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認，”絮比安接著說，“我對于得到這類收入并沒有很大的顧忌？人們在這兒干的事，我不能再對您隱瞞我是喜歡的，是我生活中的愛好。然而，干人們并不認為有罪的事而得到收入，難道是要禁止的？您讀的書比我多，您也許會對我說，蘇格拉底認為不能用教書來賺錢。但是，在我們的時代，哲學教師們并不是這樣認為的，那些醫生、畫家、劇作家和劇院經理也不是這樣認為的。您別以為干這行接觸的只是些流氓。當然，這種機構的經理就象只大母雞那樣，只接待男人，但接待的是各種各樣杰出的男人，在社會地位相同的情況下，這些人一般屬于他們這行中最敏銳、最富有同情心、最和藹可親的男人。我可以肯定地對您說，“這幢房子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思想事務所和一個新聞社。”但是，我親眼看到的德·夏呂斯先生挨打的情景，仍然縈回在我的印象之中。

　　老實說，如果真正了解德·夏呂斯先生，了解他的自豪，他對社交界樂趣的厭煩，他那種十分容易變成對最下等、最壞的男人的恣意縱情的任性，人們就會十分清楚地知道，一個暴發戶得到一大筆財產感到心花怒放，是因為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位公爵，并邀請幾位殿下同自己一起打獵，而德·夏呂斯先生擁有這么多財產感到心滿意足，則是因為他可以控制一個乃至好幾個機構，其中經常有一些他喜歡廝混的男青年。為此他也許并不需要有惡習。他是這么多大貴族的繼承人，他們是王族成員或公爵，圣西門告訴我們，他們不同任何“有稱號的”人交往，而是把時間花在和仆人們打撲克上，并且把大筆大筆的錢送給仆人！

　　“在目前，”我對絮比安說，“這幢房子并非如此，它比瘋人院還要瘋，因為關在瘋人院里的瘋子發瘋就象演戲那樣，是真實的再現，是顯而易見的事，而它簡直是個魔窟。我過去象《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發那樣，認為可以及時趕到去救一個挨打的人，而我現在親眼看到的，卻是另一個《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變為現實，在這個故事里，一個女人變成了一條母狗，就自愿叫別人打她，以便恢復原形。”絮比安聽了我的話，顯得非常局促不安，因為他知道我看到了男爵挨打的情景。他一時間默不作聲，而我叫住了一輛路過的出租馬車；然后，他突然靈機一動，他在恢復本相時所具有的這種機靈，常常使我感到驚訝，這時他就象在我們那幢房子的院子里碰到弗朗索瓦絲或我時那樣，說出一番極為美妙的話來：“您談到《一千零一夜》中的許多故事，”他對我說，“但是，我知道其中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同一本書的書名并非沒有關系，那本書我好象是在男爵那兒看到的（他指的是拉斯金的《芝麻與百合》的一個譯本，譯本是我寄給德·夏呂斯先生的）。如果您什么時候有興趣，譬如在某一天晚上，想要看的話，我不說有四十個，但有十來個小偷，您只要來這兒就行了；要想知道我是否在這兒，您只要看一下上面的窗子，我把自己的那窗小窗開著，里面點著燈，就說明我已經回來，可以進來了，這就是我的芝麻。我說的只是芝麻。因為關于百合，如果您想要的是百合，那就到別處去找。”他象海盜那樣指揮著貴族顧客和一幫青年，所以有點不拘禮節，這時他相當放肆地對我行了禮，準備同我告別，只聽到一聲巨響，但炸彈爆炸前并沒有發過警報，于是他建議我暫時和他留在一起。不久就開始了攔阻射擊，射擊是如此猛烈，使人感到德國飛機就在旁邊，就在我們的頭頂上。

