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清楚地感到，這是德·夏呂斯先生疾病的一個新階段，自從我發現他患病之后，根據我親眼看到的各個階段來看，他的病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繼續發展。現在，可憐的男爵離結局和死亡已不是十分遙遠，即使并非象維爾迪蘭夫人預言和希望的那樣在死亡前受到監禁，在他這樣的年齡，監禁也只會加速死亡。不過，也許我說得不對：純物質的巖石。在這個純物質中，可能還會浮現出一點精神。不管怎樣，這個瘋子清楚地知道，他是一種瘋狂的獵物，他在這樣的時刻仍在玩耍，因為他十分清楚，打他的人并不比在打仗的游戲中抽簽抽到當“普魯士人”的小男孩更加兇惡，在這種游戲中，大伙兒都帶著真正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假裝的憤怒之情朝小男孩沖去。一種瘋狂的獵物，這種瘋狂還是帶有德·夏呂斯先生的一點個性。即使在這些反常的行為中，人性（正如它在我們的愛情和我們的旅行中所做的那樣）仍用真實的要求來表露信仰的需要。我曾對弗朗索瓦絲談到米蘭——這座城市她也許永遠不會去——的一所教堂或蘭斯大教堂——即使是談到阿拉斯大教堂！——，這些教堂她不會看到，因為它們已在不同程度上被摧毀。當我談起這些教堂時，弗朗索瓦絲就羨慕有錢人能看到這樣的珍寶，并帶著一種思鄉的憂愁說道：“啊！這該有多美！”她住在巴黎這么多年，卻從未有興趣去看看巴黎圣母院。這是因為巴黎圣母院正是巴黎的組成部分，是弗朗索瓦絲的日常生活進行的城市的組成部分，因此在這個城市里，我們的老女仆很難——如果對建筑的研究沒有在某些方面糾正我身上的貢布雷本能的話，我也很難——確定她夢想的客體。在我們喜愛的人們身上，存在著他們固有的某種夢想，這種夢想我們不能始終看出，卻在繼續追求。我相信貝戈特和斯萬，就愛上了希爾貝特，我相信壞家伙希爾貝，就愛上了德·蓋爾芒特夫人。而在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最痛苦、最嫉妒、看來是最具個性的愛情中，又蘊藏著多么廣闊的海洋！另外，正是由于人們所熱衷的這種個性，對這些人的愛情已經有點反常的味道（肉體的疾病，至少是那些與神經系統關系較密切的疾病，難道不就是我們的器官和我們的關節染上的一些特殊愛好或特殊恐懼？它們對某些氣候產生一種無法解釋和難以改變的恐懼，就象某些男人對戴單片眼鏡的女人或對精通馬術的女人的偏愛一樣無法解釋和難以改變。這種欲望，在每次看到一個精通馬術的女人時都會被喚起，誰又能說它同哪一種持久的、無意識的夢想聯系在一起？這種欲望是無意識的，又是神秘的，就象某一個城市對一個終生患哮喘病的人一樣神秘，這個城市在外表上同其他城市相似，卻能使他第一次自由地呼吸。

　　然而，反常行為就象愛情一樣，其中病態的缺陷已將一切覆蓋，已將一切感染。愛情甚至和最瘋狂的反常行為也有相同之處。德·夏呂斯先生堅持要別人把他的手腳用牢固可靠的鏈條捆起來，要求戴上鐐銬，據絮比安對我說，男爵還要一些殘酷的刑具，這些刑具即使請水手幫忙也極難搞到——因為它們用于酷刑，而酷刑在懲戒最嚴的船上也已廢除——這一切歸根結蒂，是德·夏呂斯先生身上有著陽剛的全部夢想，這種夢想在必要時可用粗暴的行為加以證實，他內心還有一種我們看不到的彩色裝飾，他用這種方式來發出彩色裝飾的某些映象，有正義的十字，有封建的酷刑，都用他那中世紀的想象來加以裝飾。每當他來到時，他就帶著同樣的感情對絮比安說：“今晚至少不會有警報，因為我從這里看到自己被這種天火煅燒，就象索多姆的居民那樣。”他裝作害怕哥達式轟炸機，并不是因為他對這種飛機有絲毫的害怕，而是為了等警報一響，就能以此為借口沖到地下鐵道的防空洞里，希望在里面得到在黑暗中摩肩接踵的某種樂趣，并帶有中世紀的地道和inpace的模糊夢想。總之，他被人用鏈子系住和挨打的欲望，以丑陋的形式表露出一種詩意的夢想，這種夢想同其他人去威尼斯或供養舞蹈女演員的欲望一樣富有詩意。德·夏呂斯先生非常希望這種夢想能使自己產生真實的錯覺，所以絮比安只得賣掉四十三號房間中的木床，并用一張更適合鏈條捆綁的鐵床來代替。

