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夏呂斯先生可以十分討人喜歡，但一涉及這些話題，就變得令人討厭。他對此感到滿意，但這種滿意猶如一個病人老是對你吹噓自己的身體如何之好一樣，已經使人感到厭煩。我經常在想，在巴爾貝克的小火車里，那些曾非常希望聽他用吐露真情來掩飾自己的常客，現在也許無法忍受他的炫耀，這種炫耀是一種癖好，使人感到拘束，猶如在病房里一樣沉悶，或者象看到吸毒者在你面前拔出注射器一樣難受，因為得讓他們把他們認為動聽的知心話講完。此外，聽到別人指責所有的人也感到厭煩，況且這種指責往往毫無根據，指責者又把自己排除在這種特殊的類型之外，但聽者知道他自己就屬于這類人，而他卻非常樂意把其他所有人都歸入此類。最后，他這個極其聰明的人就為此創造了一種狹隘的小哲學（其基礎也許是斯萬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種微不足道的收藏品），用這些特殊的原因來解釋一切，而這種哲學，猶如每當人們完全贊同他的缺點時那樣，不僅使他貶低自己，而且使他對自己特別滿意。這樣，他這個如此嚴肅、如此高貴的人，卻用最傻的傻笑來結束下面這句話：“由于存在著象費迪南·德·科布格對威廉皇帝那樣的妄自尊大，這就可能是沙皇費迪南站到‘食肉帝國’一邊的原因。其實，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們對妹妹寬宏大量，什么東西都會給她。我認為，用這點來解釋保加利亞和德國結盟的原因，真是太棒了。”對這種愚蠢的解釋，德·夏呂斯先生笑了很長時間，仿佛他真的認為解釋得十分巧妙：這種解釋即使有確實的事實作為依據，也顯得十分幼稚，就象德·夏呂斯先生以封建主的身分或以耶路撒冷圣約翰騎士的身分來談對戰爭的看法那樣。他在結束時的看法倒比較正確。“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他說，“公眾只根據報紙來評論戰爭中的人和事，卻確信是用自己的頭腦在進行評論。”

　　這一點，德·夏呂斯先生倒是說對了。有人對我說，必須看到德·福什維爾夫人沉默和猶豫的時刻，這些時刻不僅對個人看法的陳述是必要的，而且對個人看法的形成也是必要的，然后才用一種親密無間的語調說：“不，我不認為他們會占領華沙”；“我不感到再會過第二個冬天”；“我所不希望的，是一種不穩定的和平”；“如果您希望我告訴您，我感到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議會”；“不，我還是認為我們能夠突破。”說這些話時，奧黛特顯出嬌滴滴的神態，這種神態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在她說出下面這句話的時候：“這不是說德軍打不好仗，而是說他們缺少人們所說的膽量。”為了說出“膽量”這個詞（使只是為了說得“刻薄”），她用手做出揉面的姿勢，而眼睛呢，用一個畫室的術語來說，就象rapin（拙劣的畫師）那樣瞇著。她的言語中對英國人欣賞的痕跡，比過去更為明顯，她不必再象過去那樣，把英國人稱之為“外芒什的鄰居”，或者最多是“我們的英國朋友”，而是把他們稱為“我們忠實的盟友”。不用說，她不管談論什么，都不會錯過引用fairplay（公平的比賽）的機會，以便指出英國人把德國人看作不按規則進行比賽的對手，所以“必須做的事是贏得戰爭，就象我們正直的盟友所說的那樣”。她最多相當笨拙地把她女婿的名字和涉及英國士兵的一切聯系起來，說他同澳大利亞人以及蘇格蘭人、新西蘭人和加拿大人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興。“現在，我女婿圣盧知道所有正直的tommies（英國兵）的切口，他能和來自最遙遠的dominCions（英聯邦自治領）的英國兵友好相處，和他親如兄弟的既有統帥基層的將軍，又有地位最低的private（普通士兵）。”

