觀念——科學，即臆想到的完善無缺的真理的知識才建立這樣的自信。法國人所以自信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無論智力還是肉體，無論對男人還是對女人都有不可抗拒的迷人的力量，英國人的自信是基于他是世界上組織得最好的國家的公民，是因為他作為一個英國人，總是知道該作什么，而且知道作為一個英國人所做的一切無疑是正確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為他總是激動萬分，容易忘掉自己和別人，俄羅斯人自信卻是因為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不愿知道，因為他不相信有什么事是可以完全了解的，德國人的那種自信比所有其他的都糟，都更頑固，更討厭，因為他想象他知道真理，知道科學，那真理和科學是他自己杜撰出來的，可他卻認為是絕對真理——顯然，普弗爾就是這樣的人，他有一種科學——他從腓特烈大帝戰爭史得出的迂回運動理論，他遇到的現代戰爭史中的一切，都使他覺得那些是毫無意義的、野蠻、混亂的沖突，其中戰斗的雙方都犯了如此多的錯誤，以致那些戰爭不能稱為戰爭，它們不符合理論，不能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

　　一八○六年，普弗爾是結束于耶那和奧爾施泰特的那場戰爭的計劃擬定人之一；但是在這場戰爭的結局中他沒有看見自己的理論有任何錯誤。相反，他認為所有失敗的唯一原因是沒有按照他的理論去做。他用自己特有的幸災樂禍的諷刺口吻說：“我早就說過，整個事情都要完蛋。”普弗爾是那種理論家之一，這種理論家如此偏愛自己的理論，以致于忘掉了理論的目的——應用于實際，他們由于偏愛理論而憎恨一切實際，連了解也不愿意。他甚至為失敗而高興，因為實際是由于背離理論而導致失敗的，對他來說這種失敗只能證明其理論的正確性。

　　他與安德烈公爵和切爾內紹夫說了幾句關于當前戰爭的話，他的神情仿佛在說，我早就知道一切都會弄糟的，甚至對此抱有得意之色，那腦后一撮撮翹起的頭發和匆匆梳過的鬢角都說明了這點。

　　他走進另一間房，那兒立刻傳來他低沉而憤慨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