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上，同樣的對照，如果以它們為出發點，則它們是錯誤的，如果以它們為終止，則它們是真實的。文士墨客艷羨畫師，也想去畫畫速寫，搞搞寫生，他如果這樣做了，那就會一敗涂地。可當他寫作的時候，他筆下人物的動作、癖好、口音、無不是他的記憶授意于他的靈感的。在一個虛構人物的名字下，沒有不能放上六十個他見到過的人物的名字，他們有的做出一副怪相、有的獻出一只單片眼鏡，某人是怒氣沖沖的模樣，某人又只剩下自命不凡的手勢等等。此時，作家發覺，他那當畫師的夢想是不可能有意識地如愿以償的，但是，這個夙愿卻已經實現了，作家在不知不覺中也完成了他的速寫本。因為，在他自身具有的本能的推動下，作家，遠在他自信有朝一日能成為作家之前就已經在有規律地疏漏那么多為別人所注意的東西，致使別人責備他心不在焉，而他也以為自己既不善于聽，又不善于觀察，然而卻正是在這段時間里，他授意自己的眼睛、耳朵永遠地抓住那些在別人看來實屬無謂的瑣碎小事，某時某人講某句話時所用的語調、臉上的神色以及聳肩動作，此人其它方面的情況他可能一無所知，如此行事已有多年，而這是因為種種語調他早已聽到過了，或者預感到他還會再聽到，覺得這是一種可更新的、能持久的東西。因為他只是在其他那些人那么愚蠢或者那么瘋癲地鸚鵡學舌、重復與他們品性相似的人的話語，從而甚至使自己成為先知鳥、成為一條心理法則的代言人的時候，他才聽取他們說的話。他只記住一般的東西。別人的生活便是以諸如此類的語調、諸如此類的表情動作再現在他心中的，盡管那是他遙遠的童年時代的所見所聞，而后來，當他寫作的時候，別人的那種生活便會前來協作行動，以一個為許多人所共有的，象解剖者記入工作手冊的內容一樣真實的肩部動作進入他的作品，只是在這里要表達的是某個心理真實，并且在他肩上裝接著另一個人的頸部動作，各人擺出自己的瞬間姿勢①。

　　①在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并不能肯定想象力和敏感性是兩種不可互換的資質，并不能說后者就不能無甚重大弊端地取代前者，象胃不行的人讓他們的腸道承擔消化功能那樣。一個生性敏感卻缺乏想象力的人同樣能寫出令人拍案稱好的小說。別人給他造成的痛苦、他為防止這種痛苦而作出的努力，他與殘酷的第二個人物所制造的沖突，這一切經智慧的巧妙闡述完全能成為一部作品的素材，這部作品不僅不會比它如是想象杜撰的遜色，而且如果它能聽任自身的發展，同樣能越出作者的夢幻和妙趣橫生，同樣會象想象力不可捉摸的任性波瀾起伏，出乎自己的意外。——作者注。

　　最愚笨的人在他們的動作、言語和無意間流露出來的情感中表現出某些規律，這些規律他們自己并未覺察，然而它們卻被藝術家抓住了。凡夫俗子認為作家的這種觀察可惡，他們錯怪了作家。因為在一個滑稽可笑的人身上，藝術家看到的是一種完美的概括，他并不把錯誤歸咎于這個被觀察的人，就象外科醫生并不蔑視相當常見的循環紊亂病人一樣。所以，他并不比誰更瞧不起那些笑話簍子。可惜，他的不幸更勝于他的可惡，當事情牽涉到他自個兒的情感時，雖說他也一樣地清楚這些情感的概括性，要超脫它們所造成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了。當一個蠻橫無禮的人侮辱我們，無疑，我們更愿意他稱贊我們，尤其是當我們心愛的女人背離我們的時候，我們為求得另一種結局什么代價不愿意付出呢！然而，此時此刻受侮辱的感覺、被拋棄的痛苦會成為我們從來都不曾涉足的土壤，它的發現對別人是那么痛苦，對藝術家卻變得難能可貴。惡毒和忘恩負義的人會由不得他、也由不得他們自己出現在他的作品里，抨擊文章作者非本意地把他痛斥的卑劣小人和他的榮譽聯系起來。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我們均能辨認出藝術家最憎惡的人，嗚呼，同樣也有他曾熱戀的女人。對藝術家而言，她們也只是在違背他的意愿、使他痛苦萬分的那一刻里擺了個姿勢。即在我戀著阿爾貝蒂娜的時候我就清楚地知道她并不愛我，我曾不得不甘心領受她讓我領略的唯一的東西，即什么是感覺痛苦，什么是體驗愛，甚至，在開始的時候還有幸福是什么。

