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一章

　　她從此不睡也不吃，讓管家給她念那些公報，她對那些公報一竅不通，管家也不比她高明多少，管家折磨弗朗索瓦絲的愿望，往往被一種愛國主義的喜悅所支配；他在談論德國人時，帶著討人喜歡的笑容說：“情況嚴重，我們的老霞飛在彗星上訂計劃——無法實現。”弗朗索瓦絲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彗星，但卻更加感到這句話是一種討人喜歡、別出心裁的荒唐話，一個有教養的人出于禮貌，應該心情愉快地加以回答，所以她就愉快地聳聳肩，似乎是在說：“他老是那樣”，她用微笑來抑制自己的眼淚。她至少感到高興，肉店新來的那個小伙子，雖說干這一行，卻相當膽小（他最初在屠宰場工作），現在還沒有到達去打仗的年齡。不然的話，她準會去找陸軍部長，讓那個小伙子復員。

　　管家決不會想到，這些公報并不出色，我軍并未接近柏林，因為他讀到：“我們擊退了敵軍，敵人損失慘重，等等”，他把這些行動當作新的勝利來慶賀。但是，我感到害怕的是，這些勝利的地點迅速接近巴黎，我甚至感到驚訝，管家在一份公報里看到有一次行動是在朗斯附近發生的，他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這次行動的后果已在周圍地區牢牢掌握在我軍手里的舒子爵市轉為對我方有利，但并不感到不安。然而，管家對舒子爵市這個地名十分熟悉，該市離貢布雷不是十分遙遠。但是，人們閱讀報紙就象在談戀愛一樣，眼睛上蒙著布條，對事情就看不清楚。人們不想去理解那些事實。人們傾聽總編輯溫柔的話語，就象傾聽情婦的話語那樣。人們吃了敗仗卻感到滿意，因為人們認為自己不是吃了敗仗，而是打了勝仗。

　　再說，我沒有在巴黎久留，我很快就回到了我的療養院。雖說醫生基本上采用隔離的方法進行治療，那兒的人還是在兩個不同的時候把希爾貝特的一封信和羅貝爾的一封信交給了我。希爾貝特給我寫道（大約是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她本想留在巴黎，為的是更容易得到羅貝爾的消息，但鴿子號飛機總是空襲巴黎，使她感到十分恐懼，對她的小女兒來說更是如此，所以她就乘上開往貢布雷的最后一班火車逃離巴黎，火車甚至沒有開到貢布雷，她只好乘上農民的大車，經過十個小時難以忍受的路程，才到達當松維爾！“在那兒，請您想一想，等待著您的老朋友的是什么，”希爾貝特最后對我寫道。

