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最大的信任就是關于進言的信任。因為在別的信托之中人們不過是把生活底一部分委托于人，如田地、產(chǎn)業(yè)、子女、信用，某項個別事務是也；但是對那些他們認為是言官或諍友的人，他們是把生活底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見這些有言責的人是更應當如何嚴守信實與堅貞也。人君中極聰明者也不必以為借助于言論就有損于他們底偉大或有傷于他們底能名。連上帝自己也是不能少它的，他并且把進言這件事定為他底圣嗣底尊號之一：就是“進言者”或“規(guī)勸者”。所羅門曾經(jīng)說過：“安全是在忠言之中的”。凡事必有初動與次動；若不在言論底辯駁上顛簸，必將在幸運底波濤上顛簸，并且要有始無終，成敗不定，好象一個醉人底蹣跚一樣。所羅門底兒子發(fā)見了言論底力量，就如同他父親發(fā)見了言論底必要一樣。因為上帝所最寵愛的那個國家是最先由邪說分裂破壞的；這邪說有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可說是天意特賦予它，以教訓世人如何可以永遠看出邪惡的言論來的；就是，這種言論，在人底方面，是年青人底言論；在事底方面，是主張暴力的言論。

　　帝王與言論之一體相關而不可分離以及帝王當如何善用言論之道，這二者都由古人以譬喻說出了。其一，古人說久辟特曾娶米娣司，這位米娣司就是言論，古人借這個寓言表示君權是與言論一體的。其二就是這故事底下文，古人說久辟特娶了米娣司之后，她懷了孕。但是久辟特不肯讓她等到生產(chǎn)的時候，反之，他把她吞入腹內，因此他自己竟懷孕在身，后來就由頭中產(chǎn)生了全身披掛的帕拉斯。這個荒唐的故事暗寓君道底秘密；是說人君應當如何利用朝議的。第一，為帝王者應當把事務交付朝議，這就好象授胎使孕一樣；但是當這些事務在議論底腹中已受?營，捏搓，造形之后，那時為帝王者就不讓朝議去決斷并支配這些事務，好象非仗著他們不可似的；反之，卻要把事務拿回到自己底手里，并且要使世人看來那號令及最后的決斷（這些號令及決斷，因為它們發(fā)出的時候是審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就可譬全副武裝的帕拉斯）是從他們自己出的，并且不僅是從他們底威權，而且是從他們底腦筋及智謀而來的（這樣就更可以增加他們自己底名望了）。

　　現(xiàn)在且一談言論底害處及其救濟之道。求言與用言底害處其?人見及者有三。第一，事務為人所知，機密于是不固。第二，人君之威權減弱，好象他們作事不能全仗自己似的。第三是奸言底危險，所說的話于進言者比納言者更為有利。因為這三種害處，所以意大利底理論和法蘭西底實行（在某幾位君王底時代）曾創(chuàng)密議或“內閣會議”之制；這是一種比疾病本身更壞的治療術。

　　說到秘密，為人君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通知所有的言事之臣；反之，他是可以選擇的。并且，那問人他應當怎樣辦的人也不一定要宣布他將要怎么辦。然而為人君者卻須提防，不可使事機底泄露，出自他們本身。至于那些秘密會議，下面這句話可為它們底座右銘，就是“我滿是漏洞”（Plenusrimarumsum）。一個喋喋多言，以告人秘密為榮的人，其為害之烈，雖有許多懂得保密的責任的人也是挽救不過來的。有些事件需要極度的秘密，除了君主本人，不會有一兩個以上的人知道的，這是真的；然而這一兩個人底言論也不見得沒有好處；因為，在保守秘密之外，這些言論還能繼續(xù)依著同一方針進行而不受擾亂也。可是要達到這種情形，那為帝王者就必須要是一位明主，一位自己有力量辦事的人君；并且那些參與機密的議事官也須是有智之人，尤須是忠于君主底目的者才行；英王亨利第七，他在最重大的事件中從不把秘密告訴任何人，除非是摩吞和福克斯，這就是一個例子。

　　至于威權之減弱，上述的寓言已經(jīng)表明那補救之道了。不特如此，帝王底尊嚴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參與議論而削減不如說是反而增高了；并且從來也沒有過人君因為接受言論而失去臣仆的；惟有在某一個言事的人不次升擢或某幾個言事的人組織過密的時候，那算是例外；但是這些情形是容易發(fā)覺并補救的。