　　當我回到家里時，軍號聲終于響了。消防隊員的聲音受到一個男孩的議論。我看到弗朗索瓦絲正和管家一起從地窖里出來。她以為我已經死了。她對我說，圣盧來過，一面表示抱歉，一面想看看他上午來看我時是否把他的十字軍功章掉在這兒。因為他剛發現自己的十字軍功章丟了，而他第二天上午要回部隊，所以想碰碰運氣，看看是否在我這兒。他和弗朗索瓦絲到處都找遍了，但什么也沒有找到。弗朗索瓦絲認為他可能是在來看我之前丟失的，因為據他說，她感到她可以發誓，她在看到他時他沒有戴十字軍功章。這點她弄錯了。這就是證詞和回憶的價值！不過，這并不十分重要。圣盧既受到軍官們的器重，又受到士兵們的愛戴，所以這件事很容易得到解決。另外，我見他們談論他時熱情不高，就立即感到，圣盧給弗朗索瓦絲和管家留下的印象不大好。也許是因為管家的兒子和弗朗索瓦絲的侄子作了一切努力，以便遠離火線去做沒有危險的工作，而圣盧卻成功地作出相反的努力，以便去冒生命的危險。但是，弗朗索瓦絲和管家根據自己的判斷，卻不能相信這點。他們相信的是，有錢人總是躲在安全的地方。另外，即使他們知道羅貝爾英勇的真實情況，也不會受到感動。他沒有說“德國佬”，而是對他們贊揚德國人的勇敢，他也沒有把我們從第一天起就沒能打勝仗的原因歸咎于叛國。然而，這正是他們希望聽到的話，這正是他們所認為的勇敢的標志。因此，雖然他們在繼續尋找十字軍功章，我仍感到他們對談論羅貝爾顯得冷淡。我猜到這枚十字軍功章遺忘在何處，就讓弗朗索瓦絲和管家去睡覺。但是，自從管家依靠戰爭而找到一種比驅逐修女和德雷福斯案件更為有效的折磨弗朗索瓦絲的方法以來，他從不急于離開她。那天晚上，以及我在去另一家療養院以前在巴黎逗留的幾天里，每當我來到他們的身旁，我就聽到管家對驚恐失色的弗朗索瓦絲說：“當然嘍，他們是不會著急的，他們在等待時機成熟，但到那一天，他們將拿下巴黎，而在那一天是不發慈悲的！”——“主啊，圣母瑪利亞！”弗朗索瓦絲大聲說道，“他們征服了可憐的比利時還不滿足。它可受苦了，這個比利時，在入浸的時候。”——“這個比利時，弗朗索瓦絲，但相比之下，人們在比利時干的事算不了什么！”戰爭在老百姓談話這個市場上拋出了大量術語，老百姓只是通過眼睛和閱讀報紙來熟悉這些術語，因此不知道它們的發音。只見管家補充道：“我不能理解，世界怎么會這樣瘋狂……您將會看到這點，弗朗索瓦絲，他們正在準備一個比其他所有的進攻規幕更大的新的進攻。”我忍不住出來打抱不平，如果說不是因為可憐弗朗索瓦絲和顧及戰略常識，至少是為了語法的緣故，我說應該說“規模”，但得到的結果只是在我每次進入廚房時讓弗朗索瓦絲把這個可怕的句子再說一遍，因為管家一方面以嚇唬自己的同伴為樂趣，另一方面幾乎以同樣的樂趣向主人表示，他雖說是貢布雷的老園丁和普通的管家，按照圣安德烈教堂的教規卻依然是法國良民，他根據人權宣言有權不受任何約束說成“規幕”，也有權在一個不屬于他服務范圍的問題上不聽從別人的指揮，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自從大革命以來，任何人也不能對他說三道四，因為他和我一律平等。

　　因此，我憂郁地聽到他和弗朗索瓦絲談論一次大“規幕”的戰役，他堅持要這樣說是為了向我證明，這樣發音并非是由于無知，而是出于一種深思熟慮的意愿。他用同樣的充滿懷疑的“人們”，把政府和各種報紙混為一談。他說：“人們對我們說德國佬的損失，人們不對我們說我們的損失，看來我們的損失是他們的十倍。人們對我們說，他們已精疲力竭，他們已沒有吃的東西，依我看，他們吃的東西是我們的一百倍。總不該來哄騙我們。如果他們沒有吃的東西，他們就不會這樣打仗，那天我們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給他們殺了十萬人。”他就這樣不時夸大德國人的勝利，就象他過去夸大激進派的勝利那樣；同時，他也敘述他們的殘酷，讓這些勝利使弗朗索瓦絲感到更加難受，弗朗索瓦絲則不斷地說，“啊！