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九章

　　在他的面前，維爾迪蘭夫人不過多地表示她看不起布里肖寫的文章，除非是在她不高興的時候，但靈敏度高一點的男人會從她的臉色中看出。她只有一次批評他的文章中“我”字寫得太多。而他也確實有不斷寫這個字的習慣，這首先是出于教授的習慣，他經常使用一些習慣用語，諸如“我承認”，甚至把“jeveuxbienque”（“我同意”）說成“jeveuxque”（“我希望”）：“我希望，戰線的大大擴展必然導致，等等”，但尤其是因為過去是反德雷福斯主義的戰士，在戰爭爆發前早已預感到德國在進行備戰，所以就經常寫道：“我在一八九十年就已揭露”，“我在一九○一年指出”；“我曾在如今已十分罕見的小冊子中提請注意（habentsuafatalibelli）”；然后他保留了這種習慣。他聽到維爾迪蘭夫人批評后滿面通紅，因為批評的調子十分尖銳。“您說得對，夫人。法朗士是我們美妙的懷疑論的溫和大師，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在洪水泛濫之前……他曾是我們的敵人。有的人盡管沒有讀過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前言，卻既不喜歡耶穌會會士，也不喜歡孔布先生，此人曾說，自我總是可憎的。”

　　從此刻起，布里肖就用人們來代替我，但人們并不能防止讀者看出作者在談自己，卻能使作者不斷地談論自己，評論自己最短的句子，用一篇文章來論述一個否定，并且一直在人們的掩護之下。例如，布里肖曾經說過，即使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他在開頭是這樣寫的：“人們不想在此掩蓋真相。人們曾說過，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人們并沒有說德軍已不再有很大的價值。人們更不會寫，德軍已不再有任何價值。人們也不會說，優勢取得以后，如果它不是，等等。”總之，只要寫出他不會說的一切，重提他曾在幾年前說過的一切，以及克勞茨維茲、若米尼、奧維德和蒂阿納的阿波隆紐斯④等人在或多或少個世紀以前說的話，布里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收集到一部巨作的材料。遺憾的是，他沒有把它們發表出來。因為這些內容如此豐富的文章至今已無法找到。圣日耳曼區在維爾迪蘭夫人的叱責下，先是在她家里嘲笑布里肖，但一旦走出這個小圈子的范圍，就開始贊賞布里肖。后來，嘲笑他成為一種時髦的風氣，就象過去欣賞他一樣，即使是那些在讀他的文章時繼續在暗中對他感到興趣的女人，也不再贊賞他，她們只要和別人在一起，就進行嘲笑，以便顯得和別人一樣機靈。在小圈子內，人們對布里肖的議論從未象那個時候這樣多，不過是用嘲笑的口氣議論。任何新來的客人是否聰明的標準，就是他對布里肖的文章看法如何；如果第一次回答得不好，人們就一定會教他，從什么地方可以看出這些人的聰明。

　　“最后，我可憐的朋友，這一切都駭人聽聞，我們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厭倦的文章。人們在談論破壞文物，談論被毀壞的塑像。但是，那么多美妙的年輕人就是無與倫比的彩色塑像，他們的毀滅不也是破壞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于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毀滅的城市？當我去飯店吃晚飯的時候，如果來接待我的不是頭戴圓錐形女帽，使我感到仿佛走進迪瓦爾飲食店的女招待，就是象迪東神父那樣仿佛渾身長滿青苔的小丑，我會有什么樂趣呢？很好，我親愛的，我認為我有權說這樣的話，因為美在活的物質中畢竟還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僂病患者，戴著夾鼻眼鏡，從臉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權利，那真是巨大的樂趣！同過去一直發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飯店里找到一個漂亮的人，就不應該在接待顧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飯的顧客中去找。不過，人們會再次見到一個堂倌，雖說他們常常調動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個英國中尉是誰，什么時候會再來，他也許是第一次來這兒，也許明天就會被打死！正如《圣克萊爾修會修女》的美妙作者、可愛的莫朗所敘述的那樣，波蘭的奧古斯都用一個團的軍隊去換取一套中國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筆虧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兩米、站在我們最漂亮的女友們的樓梯邊作為裝飾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應征入伍的，因為人們反復對他們說，戰爭將持續兩個月。啊！他們和我不一樣，不知道德國的力量，普魯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說道。后來，他發覺他過多地暴露自己的觀點，就說：“我為法國擔心的不光是德國，還有戰爭本身。在后方的人們的想象之中，戰爭只是一場巨大的拳擊賽，他們通過報紙在遠處觀看這場比賽。這可是毫不相干的。這是一場疾病，在一點上仿佛已經治好，在另一點上卻再次惡化。今天努瓦榮將要解放；明天，人們既沒有面包也沒有巧克力；后天，認為自己十分安寧，在必要時可以被一顆他意想不到的子彈打中的那個人，將會驚恐萬分，因為他將從報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應征服役的那批人將被重新征召入伍。至于那些古建筑，一座象蘭斯那樣在質量上獨一無二的杰作，遭到毀滅也不會使我感到驚恐異常，使我感到驚恐的倒是看到這么多活的群體毀滅，因為他們能使法國最小的村莊變成優美的楷模。”