　　再說那最后的一件害處，就是人們會存私心而進言。無疑地，“他在地面上將找不到忠誠”這句話底用意是形容一個時代而非指所有的個人的。有些人底天性是忠實、誠懇、質樸、爽直，而不是狡猾曲折的；為人君者當首先把有這樣天性的人吸引到身邊來。再者，言事之臣并非都是團結一致的，反之，他們常常是一個監(jiān)視一個的；因此若有一個人底言論是為黨爭或私心而發(fā)的，這種情形多半是要傳到君主底耳朵里來的。但是最好的救治之方就是人君要懂得言官，如言官之懂得人君：

　　“人君之至德在乎知人”。

　　在另一方面，言論之臣也不可過于喜歡察究他們底君主底為人。一個參與言論的人底真正應有的品性是要通曉他底主人底事務而不是熟悉他底性格；因為這樣他就會勸導他而不至于迎合他底脾氣了。為人君者假如在聽取他底議事諸臣的意見時能聽取個人私下的意見，又能聽取當眾的意見，那是特別有用的。因為私下的意見是較為自由，而當眾的意見是較為可重的。在私下，人們比較勇于表示自己底好惡；在公眾中，人們較易受別人的好惡之影響，因此兩種意見都采取是好的；并且在聽取較為低級的人們底意見時，最好是在私下，為的是可以使他們暢所欲言；在聽取較為尊貴的人們底意見時最好是在公眾，為的是可以使他們出言慎重。為人君者若僅為事求言而不同樣地為人求言，那末這種求言的舉動就是空虛的；因為這樣做，一切的事務就好象無生命的圖象一般了，而辦理事務的那種生氣則全賴擇人得宜也。要用人而征求意見時若僅依階級為標準，以求其人品與性格，就好象在研究一種觀念，或者一道數(shù)學題的時候分門別類的那種辦法一樣，那也是不夠的；因為大錯誤之造成，或大識見之顯出，都在用人得當與否也。古人說：“死了的人乃是最好的進言人”。這話說得不錯：當活著的有言責者畏縮不敢言的時候，書籍是敢直言的。因此最好熟讀書籍，尤其是那些曾經(jīng)身歷其境的人所作的書。

　　今日各處底議事機關大多數(shù)不過是一種平常的會議而已，在這種會議上諸種事務僅僅受談論而未受辯論也。并且他們都是草草地由議事機關底命令或決議處理。在重大事件上，不如先一日提出其事而直至次日始討論之為愈；“黑夜帶來良言”。在英，蘇合并問題議事會上就是如此做的：那是個慎重有序的會議機關。我主張應有一定的日期專議請愿之事；因為這種辦法既可以使請愿者對于他們底請求能受注意的一事較有把握，又可以使會議機關有工夫來討論國家之事，如此乃可以辦理當前的急務也。在選任委員會，為總議事機關預備一切的時候，任用那些無成見的人們比任用正反兩面成見甚深的人，而造成一種均衡中立之勢的辦法好。我也贊成永久委員會之制；例如關于貿易的，關于財政的，關于軍事的，關于訴訟的，以及關于某項特別事務的皆是也；因為若有許多特殊的小議事機關而只有一個國家的議事機關（如在西班牙就是這樣），那他們就實際上等于永久委員會，不過它們底權大些罷了。凡是由他們底特殊職業(yè)而對于議事機關有所報告或陳述的人們（如律師，海員，鑄錢者等）應當先到各委員會報告，然后，看時機之宜否，再到議事機關面前。并且他們不可成群而來，或者帶一種傲慢不遜的態(tài)度；因為那樣就是對議事機關咆哮示威，而不是有所陳述了。一條長桌或是一張方桌或是依墻排列座位這都好象是形式上的事情而其實是實體的事情；因為在一條長桌之旁，在上端坐的少數(shù)人就可以實際上指揮一切；但是在別的坐法中，那坐在下位的議事人底意見就可以多受采納了。一位君主，當他主席會議的時候，應當注意，不可在他底言辭中過于泄露自己底意向；否則那些議事官就要看他底風轉舵，不拿自由自主的意見給他，而要給他唱一曲“吾將愉悅我主”的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