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個小時還沒有過去，我了解到的某些事實就已向我證明，我完全錯誤地理解了羅貝爾的話：“這些人不上前線，都是因為他們害怕。”圣盧說這句話是為了在談話中出風頭，是為了顯示他心里想的與眾不同，因為他完全不能肯定他的立場會被別人接受。但是，他在這段時間里千方百計地使自己的立場被別人接受，他這樣做倒沒有與眾不同，就是從他覺得應該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來看沒有與眾不同，但從本質上看更加接近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國人，更加符合當時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國人的一切優良品質，這些法國人是領主、自由民和農奴，農奴對領主或是畢恭畢敬，或是起來造反反對領主，這兩類都是法國的，它們同屬一個科，分為弗朗索瓦絲亞門和莫雷爾亞門，然后兩個箭頭重又合而為一，指向同一個方面，即邊境。布洛克曾十分高興地聽到一個民族主義者（其實此人的民族主義十分罕見）吐露自己的怯懦，當圣盧問他是否將親赴前線時，他就顯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視。”但是幾天之后，布洛克完全改變了對戰爭的看法，他來看我時十分慌亂。他雖然“眼睛近視，但被認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時遇到了圣盧，圣盧為托人把自己引見給陸軍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過去的軍官有約會，據他對我說是“德·康布爾梅先生”。“啊！不錯，我對你說的是一位老相識，你和我一樣熟悉岡岡。”我對他回答說，我確實認識此人，也認識此人的妻子，我對他們并不十分贊賞。但是，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們之后，我總是認為那個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為她對叔本華了如指掌，可以出入于她那粗俗的丈夫無法進入的知識界，所以我聽到圣盧對我的回答立刻感到驚識，圣盧說：“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給你了。但他是個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討人喜歡。”圣盧說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經常出入上流社會的強烈欲望，對此上流社會持極為嚴厲的態度；至于說她丈夫的那些優點，這也許是他侄女認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時所看到的他那些優點中的某個部分。他至少不去關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說實在的，這是一種“聰明”，這種聰明同思想家們特有的聰明的區別，就象公眾認為某個富翁“善于發財”的聰明同思想家們的聰明的區別一樣大。但是，圣盧的話并沒有使我感到不快，因為他的話提請人們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無幾，而樸實的情趣雖說并不明顯，卻能討人喜歡。不錯，我不曾有機會欣賞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樸實。但是，正是這點才使一個人變成許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許多人在評論他，此外在評論上也有各種各樣的差別。對于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情況，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風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證實，但我對此一無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門口離開了我們，嚴厲地抨擊了圣盧，并對他說，他們那些軍裝上帶杠杠的“女婿”在參謀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險，他這個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為了威廉”讓自己的“皮肉穿孔”。“看來威廉皇帝病得很重，”圣盧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關系密切的人們一樣，布洛克特別容易接受聳人聽聞的消息，他補充道：“許多傳說甚至說他已經死了。”交易所里認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愛德華七世還是威廉二世，都已經死了，任何即將被包圍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隱瞞這件事，”他補充道，“只是為了不使德國佬那兒的輿論沮喪。他是在昨天夜里死的。我父親是從最可靠的來源得到這個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來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視的唯一消息來源。這也許是因為他依靠“上層的關系”，有幸和這些消息來源取得聯系，并從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說對外銀行的股票即將上漲，或是比爾的股票即將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個時候比爾的股票上漲或“拋出”對外銀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種股票的市場“堅挺”、“積極”，后一種股票的市場“猶豫”、“疲軟”，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來源。正因為如此，布洛克在對我們宣布德國皇帝去世時，樣子深奧莫測、神氣活現，同時又怒氣沖天。他特別氣憤的是聽到羅貝爾說“威廉皇帝”。我認為，即使在斷頭機的鍘刀之下，圣盧和德·蓋爾芒特先生也是會這樣說的。社交界的兩位先生如果單獨生活在一個孤島上，不需要向任何人顯示高雅的舉止，也會從這些教養的痕跡中看出對方的身分，就象兩位拉丁語學者會正確地引述維吉爾的語錄一樣。圣盧即使被德國人嚴刑拷打，也只會說“威廉皇帝”。不管怎樣，這種禮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約束的標志。不能拋棄這種約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種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這種風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別是因其帶有與此相連的一切隱蔽的寬厚和沒有表露的英雄主義。布洛克對圣盧喊道：“你難道不能對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這里已經對他卑躬屈膝！這樣，我們的邊境上就會出現勇敢的士兵，他們會去拍德國佬的馬屁。你們的軍裝上有杠杠，你們只會在旋轉木馬上顯威風。就是這樣。”