　　“我離開巴黎是為了逃避德國飛機，我想在當松維爾就可以免受任何襲擊，安然無恙。兩天來我卻并非如此，您也決不會想到這兒發生的事情：德國人在拉費爾附近擊敗我軍之后，侵占了這一地區，一個德軍參謀部，然后是一個團，駐扎在當松維爾的大門口，我就只好接待他們，又無法逃跑，因為再也沒有一列火車，什么也沒有。”德軍參謀部是否真的表現良好，還是應該在希爾貝特的信中看到蓋爾芒特家族精神感染的效力，這個家族起源于巴伐利亞，同德國最高級的貴族有親緣關系，但希爾貝特不斷敘說參謀部的人員受過完美的教育，甚至連士兵也是如此，他們只是請求她“準許采摘長在池塘邊的勿忘草”，她把這種良好的教育，同法國逃兵無紀律的暴力行為進行對照，在德國將軍們來到之前，這些逃兵經過花園住宅，就搶劫一空。不管怎樣，如果說希爾貝特的信在某些方面充滿了蓋爾芒特家族的精神——有些人會說是猶太國際主義，這也許并不正確，就象人們將會看到的那樣——，那么我在好幾個月之后收到的羅貝爾的來信，圣盧的味道要比蓋爾芒特的味道重得多，另外也反映了他所具有的一切自由主義的教養，總之，這種教養完全能討人喜歡。可惜他沒有對我談起戰略問題，就象他在東錫埃爾的談話那樣，也沒有對我說他認為戰爭在何種程度上證實了或否定了他當時對我敘述的那些原則。他最多只是對我說，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實際上連續發生了好幾次戰爭，每次戰爭的教訓都影響到下一次戰爭的指揮。例如，突破”的理論已被這種論點所充實，即在突破之前，必須用炮火轟遍敵人占領的陣地。但后來人們又看到，這種炮轟反過來又使步兵和炮兵無法前進，因為陣地上打出了幾千個炮彈坑，構成了幾千個障礙。他對我說：“戰爭沒有違反我們的老黑格爾的規律。它一直處于變化之中。”這同我希望知道的事相比，真是少得可憐。但是，更使我感到生氣的，是他無權對我列舉將軍們的名字。另外，報紙告訴我的少量消息說明，這些并不是我在東錫埃爾時想到的將軍，當時我非常想知道，他們中的哪些人將在一次戰爭中埃已經去世。博離開現役幾乎是在戰爭初期。霞飛、福煦、卡斯特爾諾和貝當，我們從未談到過。“我親愛的。”羅貝爾對我寫道，“我承認，‘他們決不會通過’或者‘他們會被打敗’這樣的話不會令人高興；這些話曾長期使我感到牙痛，就象‘長毛的兵’和其他話那樣，當然，使用比語法錯誤或風格錯誤更糟的詞語來創作史詩會使人厭煩，這些詞語就是自相矛盾、難以忍受的東西，是一種裝模作樣，一種我們極為厭惡的庸俗奢望，猶如那些認為把‘可卡因’說或‘可可’是風趣的表現的人們一樣。但是，如果你看到所有這些人，特別是那些老百性、工人、小商人，看到他們沒有察覺自己身上蘊藏的英雄主義，他們將在自己床上死去卻又沒有想過這點，看到他們在槍林彈雨下奔跑，為的是搶救一個戰友，為的是運走一個受傷的長官，當他們自己被子彈擊中之后，他們在彌留之際露出了微笑，因為主任醫生告訴他們，戰壕已從德國人手里奪了回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親愛的，這使人對法國人產生一種良好的看法，使人能理解我們在課堂上曾感到有點離奇的那些歷史時期。史詩是那樣美，你會和我一樣，感到詞語已無法表達。羅丹和馬約爾可以用一種人們無法辨認的丑陋材料創造出杰作。在接觸這樣偉大的東西時，‘長毛的兵’在我看來就變成某種東西，如果它首先能包含一種暗示或玩笑，我從它那兒得到的感覺，并不比我們在讀到‘朱安黨人’時來得多。但是，我感到‘長毛的兵’已經為大詩人作好準備，就象洪水、基督或蠻族這些詞在被雨果、維尼或其他人使用之前已經充滿了偉大。我說人民、工人是最好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很好。可憐的小福古貝，即大使的兒子，在被打死之前曾七次負傷，他每次打仗回來沒有遭殃，就顯出來參加葬禮，條件是不戴孝，又因轟炸只能呆五分鐘。他母親是個身材高大的女人，你可能認識她，她想必非常悲傷，可別人什么也看不出來。但是，他父親處于這樣一種狀況，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我最終變得完全無動于衷，原因是我對這種景象已習以為常，如看到正在和我說話的戰友的腦袋突然被炸彈擦傷，甚至和軀干分家，但當我看到可憐的福古貝神情頹喪，看到他象癱瘓一般時，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將軍對他說，這是為了法國，說他兒子表現得象個英雄，但這是白費力氣，只能使可憐的父親哭得更加厲害，他無法松開兒子的遺體。總之，正是為了這點，才必須習慣于‘他們決不會通過’這樣的話，所有這些人，如我可憐的隨身男仆，如福古貝，他們阻止了德國人通過。你也許認為，我們前進得不多，但這種事不應該用推理的方法來思考，一支軍隊感到自己勝利是通過一種內心的感受，猶如一個垂死的人感到自己無法醫治一樣。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我們想取得勝利是為了使大家接受一種公正的和平，我想說不僅對我們來說是公正的，而且是真正的公正，對法國人來說是公正的，對德國人來說也是公正的。”當然，“災禍”并未使圣盧的智慧提高到超越自身的地步。那些才智一般和平庸的英雄，在病后康復期間寫詩，他們處于這樣的地位來描寫戰爭，不是從本身毫無意義的那些事件的高度來寫，而是從平庸的美學的高度來寫，他們在此以前一直遵循著這種美學原則，就象他們在十年前會說的那樣來談論“血紅色的晨曦”、“勝利的顫動飛躍”等等；同樣，圣盧要聰明得多，藝術鑒賞力要高得多，他現在仍然是聰明和有藝術鑒賞力的，當他停留在一個沼澤森林的邊緣時，他饒有趣味地為我記下了一些景色，但仿佛是去打野鴨那樣。為了使我理解明暗的某些對照，即“他的早晨的魅力”，他對我列舉了我們過去都喜歡的某些畫事，也不怕暗示羅曼·羅蘭作品的片段，甚至尼采作品的片段，他具有前方將士的那種無拘無束，他們不象后方的人們那樣害怕說出一個德國人的名字，他甚至還有點賣弄風情，列舉一個敵人的名字，例如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置于左拉案件的證人室中的敵人，他在他并不認識的、最激烈的德雷福斯派詩人比埃爾·吉亞西面前走過時，朗誦他象征性的正劇的詩句：《斷手女郎》。圣盧對我談起舒曼的一個旋律時，只是用德語說出它的標題。他絲毫也沒有轉彎抹角，而是直截了當地對我說，當他在黎明時分在這個森林的邊緣首次聽到鳥兒啁啾鳴叫，他感到非常興奮，仿佛鳥兒在對他談論這“雄偉壯麗的《西格弗里德》”，他真希望能在戰后聽到這部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