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這時我才明白莫雷爾為什么害怕；當然，這封信顯得十分傲慢，又有不切實際的虛文。但它吐露的卻是真情。莫雷爾比我更加清楚，德·蓋爾芒特夫人發現她的小叔子“近于瘋狂的一面”，并非象我在此之前所認為的那樣，只是那種在片刻間顯露出來的膚淺而無效的狂怒。

　　但是，我們得回到剛才所說的地方。我同德·夏呂斯先生一起沿著環城路往下走，這位先生剛才把我當作打開他和莫雷爾的和解大門的中間人。看到我沒有回答他，他就說：“另外，我不知道他為什么不演奏，人們借口打仗就不再演奏，但人們還跳舞，還在市里設晚宴，婦女們為自己的皮膚創造了琥珀色。如果德國人還要向前推進，那些歡樂的晚會也許將會充斥我們的龐培城的末日。這將把它從輕浮中挽救出來。只要某個德國維蘇威火山（他們海軍的炮火同一座火山一樣厲害）的熔巖在她們梳妝打扮的時候突然襲擊她們，中斷她們的動作，并使其永遠保存下來，以后的孩子們就能在有插圖的課本中看到莫萊夫人在去嫂子家赴晚宴之前即將抹上最后一層脂粉，或是索斯坦娜·德·蓋爾芒特正畫完她的眉毛，并從中得到教益；這將是未來的布里肖上課的內容；一個時代的輕浮，在經歷了十個世紀之后，就是最嚴肅的研究課題的內容，特別是當它通過火山爆發或炮彈射擊的同熔巖相似的物質而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同維蘇威火山噴發出來的氣體相似的窒息瓦斯，象曾經埋沒龐培城的崩塌那樣的崩塌，如能完整無缺地保存所有那些尚未將其繪畫和雕塑運往巴約納的最冒失的女人，對未來的歷史來說將是多么珍貴的資料！況且，一年以來，不是已經部分地變為龐培城？每天晚上，這些人鉆到地窖里去，不是為了從里面拿出一瓶穆通·羅特希爾德或圣泰米利昂陳酒，而是為了把他們最珍貴的東西和他們自己一起藏起來，就象赫拉克勒諾姆的那些神父，在搬走圣器時突然死去。對物的依戀總是給占有者帶來死亡。巴黎并非如赫拉克勒諾姆那樣，是由赫拉克勒斯創建的。但卻如此相似！我們有這種清醒的認識，并不意味著在我們的時代，每個女人都已具有這種認識。如果我們現在認為，我們明天的命運可能和維蘇威火山附近的那些城市相同，那么這些城市在當時也已感到自己正受到圣經中被詛咒的兩個城市的命運的威脅。有人在龐培城一幢房子的墻上發現具有啟示性的題詞：索多姆、戈摩爾。我不知道是否是索多姆這個地名以及它所喚起的想法，或者是對炮擊的想法，使德·夏呂斯先生在片刻間抬頭凝視天空，但他很快又低頭注視地面。“我欣賞這場戰爭中的所有英雄，”他說。“啊，我親愛的，那些英國兵，在戰爭開始時我對他們的看法有點輕率，把他們看作普通的足球運動員，卻相當自負，以為自己能同職業隊進行較量，而且又是怎樣的職業隊啊！然而，光從美學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希臘的競技者，是希臘的，我親愛的，他們是柏拉圖筆下的年輕人，或者不如說是斯巴達人。我有個朋友去了魯昂，在那里有他們的營房，我的朋友看到了奇跡，人們想象不到的真正奇跡。魯昂變了樣，變成了另一個城市。自然也有魯昂的古城，有大教堂中消瘦的圣徒。當然嘍，這也很美，但這是另一回事。而我們那些長毛的兵！我無法對您說我覺得我們長毛的兵、那些小巴黎人有怎樣的味道，您瞧，就象那邊過去的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機靈而又滑稽的神態。我常常叫住他們，跟他們談上幾句，是多么靈敏，多么通情達理！而外省的小伙子，用舌尖顫動發r音，說話時帶方言的切口，又是那么有趣、可愛！我過去總是在鄉下住上很長時間，在那些農莊里過夜，所以我現在能同他們談話；然而，我們對法國人表示欣賞，不應使我們因此而貶低我們的敵人，否則就等于是貶低我們自己。您不知道德國兵是怎樣的兵，因為您不象我那樣看到過德國兵檢閱時走的步伐，走的鵝步，unterdenlinden。”接著，他又重提他曾在巴爾貝克對我概述的陽剛典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這種典型具有一種哲理性更強的形式，他還使用荒謬的推理，有時，雖說他剛才還顯得才智過人，但這種推理卻使人感到擺出的理由過于牽強，是出自普通的社交界人士之口，雖然這位社交界人士聰明。“您看，”他對我說，“德國兵是極好的小伙子，有強健的體魄，心里只想到自己的國家偉大。

