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旅行袋挾在胳膊下面走下樓來。

　　“你要走嗎？”亞歷山大問我。

　　“是的。”

　　“你去哪兒？”

　　“去布爾讓布雷斯。”

　　“去干嗎？”

　　“參觀當地，訪問那些看到過處決勒普雷特爾，阿米埃，居榮和伊凡爾的人，請他們談談當時的情況。”

　　大家知道，從巴黎到布爾有兩條路可走：可以乘火車在馬孔下車，隨后乘從馬孔到布爾的擇車，也可以乘火車到里昂下車，隨后乘里昂直達布爾的火車。

　　我猶豫不決，不知走哪條路好，由于一個暫時和我坐在同一節車廂里的旅客，我終于下了決心。他是去布爾的，他對我說，他在那兒有很多關系；他走經里昂去布爾這條路，因此，里昂這條路是最好的。

　　我決定和他走同一條路。

　　火車到里昂我躺下睡覺，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我到了布爾。

　　王國的第二首都的一份報紙在那兒盯上了我，這份報紙上登了一篇對我冷嘲熱諷的文章。里昂自一八三三年起就對我耿耿于懷，我想，那是在二十四年以前，我曾經說過這個城市缺少文學氣息。

　　唉！我在一八五七年對里昂的意見跟一八三三年完全一樣，我不輕易改變自己的意見。

　　在法國還有像里昂一樣的對我心懷不滿的第二個城布：那是魯昂。

　　魯昂對我所有的劇本，包括《埃爾馬恩伯爵》，都報以“噓聲”。

　　一天，一個那不勒斯人向我夸口說他曾經噓過羅西尼和拉瑪利勃朗，《塞爾維亞的理發師》和黛絲德蒙娜。

　　“大概是這么回事，”我回答他說，“因為羅西尼和拉瑪利勃朗也夸口說他們曾經被那不勒斯人噓過。”

　　因此我也夸口說曾經被魯昂人噓過。

　　一天，我身邊正好有一個真正的魯昂人，我下定決心要弄清楚為什么我在魯昂被人噓。有什么辦法呢！我喜歡對最小的事情刨根究底，弄個水落石出。

　　魯昂人回答我說：

　　“我們噓您，因為我們恨您。”

　　為什么不恨呢？魯昂還恨貞德呢。當然，并不是為了同樣原因。

　　我問這個魯昂人，為什么他和他的同胞恨我：我從來沒有講過他們蘋果醬的壞話；在巴爾貝先生任市長期間，我始終是尊敬他的，在他被文人協會委派參加偉大的高乃依塑像落成典禮時，我是唯一想到在他開始演說以前行禮的人。

　　在這一切里面，沒有任何值得魯昂人憎恨的說得過去的理由。因此，對“我們噓您，是因為我們恨您”這個驕傲的答復，我低聲下氣地問道：

　　“那么為什么你們恨我呢，我的天主！”

　　“啊，這您很清楚，”魯昂人回答說。

　　“我？”我說。

　　“是的，您。”

　　“不管怎么樣，您就當作我不知道吧。”

　　“您還記得市政府為了高乃依塑像的事請您參加的那次晚宴嗎？”

　　“當然記得。是因為我沒有回請而恨我嗎？”

　　“不，不是這個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是這么回事，在那次晚宴上，有人對您說：‘仲馬先生，您完全應該用魯昂城的歷史做題材寫一個劇本。’”

　　“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回答的：‘沒有再容易的事情了；只要你們一提出要求，我就到魯昂來住上半個月。你們給我一個題材，我就可以在這半個月里面寫一個劇本，作者的權益我可以送給窮人們。’”

　　“是這么回事，您是這么說的。”

　　“在這些話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得罪魯昂人以招致他們嫌惡的地方。”

　　“是的，可是接下來又有人問：‘這個劇本您用散文寫嗎？’對這個問題您回答說……您還記得您是怎樣回答的嗎？”

　　“說真的，我記不得了。”

