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結束這個守夜的軍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頭上戴著帽子，因為人們曾在戶外運送過這個傷員，到某一時刻，一切都完了：“我當時想：必須回去準備東西來擦武器；但是，我確實不知道，當大夫松開病人的脈時，站在床前的B和我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脫下我們的軍帽，那時烈日當空，也許是我們熱了。”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兩個具有男子氣概的人脫下帽子，并不是因為炎熱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嚴面前感到激動，可他們從未說過溫柔或悲傷這樣的詞。

　　象圣盧那樣的同性戀者的陽剛理想并不相同，但卻同樣是約定的和虛假的。他們的虛假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不愿了解肉體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礎，他們認為感情起源于別的東西。過去，德·夏呂斯先生厭惡女子的陰柔。現在，圣盧欣賞小伙子的勇敢，騎兵部隊沖鋒時的陶醉，男人之間純潔無瑕的友誼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這樣的友誼，他們可以為朋友犧牲自己的生命。戰爭爆發后，那些首都里剩下的只有女人，這就使同性戀者感到絕望，但實際上卻與此相反，使同性戀者經歷充滿激情的奇遇，只要他們生性聰明，善于異想天開，而不是把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們的根源，并對自己作出評價。因此，當某些青年只是本著在體育運動中仿效別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來玩“扯鈴”那樣，在圣盧看來，戰爭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體得多，但夾雜著意識形態，這種理想是和他喜歡的人們一起提出來的，是在一種純男性的騎士會中，在遠離婦女的地方，在那兒，他可以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自己的勤務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喚起士兵們狂熱的愛。這樣，在他的勇敢中雖說還有許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貴族這一事實卻在其中顯現出來，同時又以一種難以辨認、理想化的形式顯示出德·夏呂斯先生的想法，即一個男人的本質是沒有任何陰柔的女子氣。此外，就象在哲學上或藝術上那樣，兩種類似的想法只會因其闡述的方式而顯示自己的價值，并會因它們由色諾芬或柏拉圖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別；同樣，我雖然知道圣盧和德·夏呂斯先生在做這件事時十分相似，但我極為欣賞的是要求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的圣盧，而不是不愿戴淺色領帶的德·夏呂斯先生。

　　我和圣盧談起我那位任巴爾貝克大旅社經理的朋友，據這位朋友說，在戰爭初期，法國的某些團里有背叛行為，他稱之為“缺陷”，他指責唆使背叛行為的人，稱他為“普魯士軍國主義者”；他在某一時刻甚至認為日本人、德國人和哥薩克人會在里夫貝爾登陸，威脅巴爾貝克，并說只有“溜之大吉”。這個敵視德國的人在談論自己兄弟時笑著說：“他在戰壕里，在離德國鬼子二十五米的地方！”他說得那么起勁，別人要是知道他自己也是這樣，準會把他送到集中營去。“說到巴爾貝克，你是否記得旅社里過去的電梯司機！”圣盧在和我分手時對我說，說話的聲調好象不大知道說的人是誰，并指望我來弄清此人的情況。“他參了軍，并寫信給我，以便讓他回到空車。”電梯司機也許不愿在禁錮別人的電梯井道中上升，大旅社樓梯的高度不再能使他感到滿足。他將“晉升”，但和看門人不同，因為我們的命運并非總是象我們想象的那樣。“我一定支持他的要求，”圣盧對我說。“今天上午我還對希爾貝特說過，我們永遠不會有足夠的飛機。知道了這點，我們就會看到對方在作什么準備。這將會使對方喪失一次進攻的最大優點，即出其不意的優點，最好的軍隊也許就是眼睛最好的軍隊。那么，可憐的弗朗索瓦絲，她讓侄子復員的事是否辦成了？”不過，弗朗索瓦絲早就竭盡全力使侄子復員，但當有人建議她通過蓋爾芒特家族去找德·圣約瑟夫將軍幫忙時，她以絕望的聲音回答道：“哦！不，這不會有任何用處，找這位老先生不會有任何辦法，最糟糕的只有一點，就是他愛國。”只要談到戰爭，不管弗朗索瓦絲對此感到多么痛苦，她仍認為人們不應拋棄“可憐的俄國人”，因為大家都是“協約國”。管家深信戰爭只會持續十天，并將以法國的輝煌勝利告終，但因害怕自己的看法會被發生的事件否定，就沒有膽量，甚至沒有足夠的想象去預言一場長期的、勝負難分的戰爭。但是，這種完全而又迅速的勝利，他至少竭力預先從中提取所有能使弗朗索瓦絲感到痛苦的成分。“事情可能會很糟，因為看來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想走，那些十六歲的小伙子在哭。”他這樣對她說，是為了用不愉快的事情使她“惱火”，他稱之為“給她找麻煩，訓她一頓，同她玩文字游戲”。“十六歲的，圣母瑪利亞！”弗朗索瓦絲說，過一會兒她又不大相信：“他們不是說過了二十歲才要嗎？那些可還是孩子。”——“當然嘍，報紙都接到命令不準提這件事。另外，往前沖的都是年輕人，可回來的卻不多。一方面，就會有好處，死了許多人，有時也有用，可以使生意興隆。阿！天哪！要是有的孩子心太軟，猶豫不決，就會立即被槍斃，身中十二顆子彈，乒！另一方面，也必須這樣。另外，那些軍官，這對他們又會怎樣呢？他們拿他們的錢，他們要的也就是這個。”每次進行這樣的談話，弗朗索瓦絲就臉色發白，讓人看了真擔心管家會使她心臟病發作死去。

