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之所以令我覺得象在夢幻之中倒不是因為他們的外貌。對他們而言，青年時代和戀愛中的生活就已是渾渾噩噩，這種生活越來越變得象是一場春夢。他們把什么都忘了，直至積怨和仇恨，為了肯定他們與眼前的這個人確實有十年不說話了，他們還得查一查心靈的記錄，然而這份記錄也已模糊得象一場夢，夢中受人侮辱，卻再也記不得侮辱他的是誰。所有這些幻夢構成政治生活的互為矛盾的表象，我們可以看到曾互相控告對方謀殺或通敵的人們在同一個部里。而在有些老人身上，這種幻夢在他們做了愛以后的那幾天里變得象死亡一樣地濃重，在這樣的日子里，人們是不可能向總統提出任何請求的，他把什么都忘了。過后，如果讓他休息幾天，他會重新記起公務，偶然得象記起一場夢。

　　有時，這個人不只以一種形象顯現，他同我以前認識的那個人差別那么大。曾有幾年時間，我覺得貝戈特是一位非凡的慈祥的老人，我看到斯萬的灰色帽子，看到他妻子的紫色大衣，面對著他那追隨著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世系姓氏的神秘感，就會象看到幽靈顯現般地感到渾身發軟，甚至在一個沙龍里。幾近傳奇的發端，繼而卻變得索然無味的交往的迷人的神話，它們在往昔中延伸的時候卻象廣闊天宇彗星噴射出來的彗尾，發出璀璨奪目的光芒。即使并非始于神秘，例如我與蘇夫雷夫人的交往，今天顯得如此枯燥乏味、純屬社交應酬，當初卻保留著它原始的微笑，更加恬適、更加溫柔、無比甜蜜地鐫刻在海濱豐富多彩的下午和巴黎春日盈盈的傍晚，車馬隨從喧喧嚷嚷，塵土飛揚，陽光象流水般晃動的巴黎的黃昏，也許，如果我們把蘇夫雷夫人從這個背景中分離出來的話，她便沒有什么價值了，就象那些紀念性的雕塑象，如威尼斯的保健女神象，它們本身并不很美，只是在那個地方恰到好處。蘇夫雷夫人已經構成我認為具有某種“平均”價值的回憶部分，我并不考慮她這個人在這里出現確切的價值是多少。

　　在所有這些人身上，有一樣東西比他們所經受的肉體的和社會的變異更使我感到震驚，那便是與人們互相之間所持的不同看法相關聯的變化。勒格朗丹瞧不起布洛克，從來不跟他說話。他變得對他非常客氣。這絕不是因為布洛克的地位提高了，如果是屬于這種情況的話，那就不值一提，因為，社會的變化必然地導致經受這種變化的人們之間相應的身份變化。不。那是因為人們——也就是對我們而言所意味的那樣的人們，在我們的記憶中并不具有的一幅圖畫的均一性。他們隨著遺忘而演變。有時，我們甚至會把他們與另一些人相混淆：“布洛克，就是以前常到貢布雷來的那個人”，他嘴巴上說的是布洛克，心里所指的卻是我。相反，薩士拉夫人則一口咬定關于菲利浦二世的那篇史論是我寫的（實際上是布洛克的大作）。且不說這些張冠李戴的事兒，我們總愛忘記某人對你使過的卑劣伎倆，忘了他的不足之處，忘了他上一次沒有握手道別便揚長而去，相反卻記得早些時候一度情投意合。勒格朗丹與布洛克投桃報李友善相待，他的姿態正是對從前的那一時所作，這或許是因為他失去了對某一段往事的記憶，或許認為應該這么做，其中兼有原諒、遺忘與何足道哉的成份，而這仍然屬于時間的效應。何況，我們互相之間記得關于對方的事情也不一樣，即使是在戀情之中。我曾發現阿爾貝蒂娜把我們最初的幾次見面時我對她說過的話記得清清楚楚，而我卻已把這些話忘得凈光。對于另一件象石塊一樣永遠深深地沉入我腦海之中的事情她卻記不得了。我們平行發展的生活恰似那些小徑，每隔一定的距離便對稱地放置著一盆盆鮮花，它們對稱卻并不正面相對。更何況是對某些我們不甚了解的人，只記得他們是誰，或者只記得他們別的事情，甚至是最初的別的事情，以及人們從前對他們的看法，某種受旁人暗示形成的東西（我們在這些人中間與他們重逢，這些人認識他們不久，這時的他們身份高貴，占有他們過去所沒有的、卻一下子為健忘者所接受的位置），對于他們而言，這更是可以理解了。