　　Deutschlandüberalles，這并不是那么蠢，而我們呢——當他們在作陽剛的訓練時——我們卻沉溺于藝術愛好。”對于德·夏呂斯先生來說，藝術愛好這個詞的意思也許同文學相近，他可能想到我喜歡文學，并曾經有過從事文學的愿望，所以立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拍的時候乘機倚靠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壓得很疼，就象我過去服兵役時，七六式步槍的槍托反沖到肩胛骨上一樣疼），仿佛為了緩和他的指責，并對我說：“是的，我們沉溺于藝術愛好，我們都是這樣，您也一樣，您記得嗎？您可以同我一樣犯您的meaculpa，我們過去太愛好藝術了。”我對他的指責感到突然，但又不能進行敏捷的答辯，由于我尊重對話者，對他友好的善意表示感謝，就對他作了回答，仿佛象他對我要求的那樣，我也要拍打自己的胸脯，這樣做實在荒唐，因為我絲毫不需要責備自己愛好藝術。

　　“好吧，”他對我說，“我在這兒同您分手（在遠處伴送我們的那群人終于離開了我們），我去睡覺了，就象一位年紀很老的先生那樣，何況戰爭看來改變了我們所有的習慣，這是諾布瓦喜歡使用的愚蠢格言之一。”我也知道，回到家里之后，德·夏呂斯先生會因此而一直呆在士兵中間，因為他已把自己的府邸變為軍醫院，依我看，他這樣做不是服從于他想象豐富的需要，而是服從于他心地善良的需要。

　　那天夜里月光明媚，沒有一絲微風；在我的想象中，塞納河在那些拱橋之間流著，應該同博斯普魯斯海峽相象，而那些橋則由它們的平臺和河的反光構成。月亮或者象征著德·夏呂斯先生的失敗主義所預言的入侵，或者象征著我們的穆斯林兄弟同法國軍隊的合作，那月亮又狹又彎，猶如一枚西昆，仿佛將巴黎的天空置于東方的新月符號之下。

　　然而，他在同我告別時，一時間把我的手握得象要握傷一般，這是感覺象男爵一樣的人們的一種德國特點，他這樣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有幾秒鐘之久，戈達爾看到了會說是在按摩，仿佛德·夏呂斯先生想使我的關節恢復尚未失去的柔軟。某些瞎子的觸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視覺。我不太知道這時的觸覺可代替何種感覺，他也許只是覺得在握我的手，就象他也許覺得只是看到一個塞內加爾人走到陰暗的地方，而沒有發覺是在欣賞此人。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男爵都錯了，他犯了握得過緊和看得過多的過錯。“德剛、費羅芒丹、安格爾和德拉克洛瓦筆下的全部東方不就在其中？”他對我說，仍然因塞內加爾人走過而一動不動。“您知道，我只是從畫家和哲學家的角度對事物和人發生興趣。再說我年紀也太老了。我們倆沒有一個是土耳其皇帝的姬妾，不能作為畫面的補充，多遺憾呀！”