　　當我們離開這位同伴后，圣盧微笑著對我說：“這個可憐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顯威風。”我清楚地感到，顯威風完全不是羅貝爾所希望的，雖然我在當時并不象后來那樣確切地知道他的意圖，當時，騎兵部隊仍然無所事事，他就獲準當步兵軍官，后任輕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將要談到的結果。對于羅貝爾的愛國主義，布洛克并不了解，這只是因為羅貝爾沒有用語言表達出來。布洛克只要被認為“適合入伍”，就會對我們發表惡毒攻擊軍國主義的政治言論，但當他以為自己會因眼睛近視而退役時，他也許會發表沙文主義十足的聲明。但是，這種聲明，圣盧卻不會發表，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達過于深邃，但別人卻認為十分自然的感情。過去，我母親不僅會毫不猶豫地去為外婆而死，而且還會因別人阻止她這樣做而痛苦萬分。然而，我卻無法想象她過去會從嘴里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會為母親獻出自己的生命。”羅貝爾對法國的愛也不是掛在嘴上的，這時，我覺得他非常象圣盧家的人（就象我回憶中的他的父親），而不象蓋爾芒特家的人。他不會表達這種感情，也是因為他的智慧具有某種道德品質。聰明的、真正可靠的勞動者，對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說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贊揚的人們，有一種厭惡的感覺。當然，我們不是本能地偏愛戈達爾或布里肖那樣的人，但我們畢竟對精通希臘文或醫學的人們懷有某種敬意，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許自己招搖撞騙。我曾說過，即使媽媽過去的一切行動都建立在她愿為母親獻出自己生命這種感情的基礎上，她也從未對自己說過這種感情，不管怎樣，把這種感情說給別人聽，她不僅會感到無益、可笑，而且會感到刺耳、羞愧。同樣，我也無法想象圣盧會親口對我談論他的裝備，他要走的行程，我們勝利的可能性，俄國軍隊無足輕重，英國將會采取的行動，我也無法想象他嘴里會說出最動聽的話，就是最討人喜歡的部長對站著的熱情議員所說的話。這個消極的方面使他不能表達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卻不能說，在這一方面不存在“蓋爾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們曾在斯萬身上看到這種作用的無數例子一樣。因為即使我認為他更象圣盧家的人，他同時仍然象蓋爾芒特家的人，正因為如此，在激勵他勇敢的許多動機之中，有一些動機并不和他在東錫埃爾的那些朋友的動機一樣，這些熱愛自己職業的年輕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飯，他們中的許多人帶領自己的士兵在馬恩河戰役或其他地方戰死沙場。

　　當我在東錫埃爾時，那里可能有年輕的社會黨人，但我不認識他們，因為他們和圣盧生活的圈子沒有經常的來往；這些社會黨人已經看出，這個圈子的軍官們并非是盛氣凌人、聲色犬馬的“貴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軍官和共濟會會員對這種人起的綽號。同樣，貴族出身的軍官也在社會黨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這種愛國主義；我在東錫埃爾時，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轟動全國，我曾聽到有人指責社會黨人，說他們“無祖國”。軍人們的愛國主義是如此真誠、如此深厚，帶有一種確定的形式，他們認為這種形式是不可改變的，并會氣憤地看到使其蒙受“恥辱”，而那些激進的社會黨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自覺的、不受束縛的愛國者，沒有確定的愛國信仰，他們無法理解，哪一種深刻的現實存在于他們所說的充滿仇恨的格言之中。