　　生活在把這些人幾次三番地放在我命途上的時候，往往是在特定的環境中把他們介紹給我們的，這種環境從四面八方把他們圍得嚴嚴實實，從而縮小了我們觀察他的視角，使我無法認清他們的本質。即使是蓋爾芒特夫婦，他們曾是我夢寐以求的認識對象，當我最初接近他們的時候，他們呈現在我面前的表象，一個是我外祖母的老朋友，另一個是曾在中午時分的娛樂場花園里，以令人不快的目光望著我的先生（因為在我們和他人之間存在著一條偶然事件的紐帶，就象我在貢布雷閱讀某些書籍時所領會的，有一條感知的帶子，它阻止現實與靈魂進入完全的接觸）。以至，總要到事后，因為某個姓氏而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對他們的認識才變成了我對蓋爾芒特家族的認識。然而，也許正是因為想到那長著一雙炯炯有神的眸子、一個尖尖的鷹鉤鼻的難以接近的世系，那金色的、玫瑰色的神秘世系，出于種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境遇，那么經常地、自然而然地出現在我面前，任我交往，甚至成為知己密友，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我覺得生活富有詩意，竟至當我想認識斯代馬里亞小姐或者給阿爾貝蒂娜去做幾條連衣裙的時候，我找蓋爾芒特家的人幫忙，就象找最樂于為我效力的哥們。的確，我討厭上他們家去，那就象我不愿意到后來結識的其他上流社會人士家里去是一回事。甚至，對貝戈特家的青年貴族是如此，對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也是如此，我只有在與她相隔一段距離的時候才能感知她的魅力。一旦來到她身邊，這種魅力便煙消云散，因為它存在于我的記憶和想象之中。然而，不管怎么樣，蓋爾芒特家族，就象希爾貝特一樣，畢竟因為扎根于我較早的往昔生活之中，當時我的幻夢更多，更相信個別人，所以他們不同于上流社會的其他人，此時，在同這個或那個的交談中使我感到煩惱的是自己至少還保留有童年時代想象中的她們，我曾認為是最美的和最難以接近的她們，并且象個理不清一筆糊涂帳的商人，把擁有她們的價值和自己想開的價格攪混一氣，以此自慰。

　　然而，對另一些人而言，我以往同他們的關系充滿了在絕望中形成的更為熱切的夢幻，那里，豐富多彩地綻開我當時的生活，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他們的生活，我真弄不明白，他們的如愿以償竟是那條又窄又薄、黯淡無光的飾帶，無足輕重、不屑一顧的親密關系的飾帶，從中我已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曾構成他們的神秘、狂熱和甜蜜的東西了。