　　我立刻想到了貢布雷，但我在過去認為，承認我的家庭在貢布雷地位低下，就會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眼中貶低自己。我心里在想，勒格朗丹、斯萬、圣盧或莫雷爾是否沒有把我家的情況告訴蓋爾芒特夫婦和德·夏呂斯先生，但是，對我來說，過去的事不說出來要比說出來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呂斯先生不要談論貢布雷。

　　“我不想說美國人的壞話，先生，”他繼續說道，“看來他們的慷慨是取之不盡的，由于這場戰爭中沒有總指揮，每個國家都在另一個國家之后很久才進入舞池，而美國人又是在我們幾乎完蛋的時候才開始參戰，所以他們士氣旺盛，而我們打了四年的仗，已經沒有這樣的士氣。即使在戰前，他們也喜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藝術，他們出高價買進我們的杰作，現在有許多在他們那兒。但是，這種背井離鄉的藝術，如同巴雷斯先生會說的那樣，卻正是法國不討人喜歡的原因。古堡可以說明教堂，由于教堂曾經是朝圣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說明武功歌。我無須對我家族和姻親的名聲作過高的評價，另外這里涉及的也不是這點。但在最近，雖說家里和我的關系有點冷淡，我為了解決一個股權問題，還是去看望我那個住在貢布雷的外甥女圣盧。貢布雷在過去只是個小域，就象現在的許多小城一樣。但是，那里教堂的有些彩繪玻璃窗上，我們的祖先被畫成捐贈者，在另一彩繪玻璃窗上，則畫有我們的紋章。我們在那兒有我們的教堂，有我們的墳墓。這座教堂被法國人和英國人摧毀了，因為它被德國人用作了望臺。殘存的歷史和藝術的這種混合體代表著法國，現在卻被摧毀，而這種事還沒有結束。當然，我不會出于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貢布雷教堂被毀和蘭斯大教堂被毀相提并論，因為蘭斯大教堂猶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個奇跡，它自然地再現了古代雕塑藝術或亞眠雕塑藝術的純真。我不知道圣菲爾曼高舉的手臂如今是否斷裂。如果是的話，那么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證明就已從這個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征，先生，”我對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樣，非常喜歡某些象征。但是，為了象征而犧牲它所象征的現實是荒謬的。教堂應該受人喜愛，直至為了保護它們不得不放棄它們所教導的真理的那天。圣菲爾曼高舉手臂，樣子活象指揮官發號施令，仿佛在說：‘為了榮譽，我們可以粉身碎骨。’不要為那些石雕而犧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為在片刻中把人類的真實固定下來。”——“我理解您說的意思，”德·夏呂斯先生對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雖說讓我們對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魯萊德先生之墓進行過多的朝拜，但他寫出了蘭斯大教堂本身對我們來說不如我們步兵的生命寶貴這句話，卻令人感動而又親切。在那兒指揮的德國將軍曾說，蘭斯大教堂對他來說不如一個德國兵的生命寶貴，因此巴雷斯的話使我們那些對德國將軍大發雷霆的報紙顯得可笑。再說，令人惱火而又痛心的是，每個國家都說出同樣的話。德國的工業聯合會宣布必須占有貝爾福地區，以免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我們復仇思想的侵襲，其理由同巴雷斯為使我們不受德寇入侵愿望的影響而要求得到美因茲的理由一模一樣。為什么在法國看來，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不是進行戰爭的一條充分理由，不是繼續進行戰爭、每年宣戰一次的一條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認為，勝利從此屬于法國，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對此毫不懷疑。但是，自從協約國不管是否有理，認為自己穩操勝券（從我來說，我當然對這樣的結局感到高興，但我主要看到許多勝利停留在紙上，還有許多則是皮洛士式的勝利，付出的代價沒有告訴我們），而德寇則不再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以來，人們看到德國試圖盡快媾和，法國則試圖延長戰爭；法國是正義的法國，有權使人聽到正義的聲音，但法國也是溫和的法國，應該聽到可憐的聲音，即使只是為了它自己的子女，為了每當春天來臨之際，開放的鮮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說實話，我親愛的朋友，您曾經對我講過一種理論，說萬物的存在全靠一種不斷重新開始的創造。您對我說，世界的創造并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進行。那末，如果您是真心誠意的話，您就不能把這場戰爭排除在這種理論之外。