　　而當我們力求從自己的憂傷中萃取概要，加以述寫的時候，我也許還會因為一條與我在這里列舉的不同的理由而得到些許慰藉，那就是，一般地思考和述寫對作家而言是正當的和必要的職責，克盡職責使我快樂，就象訓練、汗水、沐浴之于運動員一樣。說實在的，我對此還略作抗拒。我空自以為生活的至上真諦存在于藝術之中，另一方面，雖然我已沒有能力或為愛戀阿爾貝蒂娜或為痛哭的外祖母作出回憶所需的努力，我卻還在考慮一部他們不可能知道的藝術作品對于他們，對這兩位已然作古的可憐女性的命運是否也能算是一種完成。我曾無動于衷袖手旁觀在我身邊彌留和咽氣的外祖母啊！在我這部作品完成之后，我這已受了無可救藥的創傷、眾叛親離，在死去之前但愿能經受住長期痛苦以補贖罪孽吧！再者，我甚至還十分可憐那些不怎么親密、甚至沒什么交往的人，憐憫那么多人，我的思想在力求理解他們的命運時，總之曾經利用他們的痛苦的人，或者僅僅是那些滑稽可笑的人。所有這些曾為我揭示真諦的已經不在世間的人，我仿佛覺得他們只是為了給我帶來利益而生存過，并且仿佛是為我而死的。想到被我看得這么重的我的愛情，在我的作品里將那么輕快超脫，并且被各種各樣的讀者實施在他們對其他女人的感受中，于我實屬可悲，然而我該為這身后的不忠大發憤慨嗎？我須為某人或某人可能用一些不認得的女人作為我這種情感的對象而大發憤慨嗎？這種不忠，這種在好幾個人之間的愛的瓜分是我生前、甚至是在我撰寫此書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呀！我曾一個接一個地為希爾貝特、德·蓋爾芒特夫人、阿爾貝蒂娜而深深地痛苦過。我又一個接一個地把她們拋置腦后，唯有我奉獻給各種各樣的人們的愛經久不敗。我的那些回憶之一將遭到某些陌生讀者的褻瀆，其實在他們之前我就已經把這個回憶糟蹋了。我都已經快使自己感到可憎惡了，就象某個國家主義政黨，以它的名義繼續著敵對行為，為它的利益而進行一場戰爭，那么多高貴的受害者在這場戰爭中經受磨難和尸填溝壑，連爭斗的結局都不知道（對我的外祖母來說這至少可以算是某種補償），這個政黨或許也會憎惡自己。而對于她不知道我終于著手創作我唯一的慰藉便在于（這就是屬于死者的份額），如果說她已不能為我的進步而高興，她卻早已不再認為我無所事事，早已相信我不會虛度一生，我的無為和虛度年華曾造成她那么巨大的痛苦。當然那里不會只有我的外祖母和阿爾貝蒂娜，還有許多我只吸收了一句話、一道目光的人，只是作為個體的人我已記不起來了。一部作品便是一片廣闊的墓地，大多數墓碑上的名字已被磨去，無法再辨認。有時相反，名字倒記得很清楚，卻不知道這個人是否有什么存活在書頁中。那位眼窩深陷的姑娘，說話慢條斯理，她在不在這里呢？倘若她確實安息在這里，那又在哪一部分呢？我已經不知道了，人在花叢底下，怎么找得到？然而，既然我們遠遠地離開那些個體的人而生活，既然我們最強烈的感情，諸如我對外祖母的愛、對阿爾貝蒂娜的愛經過幾年后我們已不再有所感受，既然它們已經只是我們一個不理解的詞，既然在我們所愛的一切已經死去的時候，我們還能對世人、還樂于到他們家去和他們講講那些故人，那么，如果還有什么能使我們學會理解那些被遺忘的詞的方法，這個方法我們不該把它用起來嗎？需不需要為此而先把它們譯寫成通用的、至少將是持久的語言，能使逝去的人們在他們最真實的本質上變成所有人的永恒獲得物的語言呢？甚至，那條使這些詞變得不可理解的變化法則，如果我們能做到把它解釋清楚的話，我們的短處不又變成一種新的力量了嗎？