　　“您那時回答說：‘我要用詩句寫，這樣可以寫得快一些。’”

　　“我很可能講過這樣的話。”

　　“是吧！”

　　“那又怎么樣呢？”

　　“怎么樣，這是對高乃依的侮辱，仲馬先生；所以魯昂人恨您，而且還會恨您很久。”

　　原來如此！

　　可敬的魯昂人啊！我但愿你們永遠別原諒我，別為我鼓掌，可別跟我這樣惡作劇。

　　報紙上說，仲馬在里昂只待了一個晚上，一定是因為一個極其缺乏文學氣息的城市不配更久地留住他。

　　仲馬先生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想法。他在里昂只待了一個晚上，是因為他急于到布爾去；因此，仲馬先生一到布爾就叫人把他帶到省報報社去。

　　我知道那家報社是由一位杰出的考古學家領導的，他是我的朋友波，關于布羅教堂的那本著作的出版者。

　　我求見米利埃先生。——米利埃先生馬上出來迎接我。

　　我們握了握手，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訴了他。

　　“您的事交給我了，”他對我說，“我帶您到我們這兒一個地方官那兒去，他在寫外省的歷史。”

　　“可是您說的那個歷史寫到什么時候了？”

　　“寫到一八二二年。”

　　“那么，一切順利。因為我要講的歷史是一七九九年的事情，而我那些主人公是在一八００年被處決的。他已經寫過了那個時代，會告訴我一些情況的。我們到您那位地方官那兒去吧。”

　　一路上，米利埃先生告訴我說，這位歷史學家地方官同時又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

　　自從布里亞－薩瓦蘭以來，地方官食不厭精已經成為習氣。不幸的是，很多人僅僅是些饕餮之徒，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我們被領進了地方官的辦公室。

　　我見到了一個容光煥發、臉上帶有嘲笑神情的人。

　　他帶著歷史學家關照詩人的那種保護人的神態歡迎我。

　　“那么，先生，”他問我，“您是到我們這個可憐的地方來找小說的題材的？”

　　“不，先生：我的題材早已找到了；我只是來尋找歷史材料的。”

　　“是嗎！我不相信寫小說還要花這么大力氣。”

　　“您錯了，先生，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我習慣于對我要探討的歷史題材作非常嚴肅認真的研究。”

　　“您至少可以派個人來。”

　　“如果我派人來，先生，他對我的題材毫無所知，因此很可能對一些極為重要的事情視而不見；而且，當地的實際情況對我有很大幫助，我不是親眼目睹就難以描寫。”

　　“那么，您準備親自寫的是一部小說嗎？”

　　“啊，是的，先生。上一部小說我是叫我的跟班寫的；因為那部小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個家伙就漫天討價要我大大增加他的工資，所以我非常遺憾，不能再留用他了。”

　　那位地方官咬咬嘴唇，停了一會兒他又說：

　　“您一定很愿意告訴我，先生，”他對我說，“在這項重大的工作里面，我在哪方面可以幫助您。”

　　“您可以指導我的研究工作，先生。您寫過一部省史，那么發生在省會里的重大事件您總不會不知道。”

　　“是的，先生，我想，在這方面，我知道得是相當多的。”

　　“那么，先生，我們先來談談，您那個省曾經是耶戶一幫子的活動中心。”

　　“先生，我曾經聽說過耶穌一幫子的事情，”地方官回答說，他臉上又掛起了嘲諷的微笑。

　　“那么是些耶穌會修士羅，是不是？我間的不是這個，先生。”

　　“我講的也不是這個；我講的是那些從一七九七到一八００年之間在大路上搶劫驛車的強盜。”

　　“那么，先生，請允許我對您說，我來布爾就是為了尋找有關他們的資料的，他們叫做耶戶一幫子，而不是叫做耶穌一幫子。”

　　“可是‘耶戶一幫子’這個名稱是怎么回事？我喜歡把一切都搞清楚。”

　　“我也是，先生；所以我才不想把攔路賊和傳教士混為一談。”

　　“是啊，這似乎有些不太正統。”