　　“德·阿巴雄侯爵夫人近來怎么樣了？”德·康布爾梅夫人問道。“她已經去世了呀，”布洛克答道。“您把她同德·阿巴雄伯爵夫人搞混了，伯爵夫人是去年作古的。”德·阿格里讓特親王夫人介入他們的對話。這位年輕的孀婦從她的老頭前夫繼承了巨萬家資和名門大姓，向她求婚的不乏人在，使她變得自信不疑。“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死了有將近一年了。”“啊！一年，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兒，”德·康布爾梅夫人答道，“不到一年以前我還曾在她家參加了一次音樂晚會呢。”爭論中，布洛克并不比社交界的那些“面首”更能說出些有份量的話，因為那些逝去的高齡人與他們之間距離太大，這或者是由于年歲上的巨大差別，或者是由于他們（如布洛克）新近才走完迂回曲折的道路、靠攏和步入這個不同的社交圈，正值衰敗、處于夕照余暉中的社交圈的，他們并不熟悉它的歷史，往事回憶也不可能給予他們啟迪。死亡對于同一階層的同齡人已經失去了它怪誕的含義。況且，每天都聽到有那么多人行將就木的消息，有人霍然康復，有人溘然長逝，我們也已經記不清楚自己更有幸拜識的某公，是擺脫了他胸口的腫疼還是已經仙逝。死亡人數倍增，而且在高齡區更變得捉摸不定。在這兩代人和兩個社交圈的交叉點上，鑒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沒有能力識別死亡的兩個社交圈幾乎在混淆死與生，死被世俗化，變成了一次小事故，它雖說或多或少確定某人的性質，從談起這樁事故時所用的口氣來看似乎它并不意味著這個人的一切便隨之完結了。人們說：“可您忘了，某人已經去世”的時候，就象是說：“他獲得了勛章”，“他現在是院士”，或者說：“他到南方過冬去了”，“醫生囑咐他到山里去生活一段時期”，而說到底這全是一碼事。因為，反正他是不可能來參加慶賀活動了。對某些名人而言，他們死去時留下的東西尚能幫助我們意識到他們的生命已經終止。可是對一般已屬耄耋之年的社交人物，我們就弄不清楚他們究竟是死了還是沒有死。這不僅僅因為我們不大認識他們，或者忘了他們的過去，而且還因為他們不管在哪個方面，與未來都毫無干系。而分清社交界的老人是病、是不在、是退隱鄉居還是壽終正寢的困難使大家象接受優柔寡斷者的無動于衷一樣認可死者的無足輕重。

　　“要是她真的還活著，那怎么就再也見不到她的人影兒，也見不到她丈夫了呢？”一個喜歡賣弄小聰明的老姑娘問道。

　　“這我不妨告訴你，”她母親說，“那是因為他們老了，人到了這種年齡就不再出門了。”這位當母親的雖說已年過半百，卻從來都不錯過每一次歡樂聚會。照她這么說，老年人在進墳墓之前還該有整整的一個與世隔絕的階段，在淡淡的霧靄中伴著長明的孤燈。德·圣德費爾特夫人結束這場爭論說，德·阿巴雄伯爵夫人因久病不愈，于一年前去世了。可是沒過多久，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一命嗚呼了，“死得毫無道理”（因此而顯得與所有那些人的生相仿的死亡，藉此而說明它不為人所注意的理由的死亡），這樣的死，為那些分不清張三李四的人作了辯白。聽說德·阿巴雄夫人真的已過世，那位老姑娘神情緊張地朝她母親瞄了一眼，因為她怕她母親得知“同時代人”去世的消息后會“感到震動”。她仿佛已經聽到別人是怎樣議論她母親的死和用怎樣的理由加以說明的：“德·阿巴雄夫人去世曾經使她感到十分地震動”。然而這位老姑娘的母親卻相反，每當有一位同齡人“逝世”的時候，她便覺得自己在又一場角逐中獲得了勝利。而且對手全都是名將。他們的死是使她尚能愉快地意識到自己的生的唯一手段。老姑娘發覺她母親在提到德·阿巴雄夫人已退隱山林、隱居在疲備不堪的老人很少能從那里出來的地方時，并沒有露出不愉快的神色，而當她所說侯爵夫人已進入下一個人們只能到那里去不能從那里回的居處時，更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悅的表示。看到她母親對此事淡然處之滿不在乎，老姑娘尖刻的心理樂了。為了逗她的女友們一笑，她編了一個，她自以為是輕松愉快地編了個令人噴飯的故事，結果使她的母親搓著雙手說出了：“老天爺，那可憐的德·阿巴雄夫人居然真的死了。”即使對那些并不需要她的死來慶幸自己活著的人，這個死同樣使他們感到欣慰。因為任何人的死都能給旁人的生活帶來某種簡化，省去了需表示感恩戴德的顧忌和拜謁的義務。

　　埃爾斯蒂爾卻不是這樣對待維爾迪蘭先生之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