　　片刻之間，街道變得一片漆黑。只是在有時，一架飛得相當低的敵機照亮了它想扔炸彈的那個點。我無法再找到自己的路。我想起了那一天，就是我去拉斯普利埃的時候，我碰上了一架飛機，如同遇到了一位使我的馬匹直立起來的天神。我心里在想，要顯現在碰上的話就會不一樣，惡的天神就會把我殺死。我加快步伐，以便避開它，猶如被怒潮追逐的旅客，我在那些漆黑的廣場中兜圈子，再也無法從里面走出來。最后，一片火光照亮了我的路，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路，然而炮聲仍在不斷地劈啪作響。但是，我的思想已經轉向另一個物體。我在想絮比安的房子，它現在也許已化為灰燼，因為當我剛走出那幢房子時，一顆炸彈落在離我很近的地方，對于那幢房子，德·夏呂斯先生原可以預卜先知地寫出《索多瑪》，就象以同樣的預卜先知，或者在火山爆發、已經釀成災害的初期，龐培城那個不知名的居民所寫的那樣。但是，對于前來尋歡作樂的人們來說，警報和哥達式轟炸機又有什么關系？我們愛情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我們幾乎不去想它。海上驚濤駭浪，船只在前后左右顛簸，被風刮得彎彎曲曲的水流從天上直瀉而來，但我們最多對這一望無際的環境賦予片刻的注意，以便避開風浪給我們帶來的不便，在這個環境中，我們和我們試圖接近的肉體都顯得微不足道。預告轟炸的警報聲并沒有使絮比安的那些常客感到不安，就象一座冰山的存在不會使他們感到不安一樣。更有甚者，威脅肉體的危險反而使他們解除了長期來象疾病那樣糾纏著他們的擔心。然而，認為擔心的大小同他們感到的危險的大小相符是錯誤的。人們可能會擔心睡不著覺，但決不會擔心一場認真的決斗、一只老鼠，也不會擔心一頭獅子。在幾個小時之中，那些警察只會去關心居民生活這樣的小事，所以沒有使他們敗壞名聲的危險。好多人不僅恢復了放蕩不羈的本性，而且受到街上突然出現的黑暗的誘惑。天火已經朝龐培城居民的身上紛紛落下，他們之中有幾個鉆到了象地下墓穴一樣暗的地鐵走廊里。他們確實知道里面還有別人。然而，作為一種新的環境而籠罩任何事物的黑暗，會產生一種對某些人來說無法抗拒的誘惑，其結果是取消了快感的第一階段，使我們直接進入撫摸的領域，而在平時，人們要過一段時間才能進入這一領域。如果覬覦的對象確實是一個女人或一個男人，即使必要的前提是容易接近，又無須象在沙龍里那樣進行沒完沒了的調情（至少在白天），在晚上（甚至是在一條燈光昏暗的街上）至少也有一個前奏，這時只有一雙眼睛在寅吃卯糧，而被追求者對過路人的擔心，使追求者只能用眼睛看用嘴巴說，而不能做其他事情。在黑暗中，這老一套的把戲全都可以廢除，手、嘴唇和身體可以首先進入角色。如果對方不接受，就可以推托是黑暗的關系，以及因黑暗而引起的錯誤。如果對方接受，身體就會立即作出回答，不是往后退縮，而是向前靠攏，這就使我們對自己在沉默中進行交際的女人（或男人）產生一種看法，覺得她毫無偏見、充滿惡習，不由使幸福錦上添花，因為能吃到果子，又不需先用眼睛覬覦，也不需征得對方的同意，已經是一種幸福。但是，黑暗仍在持續；沉浸在這新的環境之中，絮比安的常客們感到自己經過了旅行，來觀察一種自然現象，例如潮汐或是日食，他們來享受的不是準備就緒、固定不變的樂趣，而是在未知的事物中萍水相逢的樂趣，他們在火山爆發般的炸彈轟鳴聲中，在龐培城般藏垢納污場所的旁邊，在地下墓穴的黑暗之中來舉行秘密的儀式。

　　在同一個大廳里，許多不愿躲避的男子聚集在一起。他們互不相識，但可以看出，他們幾乎全都屬于有錢階層和貴族階層。每個人的外貌中都有某種令人厭惡的東西，想必是對有損名譽的歡樂采取的不抵抗主義。有一位身體龐大，臉上全是紅斑，象個酒鬼。我得知他起初并不是酒鬼，只是叫一些青年來喝酒取樂。但是，他一想到自己會被應征入伍就感到害怕（雖說他看來已年過半百），由于他十分肥胖，他就開始不斷地喝酒，竭力使自己的體重超過一百公斤，因為體重超過一百公斤者即可退役。現在，這種心計已變成嗜好，不管人們在哪里同他分手，不管人們如何對他進行監視，人們總可以在一個酒店里再次見到他。但是，他一開始講話，我就看出，他雖然智力平平，卻具有很多知識，受過很多教育，是個很有教養的人。這時又進來一個人，此人是社交界人士，十分年輕，外表極為高雅。說實在，在他的外表上還沒有留下惡習的任何痕跡，但令人不安的是他的內心有惡習的痕跡。他身材十分高大，面孔討人喜歡，他說話時顯露的智慧，同他旁邊的酒鬼完全不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種智慧確實出色。但是，他每說一句話，都要顯出一種表情，不過這種表情應該和一句與此不同的話對應。他雖然掌握人類臉部表情的全部寶庫，卻仿佛曾在另一個世界中生活，他用不該采用的次序來排列這些表情，他露出的微笑和目光仿佛是偶然采摘而來，和他聽到的話毫無關系。我對他的看法是，如果他還活著，這當然是確定無疑的，他過去所受的折磨并不是長期的疾病，而是短期的吸毒。如果向所有這些人索取名片，人們也許會驚訝地發現，他們全都屬于上流社會。但是，某種惡習，而且是最大的惡習，即缺乏意志，使他們無法抗拒任何惡習，就聚集在這兒，當然是在單獨的房間里，有人對我說是在每天晚上，這樣一來，雖然他們的名字為社交界女士們熟悉，這些女士卻漸漸看不到他們的面孔，并且再也沒有機會接待他們的來訪。他們仍然接受邀請，但習慣使他們回到魚龍混雜、藏垢納污的場所。另外，他們并不隱瞞此事，相反，隱瞞此事的卻是供他們尋歡作樂的小服務員、工人等等。除了人們能猜到的許多原因之外，這可以用下列原因來解釋：對于工廠的雇員和仆人來說，到那兒去象被人認為是正派的女人到妓院里去一樣；某些承認去過那兒的人，則否認自己后來又去過那里；絮比安本人也不說實話，以便保護他們的名譽，或者避免競爭，只見他肯定地說：“哦！不，他不來我這兒，他不想來這兒。”對于社交界的先生來說，問題沒有這么嚴重，更何況不去那兒的社交界青年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所以不去關心我們的生活。而在一個航空公司里，如果某些裝配工去過那兒，他們的同事就監視他們的行動，并且無論如何也不愿去那兒，原因是害怕被人發現。