　　“可是這就是您剛才做的嘛，先生，如果我不糾正您的判斷；我，是個詩人；而您，是位歷史學家！”

　　“我等著聽您的解釋，先生，”地方官抿緊嘴唇說。

　　“解釋很簡單，用不了幾句話：耶戶是一個由以利沙授命的以色列國王，為了要他消滅亞哈一家。以利沙代表路易十八；耶戶就是卡杜達爾；亞哈一家指的是革命。所以那些搶劫釋車，用政府的錢財來維持旺代戰爭的攔路賊就叫做耶戶一幫子。”

　　“先生，我真幸運，在我這樣的年紀還能學到一些東西。”

　　“啊！先生，一個人活到老學到老：活著的時候向人學習；死了以后，向天主學習。”

　　“可是，總之，”我的對話者做了一個表示不耐煩的手勢，說，“我能不能知道我在哪方面對您有用？”

　　“是這么回事，先生。有四個這樣的年輕人，耶戶一幫子當中的主要人物，在布爾的巴斯底翁廣場被處決了。”

　　“首先，先生，在布爾，巴斯底翁廣場不是處決犯人的地方；一般都在集市場上處決犯人。”

　　“眼下，先生……最近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以來，自從處死佩戴爾以來，是在集市場上處決犯人的……可是從前，尤其在大革命時期，是在巴斯底翁處決犯人的。”

　　“這有可能。”

　　“是這么回事……這四個年輕人的名字叫做居榮，勒普雷特爾，阿米埃和伊凡爾。”

　　“我第一次聽說這些名字。”

　　“可是他們是有點兒名氣的，尤其在布爾。”

　　“先生，您能肯定這些人是在這兒被處決的嗎？”

　　“我可以肯定。”

　　“這些資料您是從哪兒得到的？”

　　“向我提供資料的人的伯父是憲兵隊隊長，他參加了那次處決。”

　　“向您提供資料的人叫什么名字？”

　　“夏爾?諾地埃。”

　　“夏爾?諾地埃，是小說家，還是詩人？”

　　“如果是歷史學家，我就不會尋根究底了。我最近去瓦雷納旅行過一次，在那次旅行中我懂得了對歷史學家必須尊重。可是，正巧他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所以我要尋根究底。”

　　“這隨您的便，可是您想知道的事情我一無所知；而且我甚至敢于說，如果您來布爾，只是為了打聽有關處決這幾位先生的情況……他們叫什么來著？”

　　“居榮，勒普雷特爾，阿米埃和伊凡爾。”

　　“那您這次旅行就完全是白費力氣。這個城市的檔案我已經查閱二十年了，像您對我講的這些事，我可從來也沒有看見過。”

　　“城市檔案和法院書記室的檔案不是一回事；也許我可以在法院書記室的檔案里找到些什么。”

　　“啊，先生，如果您想在法院書記室的檔案里找到些什么，那您的本事可大極了！法院書記室檔案是一堆垃圾，一堆真正的垃圾；這樣的話，您就必須在這兒呆上一個月，而且……而且……”

　　“我只準備在這兒待一天，先生；可是，在這一天里面，我要找到我找的東西，您允許我把我找到的資料告訴您嗎？……”

　　“當然，先生，當然，先生，當然，那您真是幫了我的大忙了。”

　　“不比我剛才要請您幫我的忙大；我要把您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告訴您，僅此而已。”

　　你們可以料到，在我從我那位地方官家里出來的時候，我的虛榮心受到了怎樣的刺激；我無論如何要搞到有關耶戶一幫子的材料。

　　我責怪米利埃，并把他逼得走投無路。

　　“聽著，”他對我說，“我有一個做律師的姐夫。”

　　“啊，我就是需要這樣的人！我們到您姐夫那兒去。”

　　“可是眼下他在法院里。”

　　“那么我們到法院去。”

　　“您去那兒會引起議論的，我預先告訴您。”