我們出色的諾布瓦廢話連篇地寫道（同時拿出一件修辭道具，對他來說，這件道具同‘勝利的曙光’和‘嚴冬將軍’一樣珍貴）：‘現在德國要打仗，骰子擲出，大局已定’，而事實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戰。因此，想繼續進行戰爭的人同發動戰爭的人同樣應受遣貴，也許，更加應受遣責，因為后者可能沒有預見到戰爭中的一切慘狀。然而，毫無跡象表明，一場如此持久的戰爭，即使會有勝利的結局，也并非毫無危險。很難談論尚無先例的事情，以及對于人們首次嘗試的行動的機制的影響。確實，一般來說，人們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進展得十分順利。那些最聰明的共和政體擁護者曾認為政教分離是荒謬的行為。但政教分離卻象把信扔進郵局的信筒里那樣輕而易舉。德雷福斯恢復了名譽，比卡爾當上陸軍部長，也沒有人喊一聲‘喔唷’。然而，對于一場連續幾年的戰爭所帶來的那種勞累過度，令人擔心的事卻多的是！士兵們回去后將干什么？疲勞是否會使他們渾身無力或神魂顛倒？所有這些都可能朝壞的方向轉化，如果說不涉及法國，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讓我看莫拉斯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埃梅·德·瓜尼如果不從共和國進行的戰爭的進展中期待她在1812年從帝國進行的戰爭中期待到的東西，我將會感到十分驚訝。如果現在埃梅還活著，她的期望是否將會實現？我不希望如此。我們再回過來談戰爭，那首先發動戰爭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對此十分懷疑。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是做了同拿破侖一樣的事嗎？這種事我認為十分可惡，但我驚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卻會給拿破侖的阿諛奉承之徒帶來靈感，這種人在戰爭爆發之日象博將軍那樣大聲說道：‘我等待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當社會上把不相稱的地位賦予民族主義者和軍人時，當任何藝術之友都被指責為從事給祖國帶來嚴重損害的事時，一切并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曉得有誰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議！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將軍相提并論。一個狂熱的女人差點把我介紹給西夫東先生。您一定會對我說，我當時竭力維護的只是社交界的準則。但是，從表面上看它們雖然毫無價值，它們卻也許可以阻止許多過火的事情發生。我一貫尊重捍衛語法或邏輯的人們。人們在五十年之后會知道，他們曾消除巨大的災禍。然而，我們那些民族主義者對德國最為敵視，是最頑固的打到底主義者。但在十五年之后，他們的哲學已經完全改變。實際上，他們大力促使戰爭繼續下去，不過只是為了消滅一個尚武的民族，只是出于對和平的熱愛。因為尚武的文明，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很美的東西，現在卻使他們感到厭惡；他們不僅指責普魯士把國家的軍事力量放在主導地位，而且始終認為軍事文明曾摧毀他們現在珍視的一切，不僅是藝術，而且甚至是獻殷勤。他們的批評者中的一個只要改信民族主義，就可以同時成為和平之友。他確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婦女的地位屈辱、低下。人們不敢對他回答說，中世紀騎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貝雅特里齊，也許曾坐在同貝克先生的女主人公們一樣高的寶座上。我預計這幾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國革命者之后坐到餐桌旁邊。或者只是在我們的一位將軍之后，他們進行戰爭是出于對戰爭的厭惡，是為了懲罰一個民族培養一種理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這種理想是唯一的強壯劑。可憐的沙皇在幾個月前還受到尊重，因為他召開了海牙會議。但是，現在人們向自由的俄國致敬，就忘記了曾使他受到頌揚的稱號。世界的車輪就是這樣轉的。然而，德國使用同法國一樣的詞句是那么多，以致使人認為德國在引用法國的話，德國不厭其煩地說，它‘在為生存而斗爭’。當我讀到：‘我們為反對殘忍的死敵而斗爭，直至我們取得保障我們將來不受任何侵略的和平，以便使我們英勇的士兵的血不致白流時，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威廉皇帝說的還是普恩加來先生說的，因為他們曾以幾乎相同的說法，把這句話說了二十遍，雖然說實在話，我應該公開承認，這一次皇帝是共和國總統的仿效者。如果法國依然弱小，它也許就不會這樣希望延長戰爭，但特別是如果德國依然強大，它也許就不會如此急于結束戰爭。就是說依然如此強大，因為說到強大，您會看到，它現在仍然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