　　我在這里附帶說了些關于德·福什維爾夫人的離題話，當我同德·夏呂斯先生肩并肩地順著環城路往下走的時候，我再來說一段談論維爾迪蘭夫人和布里肖的關系的離題話，這段話更長，但對描寫那個時代不無裨益。確實，可憐的布里肖被德·夏呂斯先生毫不寬容地進行評論（因為德·夏呂斯先生更加敏銳，同時又或多或少地在無意中親德），但他受到維爾迪蘭夫婦的冷遇還要厲害得多。維爾迪蘭夫婦當然是沙文主義者，這點本應使他們喜歡布里肖的文章，再說他的文章也不比維爾迪蘭夫人喜歡的許多文章寫得差。但是，首先，人們也許記得，在拉斯普利埃的時候布里肖在維爾迪蘭夫婦眼中，已經不是過去的大人物了，如果說還沒有象薩尼埃特那樣成為測力器上挨打的土耳其人腦袋，那么至少已是他們不加掩飾地冷嘲熱諷的對象。當時，他至少仍然是常客中的一名，這就使他能得到一部分好處，這些好處是小圈子的章程以默認的方式賦予所有創始人或合作者的。但是，也許是因為戰爭的關系，或是由于一種如此長期推遲的優雅迅速結晶，這種優雅的一切必要的、仍然看不見的成份早已充滿了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這時沙龍已對新的人物開放，沙龍的常客在開始時作為新人物的誘餌，到后來受到的邀請越來越少，布里肖也出現類似的現象。盡管他在巴黎大學和法蘭西研究院任職，他在戰前的名望沒有超越維爾迪蘭沙龍的范圍。但是，自從他幾乎每天寫那些華而不實——人們常常看到他為那些有錢的常客不吝嗇地使用華而不實的詞藻——的文章時起，“上流社會”簡直感到光彩奪目。另外，他有時也確實學識淵博，作為貨真價實的巴黎大學教授，他不想掩蓋這種淵博，盡管他使其具有某些有趣的外形。社交界再次去寵愛一個遠非庸才的人，此人可以其多產的智慧和豐富的記憶引人注目。當三位公爵夫人在維爾迪蘭夫人家里度過夜晚時，另外三位公爵夫人爭著要請這位大人物到自己家里吃晚飯，他接受了一位公爵夫人的邀請，感到無拘無束，因為維爾迪蘭夫人對他的文章在圣日耳曼區受到歡迎感到惱火，所以每當她請一位他還不認識、急于同他交結的名流來家里作客時，就決不同時邀請布里肖。要是沒有維爾迪蘭夫人的話，新聞工作（在這一工作中，布里肖只是到很晚的時候才得到可觀的收入，并體面地獻出他整個一生毫無報酬、隱姓埋名地在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里浪費的才能，因為他健談而又博學，所以他在寫文章時消耗的精力并不比在談話時多）可能會而且仿佛已經給布里肖帶來無可爭辯的榮譽……當然，布里肖的文章還遠不如社交界人士認為的那樣出色。他為人的庸俗不時以文人的學究氣這種形式表現出來。除了毫無意義的形象（“德國人不能再正視貝多芬的塑像；席勒想必在墳墓中顫抖；在比利時的中立上畫押的墨跡未干；列寧在說話，但全都讓大草原的風吹走了”）之外，則是一些平淡無奇的話，如“兩萬俘虜，是一個數目，我們的指揮部將會睜大眼睛；我們想取得勝利，就是這樣”。不過，跟這些混雜在一起的，是如此多的知識，如此多的智慧和如此正確的推理！但是，維爾迪蘭夫人在開始看布里肖的一篇文章之前，總是預先帶有滿意的感覺，因為她認為將能從中找到一些笑料，她看的時候全神貫注，確信它們不會溜掉。然而，不幸的是，笑料在文章里確實有幾個。人們甚至不會想到它們已被找到。最幸運的引語屬于一位知名度確實不高的作者，至少布里肖引用的那部作品是如此，這條引語被指責為最難以忍受的學究氣的證明，維爾迪蘭夫人則焦急地等待晚餐的時刻來到，以便讓她的客人們哈哈大笑。“噯，你們對今晚的布里肖談了些什么？我在讀到居維埃的引語時想到了你們。我發誓，我覺得他瘋了。”——“我還沒有看過他的文章，”戈達爾說。——“怎么，您還沒有看過？那您就不知道您錯過的是什么樂趣。就是說這滑稽得可以笑死人。”可是她心里非常得意，居然有人沒有看過布里肖的文章，這樣她就可以乘此機會親自闡明其中的笑料。維爾迪蘭夫人吩咐管家，把《時代報》拿來，親自大聲朗讀那篇文章，并夸張地讀出那些最為簡單的句子。晚飯之后的整個晚上，這個反布里肖運動繼續開展，但帶有虛假的克制。“這事我不想說得聲音太響，因為我怕那邊，”她說著指了指莫萊伯爵夫人，“怕有人不大欣賞。”她說話的聲音相當高，竭力想讓莫萊夫人聽到，但同時又壓低聲音，企圖向莫萊夫人表示她不想讓夫人聽到自己的話。莫萊夫人膽小怕事，背叛了布里肖，說她實際上把布里肖和米什萊一視同仁。她認為維爾迪蘭夫人說得有理，為了用維爾迪蘭夫人感到無可辯駁的話作為結尾，她就說：“無法使他收回的是白紙上的黑字。”——“您認為這文章寫得好？”維爾迪蘭夫人說，“而我認為這象是一頭豬寫的，”這種大膽的說法使社交界人士哈哈大笑，特別是因為維爾迪蘭夫人仿佛自己也害怕說出豬這個字，就說得很輕，說時用手捂住嘴唇。她對布里肖猛烈攻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布里肖幼稚地炫耀自己受到歡迎，并對此感到滿意，雖說書報檢查使他惱火，每當他象在說話時那樣習慣地使用新詞，以便表明他的學究氣不是太足時，書報檢查官就“用墨水涂去”文章中的一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