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相信別人說的話，當聽到德國、保加利亞和希臘依次聲明自己的和平意愿時，我真想相信這些話。但是，自從同阿爾貝蒂娜和弗朗索瓦絲一起生活以來，我已習慣于猜測她們沒有明言的想法和計劃，所以我不讓威廉二世、保加利亞的費迪南和希臘的康斯坦丁用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可以猜到他們中任何一個策劃的陰謀。我同弗朗索瓦絲和阿爾貝蒂娜的爭吵，當然只是私人間的爭吵，只會涉及一個人這樣的小小精神細胞的生活。但是，存在著動物的軀體和人類的軀體，即細胞的組合，每個組合對于一個細胞來說猶如勃朗峰那樣高大；同樣，也存在著個人的有組織的巨大集合體，稱之為民族；集合體的生活只是在擴大作為組合成分的細胞的同時重復細胞的生活；誰不能理解細胞生活的秘密、反應和規(guī)律，誰在談論民族之間的斗爭時就只能空話連篇。但是，如果有人掌握這些個人的心理狀態(tài)，那末，這些由個人聚集起來的巨大群體在發(fā)生沖突時就會在他的眼里呈現(xiàn)出一種美，這種美要比只是由兩個性格剛強的人進行沖突而產(chǎn)生的斗爭更為強烈；他將以這樣的比例看到它們，如同一群纖毛蟲看到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軀干，而裝滿一個放在旁邊的一立方毫米的容器，需要的纖毛蟲多達一萬多條。這就是近來法國的偉大形象和德國的形象，法國的形象連四周都充滿幾百萬個各式各樣的小多邊形，德國的形象則充滿更多的多邊形，這兩個形象之間具有這些爭吵中的兩種。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德國的軀干和法國的軀干、協(xié)約國的軀干和敵人的軀干的表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如同個人一般。但是，它們相互進行的打擊，是受一種不可勝數(shù)的拳擊的支配，圣盧曾對我闡述這種拳擊的原則；因為即使把它們看作人，它們仍然是個人的巨大集合體，所以爭吵就具有廣泛而壯麗的形式，猶如波濤萬千的海洋在翻騰，試圖沖垮一排百年的懸崖峭壁，猶如巨大的冰川，企圖以毀滅性的緩慢移動，摧毀與它們鄰接的山坡。盡管如此，對于在這個故事中出現(xiàn)過的許多人來說，生活仍以幾乎相同的面貌繼續(xù)，對于德·夏呂斯先生和維爾迪蘭夫婦來說尤其如此，仿佛德國人并沒有離他們這樣近，正如一直威脅著的危險，雖說現(xiàn)在未被消除，但我們如果不去想它，就會完全對此無動于衷。通常，人們去尋歡作樂時決不會想到，如果使其孱弱、減少活力的作用一旦中止，纖毛蟲的繁殖就會達到頂點，即在幾天之內激增到幾百萬，從一立方毫米增大到一個比太陽大一百萬倍的體積，同時摧毀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所有氧氣和物質，這樣就不再有人類，不再有動物，不再有地球，或者沒有想到，一種無法彌補、十分可能發(fā)生的災難，在太空中將由不斷進行的激烈活動來決定，這種活動被太陽表面的不變性所掩蓋：他們忙于自己的事情，無暇考慮這兩種世界，一種世界太小，另一種世界又太大，所以他們沒有看到因他們而籠罩在我們周圍的宇宙危險。