　　我一面走近自己的住所，一面心里在想，意識停止和我們的習慣進行合作是如此之迅速，它讓我們的習慣自由和發展，但不再去關心它們，從此之后我們會感到多么驚訝，如果我們只是從外部看到男人們的行動，并設想個人已全部投入到這些行動中去，這些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才能可以不受約束地朝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這當然是教育上的一種缺陷，或者說是缺乏任何教育，再加上他們慣常的賺錢方式即使不算最為輕松（因為許多工作更加舒服，但是譬如說病人，雖然他認為正在和他斗爭的疾病往往只是微恙，但由于怪癖、忌口和服藥，不正在為自己創造一種比疾病難受得多的生活？）至少是盡量少花力氣，這種方式使這些“年輕人”為了微薄的收入，可以說是無知地在干一些不給他們帶來任何樂趣的事情，這種事在開始時甚至使他們感到十分厭惡。①根據這點，人們原可以認為他們非常壞，但是他們不僅在戰爭中曾是出色的士兵、無與倫比的“勇士”，而且在平民生活中往往心地善良，即使不能說完全正派。他們對自己所過的生活道德還是不道德，早已失去了概念，因為他們周圍的人過的就是這種生活。這樣，當我們研究過去歷史的某些階段時，我們驚奇地發現一些個性善良的人肆無忌憚地參加大屠殺和獻祭活人，對他們來說這也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兩千年后閱讀我們時代的歷史的人，也許將會感到某些溫柔和純潔的心靈同樣沉浸在一種生死攸關的環境之中，而這些心靈感到習以為常的環境，將會顯得象魔鬼一樣有害。另一方面，在我認識的人中，很少有人，我甚至可以說沒有人，在智慧或敏感方面具有絮比安這樣的天賦；因為構成他談話的精神脈絡的這種美妙“知識”，并非來自任何中學的教育，也不是來自任何大學的教育，他要是受到這些教育，就可以成為出類拔萃的人物，而社交界的許多青年卻沒有從這些教育中得到任何好處。這只是他天生的感覺、自然的見解，他不過是在空閑的時間里，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偶然閱讀少量書籍，卻能說出如此正確的話來，他的話顯示了語言的全部對稱，展現了它們的美。然而，他干的職業雖然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最有利可圖的行當之一，但也是最為低劣的行當。至于德·夏呂斯先生，他那貴族的自豪本應使他對“別人的閑話”有某種蔑視，某種自愛感和自尊感怎么不能迫使他的淫蕩放棄某些看來只有完全癡呆才能得到原諒的滿足呢？但在他身上，就象在絮比安身上那樣，把道德和各種行為分開的習慣（另外，這也應該存在在許多職務之中，有時在法官的職務中，有時在政治家的職務中，以及其他許多職務之中）應該早就養成，因此習慣（從不向道德感征求意見）越來越加深，直至這個表示贊同普羅米修斯讓人用力量釘在純物質的巖石上之日為止。

　　①絮比安的房子被描寫成龐培城，使人回想起法國大革命的末期，所以這種描寫非常符合同督政府時期十分相似的時期，這一時期即將開始。新的舞會已在到處組織，而且是通宵達旦地跳舞，仿佛和平已提前實現，但這些舞會仍在暗中進行，以便不過于公開地違反警察局的規定。除此之外，某些藝術觀點的反德傾向沒有戰爭初期那樣強烈，這些觀點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使被窒息的思想喘過氣來，但是，必須具備公民愛國證書，才有膽量介紹這些觀點。一位教授寫了本關于席勒的出色論著，報上對此作了報道。但是，在談論該書作者之前，先寫他參加過馬恩河戰役、凡爾登戰役，曾兩次受到嘉獎，兩個兒子又陣亡，仿佛是為了取得出版許可證。然后才贊揚他關于席勒的著作清晰、深邃，并說這本書可以被稱為偉大的著作，只要在書中不說“這個偉大的德國人”，而說“這個偉大的德國佬”。這是文章的口令，于是就立即放行。——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