　　男爵離開我之后，在我想象中開始縈繞的不是德剛乃至德拉克洛瓦筆下的東方，而是我曾十分喜愛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古老東方；我漸漸走進這些網狀的黑暗街道，不由想起在巴格達的偏僻街區尋找艷遇的哈里發哈倫·賴世德。另外，天氣的炎熱和行走后的炎熱使我感到口渴，但所有的酒吧早已關門，而由于汽油匱乏，我所遇到的由東方國家的人或黑人駕駛的出租汽車，甚至對我叫車的手勢不予理睬。我唯一能喝點東西、恢復體力以便回家的地方是旅館。但是，我所在的街離市中心相當遠，自從哥達式轟炸機對巴黎扔下炸彈以來，這條街上的旅館都已停業。所有的商店也是如此，老板由于缺少店員或感到害怕而逃到鄉下，在店門上貼了一張用手寫的普通啟事，宣布商店將在一個遙遠的日期重新開業，但是否能兌現卻很成問題。其他尚未停業的單位以同樣的方式宣布，每星期只開門兩次。人們可以感到，貧困、遺棄和害怕籠罩著整個街區。因此，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看到這些被人遺棄的房屋之間有一幢房子恰恰相反，屋內的生命仿佛戰勝了恐懼和倒閉，保持著活躍和富裕。從每個窗戶關閉的百葉窗后面，透出因警察條例而變得柔和的燈光，但卻顯示出完全不把節約放在心上。大門不時打開，以便讓某個新的客人進去或出來。這是一座旅館（由于其產業主賺得到錢），應該激起所有鄰近的商人嫉妒，同時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我在這時看到，在離我十五米遠的地方，從旅館里迅速走出一名軍官，由于離我太遠，我無法在黑夜中看得清楚。

　　然而，有某種東西使我感到驚訝，我驚訝的不是他的臉，因為我沒有看到，也不是他的軍裝，因為軍裝外罩著一件寬袖長外套，而是有兩點極不相稱，一是他身體經過的各個點的數目是如此之多，二是他出來所用的秒的數目是如此之少，而他之所以出來，看來是被困在里面的一個人的意思。因此我認為，如果我不是從外形上——我甚至也不會說從圣盧的模樣、苗條、步履和敏捷上——認出他的話，那么是從一種他所特有的分身術上認出他。能在如此少的時間里占有空間中如此多位置的軍人，已經消失在一條橫馬路里，他沒有發現我，而我仍然在想是否應該進入這家旅館，旅館簡樸的外表使我十分懷疑剛才從里面出來的人是圣盧。我不由回想起圣盧曾受到冤枉，卷入一樁間諜案，原因是在從一名德國軍官身上搜查出來的信件里發現了他的名字。后來軍事當局為他徹底平了反。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把這件往事和我現在看到的事聯系起來。這家旅館是否被間諜用作接頭地點？

　　軍官走后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好幾個兵種的普通士兵走了進去，這就更增加了我假設的分量。另外我當時口渴到了極點。也許我能在這里找到喝的，我就趁此機會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雖說其中也摻雜著不安。因此，我現在并不認為當時是由于那次相遇產生的好奇心才決定登上只有幾個臺階的階梯，階梯上面是前廳，廳門開著，想必是因為天熱。我起初以為我這種好奇心是無法得到滿足的，因為我站在階梯的陰暗處時，看到有好幾個人來訂房間，得到的回答都是全部客滿。然而，這些人訂不到房間，顯然只是因為他們不是間諜窩中的一員，因為過了一會兒，一個普通的水手來要房間，服務臺急忙把二十八號房間給了他。我在陰暗處可以不被別人發現，卻能看到幾個軍人和兩個工人在一個悶熱的小屋里平靜地談話，小屋用雜志和畫報上剪下來的彩色女人肖像作為裝飾，顯得矯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