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欲者甚少而所畏者甚多，這種心理是一種痛苦可憐的心理；然而為帝王者其情形多是如此。他們因為尊貴已極，所以沒有什么可希冀的，這就使得他們底精神萎靡不振；同時他們又有許多關于危難暗禍的想象，這又使他們底心智不寧了。這也就是《圣經》中所謂“君心難測”的那種情形底原因之一。因為畏忌多端而沒有一宗主要的欲望可以指揮并約束其余的欲望，這種心理會使得任何人底心都是難以測度也。因此有許多君王常為自己造欲望，并專心于細事；這些細事有時是一座建筑，有時是建立一個教宗，有時是擢升一人，有時是要專精一藝或一技，如尼羅之于琴，道密先之于射，可謨達斯之于劍，卡剌卡拉之于御，以及類此者皆是也。這對于那些不知道下列的原理的人好象是不可思議的，那原理就是人底心理樂于在小事上得益，而不樂于在大事上滯留。我們也常見那些在早年曾為幸運的勝利者的帝王，因為他們不能永遠進取，而在幸運中不得不受限制的原故，在晚年變為迷信而且寡歡；例如亞歷山大大帝，代奧克里賢；還有我們都記得的查理第五，以及其他的君王之所為是也。因為那一向慣于進取的人，在后來碰了釘子的時節，不免要自輕自賤，非復故我的。

　　現在且說王權底真氣質；那是很不容易保持的；因為真的氣質和失調的氣質二者都是由矛盾沖突之物所成者也。然而攙和相反的事物為一事，交換相反的事物又為一事。阿波郎尼亞斯答外斯帕顯的話是滿含最好的教訓的。外斯帕顯問他：“招致尼羅底顛覆者是什么”？他答道：“尼羅善于調弦弄琴；可是在政治上，他把軸栓有時擰得太緊，有時放得太松了”。無疑地，忽然大施威迫，忽然過度松弛，這種不平衡不合時的政策之變換，再沒有比它更能破壞威權的了。

　　近代的講人君之事者，其智多在巧避與轉移臨近的危難，而不在堅固合理的，使人君超然危難之上的常軌，這是真的。但是這種辦法簡直是與幸運之神爭短長了。人們也應當小心，不可忽視或容忍變亂底資料之漸積，因為沒有人能防止那星星之火，也沒有人能夠看出這火星子將從何方來也。人君事業中的艱難是多而且大的；然而其最大的艱難卻常是在他們自己心里的。因為（如泰西塔斯所說）作帝王的人而有矛盾的欲望乃是常事也：“君王們底欲望多是強烈而又自相矛盾的”。蓋權勢底自然弱點就是想要達到某種目的而卻不肯忍受那必需的手段也。

　　為帝王者必須應付其鄰國，后妃，子女，高級僧侶或教士，貴族，第二流的貴族或紳士，商人，平民，兵士；從所有的這些方面都可以興起危難，假如他不小心謹慎的話。

　　先說他們底鄰國。關于這點除了一條永遠可靠的定理外別無普遍的定理可說，因為情勢是十分易于變化的。那一條永遠可靠的定理就是為人君者應當監視不懈，毋使任何鄰國（或以領土之擴張，或由商業之吸引，或用外交的手腕，以及類此的種種）強大到比以先更能為患于本國的程度。要預料并防止這種情形是政府中某項永久機關底工作。在從前三大君主——就是英王亨利第八，法王法蘭西斯第一，皇帝查理第五——為歐洲領袖的時候，他們三位之中誰不能得尺寸之土，若果有一位得著了尺寸之土，其余的兩位立刻就要把那種情形糾正過來，其方法或以聯盟，或以戰爭（如果必要的話），并且無論如何決不貪一時之利而與之講和，其互相監視之嚴有如此者。又奈波爾斯王飛迭南，勞倫斯·麥地奇與盧道維喀斯·斯福爾察（二人都是霸君，一個是佛羅倫斯底，一個是米蘭底）之間的那個聯盟（即貴恰底尼所謂意大利之保障者）其所為亦與此相同。還有經院學派中某種學者底意見，以為無已成的傷害或挑釁的原因而作戰，不能算是堂堂正正之師，這種意見是要不得的。因為敵人雖尚未給我們以打擊，但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恐懼臨近的禍患，這也算是戰爭底正當原因，這是沒有問題的。