天使的圣母！啊！天主之母瑪利亞！”有時，為了以另一種方式使她感到難受，他就說：“另外，我們也并不比他們好，我們在希臘干的事并不比他們在比利時干過的事漂亮。您會看到，我們將會讓所有的人來反對我們，我們將被迫同所有的國家打仗”，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在捷報頻傳的日子里，他就進行報復，對弗朗索瓦絲肯定地說，戰爭將要持續三十五年，而在預料可能的和平時則說，和平的時間不會超過幾個月，接下來還要打仗，相比之下，現在打的仗如同兒戲一般，而將來的仗打完之后，法國將蕩然無存。

　　看來，協約國的勝利如果不是即將來臨，至少是基本肯定，不幸的是必須承認，管家對此感到遺憾。由于他把“世界性”的戰爭同所有其他事物一樣縮小為他同弗朗索瓦絲進行的秘密戰爭（盡管如此，他喜歡她，就象人們可以喜歡一個人，同時卻在玩多米諾骨牌時讓這個人輸掉，高興地把這個人弄得每天都勃然大怒），所以在他眼里，勝利的實現就象在第一種談話時那樣，在這種談話中，他會痛苦地聽到弗朗索瓦絲對他說：“總算結束了，他們給我們應該比七○年我們給他們的要多。”另外他也一直認為，“這命中注定的日子是會來到的，因為一種無意識的愛國主義使他相信，就象所有和我患病以來一樣成為同一種幻想的犧牲品的法國人那樣，勝利——猶如我康復一樣——在第二天就會實現。他搶先對弗朗索瓦絲宣布，這個勝利也許會來到，但他的心會因此而流血，因為革命會緊接而來，然后是外國入侵。啊！這場該死的戰爭，只有德國佬會很快恢復過來，弗朗索瓦絲，他們在戰爭中已經賺到幾千億法郎。但是，要他們吐給我們一個銅板，簡直是開玩笑！這種事也許會登在報上，”他補充這點是出于謹慎，以防萬一，“以便安慰老百姓，就象說戰爭將在第二天結束已說了三年一樣。”弗朗索瓦絲過去相信的是那些樂天派而不是管家，她聽了這些話感到更加不安，是因為她確實看到，她以為盡管有“入浸可憐的比利時”也會在兩星期內結束的戰爭，卻一直持續著，也不能取得進展，這種前線固定的現象，她不大理解其中的含義，再加上她那些不知其數的“教子”中的一個對她說，有人隱瞞了這樣的事、那樣的事，她在我們家掙到的錢全都給了那個教子。“所有這些都將由工人來承擔，”管家總結道。“有人會把您的田拿去，弗朗索瓦絲。”——“啊！老天爺！”但是，他喜歡的不是這些遙遠的不幸，而是更為臨近的不幸，因此他貪婪地閱讀各種報紙，希望能向弗朗索瓦絲宣布一個戰敗的消息。他等待壞消息就象等待復活節彩蛋一樣，希望情況不妙得足以嚇唬弗朗索瓦絲，但不足以使他自己確實感到難受。這樣，齊柏林飛艇的空襲可以使他看到弗朗索瓦絲躲到地窖里去而欣喜若狂，因為他相信，在象巴黎那樣大的城市里，炸彈不會恰巧另外，弗朗索瓦絲開始不時恢復她在貢布雷時的和平主義。她幾乎懷疑“德國的殘酷”。“戰爭開始時，人們對我們說，這些德國人是殺人犯、土匪、真正的強盜、德德德國鬼子……”（她說德國鬼子這個詞時說了好幾個德，是因為她覺得把德國人說成殺人犯還是可以接受的，但說成德國鬼子就駭人聽聞，幾乎難以置信。只是很難理解，既然這是在戰爭開始時，弗朗索瓦絲賦予“德國鬼子”這個詞以何種神秘可怕的含義，而她說出這個詞時又帶有懷疑的神色。因為懷疑德國人是罪犯可能確實沒有道理，但從邏輯的觀點來看，這種懷疑并不包含著矛盾。但是，既然德國鬼子這個詞在大眾語言中的意思正是德國人，怎么能懷疑他們是德國鬼子呢？也許她只是用間接引語來復述她當時聽到的過火的話，這些話特別強調了德國鬼子這個詞。）“我相信了所有這些，”她說，“但我剛才在想，我們是不是和他們一樣也是壞蛋。”這種褻瀆神明的想法是管家陰險地給弗朗索瓦絲培養出來的，但看到自己的女伴對希臘國王康斯坦丁有某種偏愛，就不斷對她說，在國王作出讓步之前，我們一直不給國王吃東西。因此，國王遜位使弗朗索瓦絲十分激動，她甚至說：“我們并不比他們好。要是我們在德國，我們也會做出同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