　　“那么，您一個人去；告訴他是怎么回事，叫他想辦法去找。我呢，我要去市郊看看，這些地方是我以后工作的根據；如果您愿意，我們四點鐘在巴斯底翁廣場再見面。”

　　“再好沒有。”

　　“我來的時候仿佛看到過有一座森林。”

　　“賽榮森林。”

　　“好極了！”

　　“您需要一座森林？”

　　“這是我必不可少的。”

　　“那么，請允許我……”

　　“什么？”

　　“把您帶到我一個朋友勒杜克先生家里去，他是一位詩人，在他不做詩的時候，他是一位檢查員。”

　　“什么檢查員？”

　　“森林檢查員。”

　　“森林里有沒有什么廢墟？”

　　“有一座修道院，不過修道院不在森林里，它離森林有一百來步遠。”

　　“那么在森林里呢？”

　　“有一個叫做科勒里的像工場一樣的地方，它是附屬于修道院的，兩者之間有一個地道相通。”“好啊！——現在，如果您能夠再奉獻給我一個山洞，那您真是叫我心滿意足啦！”

　　“我們有賽澤利阿山洞，不過這個山洞在拉雷蘇斯河另一邊。”

　　“這對我沒有多大關系。如果山洞不到我這兒來，我可以像穆罕默德一樣，到山洞去。現在，我們先去勒杜克先生那兒吧。”

　　五分鐘以后，我們到了勒杜克先生家里，他知道了我們為什么事去找他以后，就提出，他，還有馬匹和車輛，都交由我來安排。

　　我全都接受了。有些人提出為別人效勞的方式會一下子使您感到毫無拘束

　　我們首先參觀了修道院。它似乎是為我特意建成的，簡直沒法使我再中意了。冷落的隱修院、荒蕪的花園，居民都像是化外之人，謝天謝地，真是無巧不成書！

　　我們從修道院到了科勒里，那是修道院的一個附屬建筑。我還不知道我將把它怎么辦；可是顯而易見，這對我是有用的。

　　“現在，先生，”我對我的殷勤好客的向導說，“我需要一片美麗的稍許有些陰暗的景色，在大樹下面，小河旁邊。您知道在這兒有這樣的地方嗎？”

　　“您要這個地方干嗎？”

　　“我要在那兒造一座宮殿。”

　　“什么宮殿？”

　　“當然是一座虛假的宮殿羅！我有一個家庭需要一個住的地方，一位模范母親，一個整天悶悶不樂的女兒，一個淘氣的兄弟，一個專門違禁打獵的園丁。”

　　“我們有一個叫做‘黑色噴泉’的地方。”

　　“這個名字就很迷人。”

　　“可是沒有宮殿。”

　　“那太好了，因為要是有的話，我也不得不把它毀掉。”

　　“我們去‘黑色噴泉’吧。”

　　我們動身了；一刻鐘以后，我們在守林人的房子前面下了車。

　　“走這條小路，”勒杜克先生對我說，“它通向您想去的地方。”果然，這條路通向一個巨木參天的地方，樹蔭下有三四條泉水。

　　“這就是大家叫做‘黑色噴泉’的地方。”勒杜克先生對我說。

　　“蒙特凡爾夫人，阿梅莉和小愛德華將來要住在這兒。現在請說說，我看到的對面幾個村子叫什么名字？”

　　“這兒，最近的叫蒙塔涅村；那兒，山里面，叫賽澤利阿村。”

　　“那兒有個山洞嗎？”

　　“有的。可是您怎么知道賽澤利阿村有一個山洞。”

　　“請再講下去。請問其他幾個村子叫什么名字啊？”

　　“圣茹斯特，特萊科納斯，拉馬斯，維爾勒韋爾絮爾。”

　　“很好。”

　　“您夠了嗎？”

　　“夠了。”

　　我拿起我的筆記簿，畫了一張當地的地圖，就在靠近這些村子的位置上，記下了勒杜克先生剛才一一說給我聽的那些村子的名字。

　　“我記下了，”我對他說。

　　“我們去哪兒？”

　　“布羅教堂該在我們走的這條路上吧？”