　　就這樣，維爾迪蘭夫婦舉辦晚宴（不久之后由維爾迪蘭夫人一人舉辦，因為維爾迪蘭先生在不久后去世），德·夏呂斯先生則尋歡作樂，并沒有想到德國人——德國人確實因一道不斷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離巴黎只有一小時汽車的路程。然而，后來有人說，維爾迪蘭夫婦想到了這點，因為他們有一個政治沙龍，每天晚上在沙龍討論形勢，不僅討論陸軍的形勢，而且討論海軍的形勢。他們確實想到那些一個團一個團被殲、旅客隨之遭殃的大屠殺；但是，一個相反的運算大量增加與我們福利有關的事物，又用一個極大的數(shù)字來除以與我們福利無關的事物，以致幾百萬無名氏的死亡幾乎沒有使我們受到觸動，即使有所觸動，也不象穿堂風那樣令人不快。維爾迪蘭夫人患偏頭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里而感到難受，她終于讓戈達爾開了處方，使她能在我們曾談到過的某家飯店里買到羊角面包。從當局那兒得到這種處方，幾乎同一位將軍的任命一樣困難。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見報上敘述盧西塔尼亞號沉沒的經(jīng)過。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輕輕彈著她的報紙，使報紙能全部打開，又不必移動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說：“多可怕！這比最可怕的悲劇還要可怕。”但是，所有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里想必已縮小到原來的十億分之一，因為她嘴里塞滿面包在發(fā)表悲痛的感想，臉部卻浮現(xiàn)出心滿意足的表情，這種表情也許是因治偏頭痛的良藥羊角面包的味道而產(chǎn)生的。

　　至于德·夏呂斯先生，他的情況有點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熱情希望法國取得勝利，而且走得更遠，暗中希望德國即使不取得勝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樣被打垮。其原因是，在這些爭端中，稱之為民族的個人大群體的表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同個人一樣。指導它們的推理方式是內心型的，并不斷受到激情的改造，猶如卷入愛情糾紛或家庭糾紛的人們的推理方式一樣。例如兒子和父親爭吵，女廚師和女主人爭吵，妻子和丈夫爭吵。有錯的民族卻認為自己有理——就象對德國這個情況那樣——，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當然地提出一些論據(jù)，它認為這些論據(jù)無可辯駁，只是因為它們符合這個民族的情感。在這些個人的爭吵中，要理所當然地相信兩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辦法是屬于這一方，一個旁觀者決不會完全贊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個人如真正屬于民族，就是民族一個人的一個細胞。洗腦子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如果有人對法國人說他們即將被打敗，任何法國人都不會象聽到別人說他即將被貝爾塔遠射程炮打死那樣感到絕望。真正的洗腦子，是用希望對自己洗腦子，如果人們真是一個民族活的成員，洗腦子就是保存這個民族本能的一種方法。為了對德國一個人的事業(yè)的非正義性視而不見，對一個德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缺乏判斷力；為了隨時看到法國一個人的事業(yè)的正義性，對一個法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具有判斷力；對這兩者來說，最好的辦法是愛國主義。德·夏呂斯先生具有罕見的道德品質，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對人友愛、忠誠，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親是巴伐利亞州的公爵夫人，這點可能會起作用——他沒有愛國主義。因此，他既屬于法國軀干，又屬于德國軀干。如果我缺乏愛國主義，不感到自己是法國軀干的一個細胞，我評價爭端的方式看來不可能象過去那樣。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完全相信別人對我說的話，我要是在當時聽到德國政府表明自己的誠意，一定會不加懷疑；但我早已知道，我們的思想并非總是和我們所說的話一致；有一天，我在樓梯的窗口里發(fā)現(xiàn)夏呂斯不象我過去想象的那樣，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絲身上，后來又在阿爾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觀點和計劃的形成，這些觀點和計劃同她們所說的話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為普通的旁觀者，也不會讓德國皇帝和保加利亞國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會象識破阿爾貝蒂娜那樣，來識破他們秘密策劃的陰謀。但說到底，我只能設想，如果我不是當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國這個當事人的一部分，我會做出什么事來，猶如我在同阿爾貝蒂娜爭吵時，我憂郁的目光或我透不過氣來的喉嚨是我個人的一部分，我個人則與我事業(yè)休戚相關：我無法漠不關心。德·夏呂斯先生的漠不關心是徹頭徹尾的。然而，自從他只當一名旁觀者之時起，一切都應使他成為親德派，從此他雖然生活在法國，卻不是真正的法國人。他十分靈敏，但在任何國家里，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傻瓜；毫無疑問，他要是生活在德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wèi)一種非正義事業(yè)的德國傻瓜們并不會使他們生氣；但是，他生活在法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wèi)一種正義事業(yè)的法國傻瓜們卻使他生氣。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務于凜然大義，對缺乏激情的人來說也決非無可辯駁。德·夏呂斯先生靈敏地指出愛國者們每一個錯誤的推理。充分的理由以及對成功確信無疑，使一個傻瓜感到滿意，卻會使你特別惱火。德·夏呂斯先生惱火是因為人們對勝利抱樂觀主義，這些人不象他那樣了解德國及其力量，每個月都認為德國會在下個月被打垮，一年以后，他們仍然相信新的預測，仿佛他們未曾以同樣的自信作出同樣錯誤的預測，不過他們已經(jīng)忘掉那些預測，如果有人對他們提起此事，他們就說情況并不相同。