　　圣盧也許象他們一樣，已經習慣于把自身中進行的研究和設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實的部分，他研究和設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戰略和戰術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對他來說如同對他們來說一樣，他肉體的生命是某種相當不重要的東西，可以輕易地為這個內心的部分——他們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犧牲，因為在這個生命核的周圍，個人的存在只是作為一種保護性的表面才有價值。在圣盧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顯的成分，人們很容易從中看出在開始時曾是我們友誼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來的遺傳惡習，這種惡習與他沒有超越的某種智力水平相結合，使他不僅欣賞勇敢，而且把厭惡女人發展到陶醉于同男子進行接觸的程度。他有一種也許是純潔無瑕的看法，即把同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塞內加爾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著對那些“灑過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們”的蔑視，這種快感同他在當松維爾時大量使用可卡因給他帶來的快感相比，雖然使他感到南轅北轍，但兩者的區別卻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種藥可以作為另一種藥的補充一樣——使他克服了這種惡習。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著禮貌的雙重習慣，這種習慣一方面使他過分贊揚別人，而自己卻做了好事閉口不談——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們時對他說：“您自然會給椅子裝上藤座的”，自己卻什么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屬于自己的財產、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獻給別人。總之，這說明他本性確實高貴。

　　“我們會不會長期打下去？”我對圣盧說。“不會，我認為這是一場短暫的戰爭，”他對我回答道。但對這個問題，就象跟往常一樣，他的論據是以本本為根據。“你在考慮毛奇的預言時，要重新讀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頒布的關于指揮大部隊的法令，”他對我說，仿佛我已經讀過這個法令，“這樣你就會看到，更換和平時期預備隊的工作沒有進行，甚至沒有被考慮過，如果戰爭要長期打下去，這一工作是不會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戰爭打不長的證明，而應把戰爭打不長看作是缺乏先見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們沒有預料到戰爭的長短，這些人既沒有考慮到一場持續的戰爭中各種物資的驚人消耗，也沒有想到各個戰區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戀之外，在那些生來就最為反對同性戀的人們之中，還存在著某種傳統的陽剛理想，即使同性戀者并不是一個高超的人，這種理想也由他來支配，以便讓他將其變性。這種理想——某些軍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別惹人生氣。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現時，只是一顆善良的心所表現的粗魯，它不想露出激動的樣子，但在同一位也許會即將被殺死的朋友分離時，心里就有一種無人會發覺的哭泣的愿望，因為它在離別時掩蓋這種愿望，使用的是一種越來越大的憤怒，并最終爆發出來：“喂，天殺的！你這頭蠢驢，來和我擁抱一下。這錢我用不著，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軍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偉大事業重要，但他仍然曾經喜愛過這個在公使團工作或在軍隊里當兵，后來死于瘧疾或槍彈的“小子”，他同樣愛好陽剛之氣，不過表現的形式更為靈活、更為巧妙，但其實也同樣令人憎惡。他不愿哀悼這“小子”，他知道人們很快就會忘掉此人，就象心腸好的外科醫生那樣，在一個患傳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里也很悲傷，只是沒有表現出來。外交官只要變為作家，并敘述她的去世，就決不會說他曾悲傷過；不會說的，首先是因為“男子的羞恥心”，其次是因為藝術的機靈，這種機靈在掩蓋激情的同時產生激情。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將會整夜守護垂死者。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自己心里悲傷。他們將會談論公使團或軍隊里的公務，甚至談得比平時還要確切。

　　“B對我說：‘請您別忘記，明天將軍來視察，您讓手下的士兵盡量搞好軍容。’他平時十分溫和，這時說話的聲音卻比平時生硬，我發現他盡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煩躁。”讀者可以理解，這生硬的聲音，就是那些不愿顯出悲傷樣子的人們的悲傷，這樣做簡直可笑，但也同樣使人難受和討厭，因為這是一些人悲傷的方式，這些人認為悲傷無足輕重，認為生活比離別更為重要等等，所以他們使人對死亡產生一種虛幻、虛無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時一位先生使人產生的印象，這位先生給你送來冰糖栗子時說：“我祝您新年快樂”，一面說一面冷笑，不過還是把這話說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