　　她并未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缺點。當一位姑娘來看我時，這個年老的女傭人不管腿多疼，在我有時走出自己的房間時，我就會在樓梯上看到她，只見她在掛衣服的小間里，據她說，是在尋找我的一件短大衣，看看上面是不是生了蛀蟲，但實際上，她是在聽我們談話。雖然我老是批評她，她還是在提問題時使用自己狡詐的方法，她提問用間接的方式，從某個時間起開始使用“因為也許”這樣的話。她不敢問我：“這位夫人是不是有個公館？”就象一條好狗那樣，靦腆地抬起眼睛，并對我說：“因為也許這位夫人有自己的公館……”，這樣就避免了露骨的詢問，不是為了彬彬有禮，而是為了不顯得好奇，最后，由于我們最喜愛的傭人們——特別是如果他們幾乎不再為我們效勞，失去了使用價值——仍然是傭人，當他們自以為深入到我們社會等級的核心時，他們卻更為明顯地劃出了（我們想要消除的）他們社會等級的界線，所以弗朗索瓦絲常常對我說些（管家會說是“為了刺激我”）奇怪的話，這種話社交界人士是不會說的：懷著一種隱匿而又深沉的喜悅，猶如得了重病，我感到熱，額頭上——我可沒注意到——沁出了汗珠。“您渾身是汗”，她驚訝地對我說，猶如看到一種奇怪的現象，還略帶微笑，微笑中含有因某種有失體統的事而產生的蔑視（“您現在出去，但您忘了戴上領帶”），但她說話的聲音憂心忡忡，可以使別人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擔心。她這樣說，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渾身是汗。總之，她說話不再象以前那樣好。因為她謙卑，她對那些遠不及她的人們懷有溫情的贊賞，所以她采用了他們粗俗的言語。她的女兒在我面前埋怨她，并對我說（我不知道她是從誰那兒學到這種言語的）：“她總是有話要說，說我沒有把門關好，嘮嘮叨叨，羅羅唆唆。”弗朗索瓦絲也許認為，她受到的教育不完整，使她至今仍不能正確使用語言。在她的嘴唇上，我過去曾看到最純潔的法語如鮮花盛開，現在卻一天要聽到好幾次這樣的話：“嘮嘮叨叨，羅羅唆唆。”此外，奇怪的是，在同一個人身上，不僅詞語的變化很少，而且思想的變化也很少。管家養成了習慣，總是說普恩加來先生意圖不良，不是為了錢，而是因為他一定要打仗，這話他一天要說上七、八遍，總是對同樣的聽眾說，這些聽眾又總是那樣感興趣。一個詞也沒有改變，一個手勢、一個語調也沒變。雖然只持續兩分鐘，但總是一成不變，就象演出一樣。他的法語錯誤使弗朗索瓦絲的言語變質，她女兒的法語錯誤也是如此。他認為，德·朗比托先生有一天聽到蓋爾芒特公爵把一種建筑物稱為“朗比托公共廁所”感到生氣，這種建筑物應該叫做小便池。也許他在童年時代沒有聽到過這個音，他就保持了這個習慣。因此，他對這個詞的發音不正確，而且老是這樣。弗朗索瓦絲開始時聽了不舒服，后來也跟著這樣說了，還抱怨說，女人不象男人，沒有這種東西。但是，她的謙卑和她對管家的贊賞，使她從來不說pissotières，而是對習慣作出微小的讓步，說pissetiè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