　　最后，德·夏呂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戰(zhàn)敗者就感到難受，他總是站在弱者一邊，他不看報上的司法專欄，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無法殺死法官、劊子手以及高興地看到“正義已經(jīng)伸張”的人群而感到難受。不管怎樣，他確信法國不可能再被打敗，然而，他也知道德國人正受饑荒之苦，總有一天會被迫俯首投降。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難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國。他對德國的回憶不管怎么說已經(jīng)遙遠，而那些以一種使他感到不快的高興談論德國被打垮的法國人，是一些缺點為他熟知、面目令人討厭的人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同情的是自己不認識的人們，是自己想象中的人們，而不是在我們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們，除非那些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同他們血肉相連；愛國主義創(chuàng)造了這一奇跡，人們擁護自己的國家，猶如人們在愛情糾葛中擁護自己一樣。因此，對于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戰(zhàn)爭是一種特別能產(chǎn)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產(chǎn)生，持續(xù)的時間也很短，但在這段時間里，他會做出各種粗暴的事情。他在讀報時看到了專欄作者的勝利神色，他們每天報道德國已被打敗，是“走投無路、束手無策的野獸，”，而千真萬確的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這種愉快而又殘酷的胡說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當時，報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寫的，他們在報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種方式，例如布里肖和諾布瓦這樣的人，還有莫雷爾和勒格朗丹。德·夏呂斯先生渴望見到這些人，并對他們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對性方面的惡習特別了解，知道某些人有這種惡習，而這些人以為他們這種惡習不為人知，就熱衷于揭露“肉食帝國”的君主們和瓦格納等人有這種惡習。他渴望當面見到他們，當眾揭出他們的丑事，讓那些侮辱一個戰(zhàn)敗者的人名聲掃地、氣急敗壞。

　　其實，德·夏呂斯先生當親德派還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為社交界人士，曾長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們和重視榮譽的人們中間，這些人決不會同一個壞蛋握手：他知道他們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們把一個男人趕出一個圈子或者拒絕和一個男人決斗時，對他的眼淚會無動于衷，即使他們這種“道德上干凈”的行動會使害群之馬的母親死去也在所不惜。雖然他十分欣賞英國，欣賞英國參戰(zhàn)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這個無可指摘、不會撒謊、不讓小麥和牛奶運入德國的英國，有點象由重視榮譽的人、公認的證人和決斗中的裁判組成的民族；同時他又知道，一些有惡習的人，一些壞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么作者把這些人比作德國人，靠欺騙和詭計不能預見到一顆善良的心，而德國人看來也沒有表現(xiàn)出這種善心。

　　德·夏呂斯先生的親德還有最后一個特點：通過一種十分奇怪的反應，他親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呂斯主義”。他認為德國人十分丑陋，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同他的血緣有點過于接近；他狂熱地迷戀摩洛哥人，但特別迷戀盎格魯－撒克遜人，把他們看作菲迪阿斯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樂趣帶有某種殘酷的想法，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歡的男人在他看來猶如美妙的劊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對德國人，就會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種只有在肉體上得到快感時才會采取的行動，就是說違背他可憐的本性，也就是為了讓惡引誘和壓倒貞潔的丑陋而充滿激情。在謀殺拉斯普丁時仍是如此，人們看到謀發(fā)殺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國色彩的印記又這么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眾了解到所有這些事情中德·夏呂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細節(jié)，這種印象還會深刻得多），因為生活使我們非常失望，使我們最終認為，文學同生活毫無關系，并使我們極其驚訝地看到，書藉向我們指出的那些珍貴思想，無償而又自然地展現(xiàn)在日常生活之中，沒有損壞的危險，例如一頓夜宵、一次謀殺這類俄國事件，有著某種俄國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