　　“正是。”

　　“我們去參觀布羅教堂。”

　　“在您的小說里也需要談到它嗎？”

　　“當然；您完全可以想象，我這本小說的情節發生在擁有一個十六世紀建筑學上的杰作的地方，我總不會不去利用這個杰作。”

　　“我們去布羅教堂吧。”

　　一刻鐘以后，圣器室管理人把我們領進了那個安置著三座珍貴的大理石墳墓的花崗巖巖洞里面，那是瑪格麗特?德?奧地利，瑪格麗特?德?波旁和美男子菲利浦三人的墓。

　　“怎么，”我問圣器室管理人，“在大革命時期，所有這些東西沒有被毀壞嗎？”

　　“啊，先生，市政府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就是把教堂改成一個草料倉庫。”

　　“是啊，于是干草救了大理石；您講得對，我的朋友，這是一個好主意。”

　　“市政府的主意是不是也引出您一個主意？”勒杜克先生問我。

　　“對啊，如果我不用來搞些名堂出來，那我真是太不幸了。”

　　我把懷表掏了出來。

　　“三點鐘了！我們去監獄吧；我四點鐘在巴斯底翁廣場和米利埃先生有約會。”

　　“等等……還有最后一件事。”

　　“什么事？”

　　“您看到了瑪格麗特?德?奧地利的箴言嗎？”

　　“沒有看到；在哪兒有？”

　　“到處都有；首先在她的墓上就有。”

　　“就是這個。”

　　“那么，這個文字游戲是什么意思？”

　　“學者們是這樣解釋的：婦女薄命。”

　　“讓我們來看看是怎么回事。”

　　“首先必須從它的來源假設這是一個拉丁文箴言。”

　　“我們就這么假設吧，很可能是這么回事。”

　　“那么：Fortunainfortunat……”

　　“噢！噢！infortunat。”

　　“當然啦……”

　　“這太像是一個生造的詞語。”

　　“有什么辦法呢！”

　　“我有一個解釋。”

　　“先說說看！”

　　“可以這樣解釋：Fortuna，infortuna，fortiuna．也就是命運好壞對強者來說是無所謂的。”

　　“也許正確的翻譯就是這樣的，您知道嗎？”

　　“對啊！所謂不學無術就是這么回事，我親愛的先生；您很有見識，一個有經驗的人比一個有學問的人看問題更正確。——您沒有別的事對我說了嗎？”

　　“沒有了。”

　　“那么，我們去監獄。”

　　我們又登上馬車，回到城里，一直到監獄門前才停車。我從車門伸出頭去說：

　　“唷！”我說，“他們替我把它糟蹋了。”

　　“什么！他們替您把它糟蹋了？”

　　“當然，它已經不像我那些囚犯那個時代的模樣了。我們可以和獄卒談談嗎？”

　　“當然可以。”

　　“我們去和他談。”

　　我們敲門。

　　一個四十來歲的人來替我們開門。

　　他認出了勒杜克先生。

　　“我親愛的，”勒杜克先生對他說，“這是我一個朋友，一位學者……”

　　“啊！算了，”我打斷他的話說，“別亂開玩笑。”

　　“我這位朋友說，”勒杜克先生繼續說，“這座監獄已經不是上一世紀那一座了，是嗎？”

　　“是這么回事，勒杜克先生，監獄曾經被毀掉過，后來又在一八一六年重建起來。”

　　“那么，里面的樣子也和過去不一樣了？”

　　“啊，不一樣了，先生，完全變樣了。”

　　“有沒有舊監獄的平面圖？”

　　“噢！建筑師馬丁先生也許能替你們找一張來。”

　　“是律師馬丁先生的親戚嗎？”

　　“是他的兄弟。”

　　“很好，我的朋友；平面圖我會拿到的。”

　　“那么，我們不需要再待在這兒了？”勒杜克先生問。“不必要了。”

　　“我可以回家了嗎？”

　　“要離開您真是一件憾事，可是也沒有辦法。”