　　至于后妃，她們之中是有殘酷的例子的。里維亞因為毒害丈夫而著惡名；羅克撒拉那，梭利滿底王后，就是殺害那位出名的王子蘇丹穆斯塔發的人，并且在別的方面也曾攪亂其家庭及嗣續；英王愛德華第二底王后在廢除并殺害她底丈夫之舉中是主要人物。因此，最當防范這種危險的時候，就是當那為后妃者為了要扶立自己底所生而有陰謀的時候，否則就是當她們有外遇的時候。

　　至于子嗣，同樣地，由他們而來的危難其所致的不幸也是很多的。一般地說來，父親對兒子生疑忌之心者總是不幸的。穆斯塔發之死（上面已經說到的）對梭利滿王室是一種致命傷，因為土耳其王室自梭利滿以至今日的王位繼承都有不正之嫌疑，恐是外來的血統；因為塞利馬斯第二被人認為是私生子也。克瑞斯帕斯（一位非常溫順的青年王子）之見殺于康士坦丁努斯大帝，也同樣地是他那個王室底致命傷；因為康士坦丁努斯底兩個兒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于非命；他底另外的一個兒子，康士坦洽斯，結局也不見佳；他雖然確是病死的，但是他也是在玖利安努斯起兵之后死的。馬其頓王腓力普第二底王子德米垂亞斯之死報在他父親身上，因為他是悔恨而死的。類此的例子很多，但是為父親的因這種猜疑之心而得到益處的例子卻是很少或沒有；唯有在做兒子的公然舉兵反叛的時候，那可算是例外，如塞利馬斯第一之征巴亞塞提，和英王亨利第二之三子是也。

　　至于高級僧侶，在他們驕縱有勢的時候，也可以由他們發生危險的，如安塞爾馬斯和坎特白雷大主教湯瑪斯·拜開提底時代尤是也。這兩個人幾乎以他們底圭杖與帝王底刀劍相爭，而奇者，他們所與之抗衡者竟是堅強驕傲的君主，即威廉·魯夫斯，亨利第一與亨利第二是也。這種危險并非來自僧侶階級底本身，而是當他們倚仗國外的勢力的時候才有的，或者在僧侶們進來及被選的時候，不受職于君主或任何個人而是由民眾選出的，在這種時候，才有危險的。

　　至于貴族，對他們稍為疏遠也不為過；可是壓抑他們，也許可以使為帝王者君權更專，但是不甚安全，并且不容易把他心中所欲的事做到。在拙著《英王亨利第七本紀》中常見及此點，即亨利第七是壓抑貴族的，因此他底時代乃是充滿著艱難與禍亂的；因為那些貴族，雖然仍舊忠于亨利，然而卻沒有在他底事業上與他合作。因此他就不得不自己來辦一切的事了。

　　至于那第二流的貴族，他們是沒有什么危險性的，因為他們是一個散漫的團體。他們有時候也許放言高論，但是那是沒有什么大害的；并且，他們是高級貴族底一種平衡力，使之不能增長得過于強大的；最后，他們因為是最與一般人民接近的掌權者，所以他們也是最能緩和民亂的。

　　至于商人，他們可算是“門靜脈”；要是他們不繁榮，那末一個國家也許有好的四肢，但是其血管將是空的，其營養將甚為貧乏。加之于他們的賦稅很少能于人君底收入有益的，因為他在小處得來的在大處失去了，那就是各項稅率固然增加，而商業底總額則減削也。

　　至于平民，除非他們有偉大，多能的領袖，或者你對于宗教問題，或他們底風俗，或他們底生計加以干涉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什么危險性的。

　　至于軍人，當他們在一起過著團體生活，并且習于賞賜的時候，他們是一個危險階級。如此的例子我們可于土耳其之親衛兵與羅馬之護衛軍見之；但是訓練一部分人，并分級予以武裝，由好幾個將帥統領，并且不加賞賜，則是自衛的舉措而不含危險也。

　　為人君者有如天上的星宿，能致福亦能致禍，受很多的尊敬但是沒有休息。一切關于帝王的箴言，實際是包含在這兩句銘語里的；“記住你是個人”和“記住你是個神或者神底代表”。頭一句話約束他們底權力，后一句話控制他們底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