　　況且，憂傷協助我們寫下的作品還能被理解為是我們未來的痛苦的兇象和慰藉的喜兆。事實上，如果說愛情和憂傷曾為詩人效力，曾幫助他營造自己的作品，如果說那些連最起碼的都沒料到的陌生女人，或出于惡意，或為了嘲弄，每人都曾為這她們不會見到的宏偉建筑物的營造添上自己的磚石，人們卻沒有充分地考慮到作家的生活并不隨著他作品的完成而結束，那曾使他經受了巨大的、已寫入他作品中的痛苦磨難的天性，在他完成作品之后繼續存在，使他有可能在相同境遇中愛上別的女子，如果時間在環境、主體本身，在他的愛的欲念和對痛苦的抗力上引起的種種變異并沒有導致這種境遇出現些微偏差的話。從這第一個觀點來看，作品應被視作一次不幸的愛情，它必然是其它幾次愛情的預兆，它將使生活與作品相仿，使詩人幾乎用不著再寫作，在他已經寫下的東西里他完全能找到未來事件的先期形象。猶如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愛，區別再大也早已記入我對希爾貝特的戀情之中，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當我第一次聽到她姨母說出阿爾貝蒂娜的名字和描繪她的容顏，那天，我并沒有料到這微不足道的萌芽有朝一日竟會發展和延續到我整個的一生。

　　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作品是幸福的朕兆，因為它告訴我們，在任何一次愛情中，即在特殊旁邊存在著一般，并且通過把憂傷的起因略過不管、為深化其本質加強對憂傷的抵抗力的鍛煉，完成從特殊到一般的過渡。事實上，就象我后來所體驗到的那樣，即使在愛的時刻、痛苦的時刻，如果感召終于在我們的工作中變成現實，此時，我們會十分清楚地感到心愛的人溶化在更加廣闊的現實中，竟至使我們不時把他忘卻，我們在工作的時候不再為愛情感到痛苦，似乎那只是某種純屬肉體的疼痛，與我們心愛的人完全不搭界，好象是一種心臟疾患。確實這是個瞬息即逝的問題，如果工作開始得更遲一些的話，后果似乎更加是相反的。因為那些人出自他們的惡，出自他們的毫無價值，置我們的反對于不顧，破壞了我們的幻覺，自己也化為烏有，并且脫離了我們為自己鑄造的愛的幻想，如果此時我們著手進行工作，我們的心靈，出于我們自我剖析的需要，會重新把他們抬得高高的，抬到有可能愛我們的地位上，在這種情況下，擺脫了愛的幻覺重新開始工作的文學便會給某些已不復存在的感情以某種死亡后的繼續存在。當然，我們會不得不以醫生在自己身上再一次注射有害針劑的勇氣去重新領略那種特有的痛苦。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對它進行某種一般形式下的思考，這在某種速度上能使我們逃過它的壓抑，使所有的人都來分擔我們的痛苦，甚至還能給予一定的歡樂。生活在什么地方筑起圍墻，智慧便在那里鑿開一個出口。因為如果說不存在醫治單相思的藥物，人們卻能從確認痛苦中逸出，哪怕只是從中引出它包含有的后果。智慧并不考慮沒有出路的生活的那些封閉局面。

　　所以，我必須接受這樣的觀念，即使是最親密的人，也只能給作家擺個姿勢，就象在畫室里那樣，因為任何東西只有在變成一般和靈魂棄絕自我后才能夠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