　　“您不需要我陪您去巴斯底翁廣場嗎？”

　　“它就在這兒附近。”

　　“今天晚上您干什么？”

　　“如果您愿意的話，我到您那兒去。”

　　“太好了！九點鐘，等您來喝茶。”

　　“我一定去喝。”

　　我謝過了勒杜克先生，握過手以后就分別了。

　　我向利斯街——又稱競技場街，因為這條街通向曾經發生過一次戰斗的廣場——走去，隨后沿著蒙比隆花園走到了巴斯底翁廣場。

　　那是一個半圓形廣場，今天已經變成了市場。在這個半圓形廣場中間，矗立著達維?德?昂熱爾制作的比謝的青銅像。比謝穿著大禮服——為什么要作這樣的現實主義夸張呢？——一只手放在一個十歲左右的全身赤裸的孩子的胸口上——為什么要作這樣過分的想象呢？在比謝的腳下還橫著一具尸體。這是用青銅表現的比謝的著作：生和死！……

　　我全神貫注地看著這座鑄像，它集中地表現了達維?德?昂熱爾的優缺點，突然我感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過頭去：是米利埃先生。

　　他手里拿著一張紙。

　　“怎么樣？”我間他。

　　“好啦，成功了！”

　　“這是什么？”

　　“執行記錄。”

　　“誰的執行記錄？”

　　“您那幾位的。”

　　“居榮，勒普雷特爾和阿米埃的嗎？……”

　　“還有伊凡爾的。”

　　“那么，給我吧。”

　　“拿去！”

　　我拿過來，念了起來。

　　死刑執行記錄

　　被判處人洛朗?居榮；艾蒂安?伊凡爾；弗朗索瓦，阿米埃；安托尼?勒普雷特爾。

　　共和八年熱月二十日判決；共和九年葡月二十三日執行。

　　“今天，共和九年葡月二十三日，共和政府政法委員于夜間十一點鐘，收到司法部長的一包有關判處洛朗?居榮，艾蒂安?伊凡爾，弗朗索瓦?阿米埃和安托尼?勒普雷特爾四人死刑的訴訟案卷和判決書。最高法院本月六日的判決書否決了撤銷共和八年熱月二十一日的申訴，并用公函于早上七八點鐘通知，四個被判死刑的被告將于今天十一點鐘處決。在十一點鐘以前，這四個被告在監獄里用手槍打自己，用刺刀刺自己。據說勒普雷特爾和居榮已經死了；伊凡爾受了重傷，奄奄一息；阿米埃只差沒有斷氣，不過還有知覺。所有這四個人，就這樣，死也好，活也罷，都被弄到斷頭臺被砍下了腦袋。十一點半，執達吏科蘭把他們受刑的記錄交到市政府，把他們的名字記上死亡登記簿。

　　“憲兵隊長把他在監獄里看到的事清的記錄交給了治安法官；我當時沒有在場，我保證別人是對我這么說的。

　　布爾，共和九年葡月二十三日

　　獄卒杜博斯特簽名”

　　啊！這樣的話，詩人反對歷史學家是有道理的！把發生在監獄里的事情的記錄交給治安法官的是憲兵隊長——他當時在現場——，那是諾地埃的伯父。這份交給治安法官的記錄，就是銘刻在這個年輕人腦袋里的故事，這個故事，過了四十年以后，原原本本地出現在這本名為《革命回憶錄》的名著里面。

　　整個訴訟程序都寫在獄卒的檔案里面。馬丁先生叫人替我抄了一份，包括訊問筆錄，執行記錄和判決書。

　　我口袋里裝著諾地埃的《革命回憶錄》。我手里拿著執行記錄，這份記錄證實了他所提到的事情。

　　“我們到我們的地方官那兒去吧，”我對米里埃先生說。

　　“我們到我們的地方官那兒去吧。”他也跟著說。

　　地方官不由得目瞪口呆，我使他信服了詩人和歷史學家同樣都懂得歷史，如果他們不比歷史學家懂得更多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