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歲編《前漢演義》，就二百一十年間之事跡，撮要演述，而于女寵外戚之禍，獨詳載無遺，舉前轍所以戒后車也。乃者賡續漢事，復及東京，并暨西蜀。而竊按東京，歷數與西京略同，而其亡國之厲階，則亦肇自女寵，成于外戚。或者謂后漢之亡，宦寺方鎮實尸之，于女寵外戚似無與焉。豈知木朽則蟲生，墻罅則蟻入，不有女寵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鎮之交訌于后？四星耀斗，百桷摧棟，陽弱陰強，劉輕曹重，其所由來者漸矣，繇辨之不早辨也。昔范蔚宗作《后漢書》，于后妃列傳中，一則曰權歸女主，再則曰委事父兄，三則曰終于陵夷，大運淪，神寶亡，蓋嗟嘆之不足，故長言之。他如外戚黨錮等傳中，且連類并書，又復特創新例，作《宦者傳》，冠其文曰：“鄧后以女主臨政，帷幄稱制，下令不出閨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又曰：“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夫鄧后，女寵也；梁冀，外戚也；曹騰，宦寺也；魏武，方鎮也；窮原盡委，舉一例百，不已昭然揭橥歟？洎乎昭烈偏安，聊延一線，而其后復為一黃皓所誤，則宦官之流毒使然。諸葛公所痛恨于桓靈者，不意于后主時又見之，良可慨已！惟史冊浩繁，誰遑卒閱？至若編年紀事，各書不一而足，閱者更未免有汪洋之嘆，反不若近代之通行《東西漢演義》暨《三國志演義》，則膾炙人口，俗之歡迎也。夫東西漢之敘事脫略，且多臆造，應為有識者所鄙夷。若羅氏所著之《三國志演義》，則膾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評定，而價值益增。然與陳壽《三國志》相勘證，則粉飾者十居五六。壽雖晉臣，于蜀魏事不無曲筆，但謂其穿鑿失真，則必無此弊。羅氏第巧為烘染，悅人耳目，而不知以偽亂真，愈傳愈訛，其誤人亦不少也。本編續《前漢演義》之體例，始于新莽之篡漢，終于司馬氏之代魏，中歷東漢蜀漢之二百數十年，事必紀實，語不求深，合正裨為一貫，俾雅俗之相宜，而于興亡之大關鍵，如女寵，如外戚，釀而為閹禍，迫而為兵爭，尤三致意焉。先民有言，“文不茍作”，鄙人固無當斯言，特以視附會荒唐，無關世道者，則相去殆有間歟？海內君子，幸鑒正之！中華民國十五年秋節，古越蔡東帆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