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四天起,她開始在圣日耳曼區牢牢地扎下根。有時,人們可以在她周圍看到社交界的一些陌生人,人們不認識這些人,也不對他們感到驚訝,就象看到小雞周圍的蛋殼碎片一樣,因為人們知道邦當夫人是從哪個蛋里孵出來的。但是,從第十五天起,她使他們感到震驚,在第一個月的月底之前,當她說:“我要到萊維家去”時,大家就明白了,她不必明確指出她說的是萊維一米爾布瓦,每一位公爵夫人臨睡前都要從邦當夫人或維爾迪蘭夫人那兒獲悉,至少是從電話里獲悉,晚上的戰報有什么內容,省略了什么消息,和希臘的戰況如何,在準備發動什么進攻,總之,是公眾將在第二天或第二天之后才知道的新聞,這樣,她仿佛是在進行彩排前的最后一次排演。在談話中,維爾迪蘭夫人為了傳播新聞,在談到法國時稱“我們”。“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要求希臘國王撤出伯羅奔尼撒,等等,我們向他發出,等等。”在她的所有敘述中總是要提到總司令部(“我曾打電話給總司令部”),她說這個縮寫詞的樂趣,就象過去那些并不認識阿格里讓特親王的婦女那樣,她們聽到別人說起親王時,為了表明她們對親王并不陌生,就微笑地問道:“是格里格里?”在比較太平的時期,這種樂趣只有社交界人士才有,而在現在這種大動亂的時期,連老百姓也有這種樂趣。例如,當人們談論希臘國王時,我們的管家由于經常看報,會用威廉二世的口吻說:“是丁諾?”,而在此以前,他和國王們親熱得更為隨便,這種親熱是他臆造的,當他談到西班牙國王時,他說:“方方斯。”另外,人們可以發現,隨著主動接近維爾迪蘭夫人的杰出人物的數目增加,她稱之為“令人厭倦的”人們的數目就減少。通過一種魔法,前來拜訪她或要求得到她邀請的所有“令人厭倦的人”,突然變成某種令人愉快的聰明人。總之,一年之后,令人厭倦的人們的數目大大減少,以致過去在談話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并在維爾迪蘭夫人的生活中起過極大作用的“對感到厭倦的害怕和無能為力”,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到了晚年,這種對感到厭倦的無能為力(她過去曾肯定地說,她在少年時代未曾有過這種感覺),使她受到的痛苦減少,就象某些偏頭痛、某些神經性哮喘那樣,在人們年老時就不再發作。如果維爾迪蘭夫人沒有從過去的信徒中抽出少數人來取代不再令人厭倦的人們,在無人可厭倦的情況下,對感到厭倦的害怕也許已完全和維爾迪蘭夫人無緣。
此外,我們再來談談那些現在常去維爾迪蘭夫人家作客的公爵夫人,她們在不知不覺中到那里去尋求的東西,正是德雷福斯派過去尋求的東西,即社交界的一種樂趣。這種樂趣的形成方式是,對它的品嘗可以滿足政治上的好奇心,可以滿足在她們之間評論從報上讀到的各種事件的需要。維爾迪蘭夫人說:“請你們到五點鐘來談論戰爭”,就象過去說“談論德雷福斯案件”一樣,同時還說:“請你們來聽聽莫雷爾談話。”
然而,莫雷爾是不應該在這里的,原因是他還沒有退役。
只是他沒有返回部隊,開了小差,但無人知道此事。
這個沙龍的明星之一是“落泊者”,他雖說愛好體育,卻設法退了役。對于我來說,他已經成為一部我經常思念的美妙作品的作者,所以當我在兩組回憶之間建立一種橫向聯系時,我在偶然間想到他就是使阿爾貝蒂娜離開我家出走的那個人。在這些涉及阿爾貝蒂娜的珍貴回憶方面,這種橫向聯系引向一條道路,道路通到好幾年之后,在一片荒野中絕跡,因為我從此不再想念她了。這是我從此不再走的一條回憶的道路,一條路線。然而,“落泊者”的那些作品是最近問世的,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走、一直在使用這條回憶的路線。
我應該說,認識安德烈的丈夫并非十分容易,也并非十分愉快,人們對他懷有友情,但得到的卻是許多失望。在這時,他確實已病得很重,所以不想使自己勞累。除非是那些在他看來也許能給他帶來樂趣的勞累,然而,他認為只有和他不認識的人們見面才會給他帶來樂趣,他那熱情奔放的想象也許使他把這種見面看作一次機會,認為這些陌生人會和其他人不同。但是,對于他已經認識的人們,他極為清楚地知道他們現在是怎樣的人,將來會是怎樣的人,他覺得不值得為他們作一次對他來說是危險的、也許是致命的勞累。總之,他是一位很壞的朋友。他對新朋友的偏愛,也許再現了他過去某種狂熱的大膽,在巴爾貝克時,他對體育運動、賭博和無節制的飲食就是如此。
至于維爾迪蘭夫人,她每次都想讓我和安德烈認識,因為她對我已認識安德烈這件事感到無法接受。不過,安德烈也很少和她丈夫一起來。她對我來說是一位令人贊賞的摯友,她忠于自己那位批評俄國芭蕾舞的丈夫的審美觀,在談到波利尼亞克侯爵時說:“他的房子是由巴克斯特裝飾的,這種房子怎么能睡呢!我更喜歡迪比夫。”此外,由于唯美主義的必然進步,維爾迪蘭夫婦最終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說無法忍受現代風格(再說這是慕尼黑的風格)和白色的套間,只喜歡法國的老式家具配上深色的室內環境。在這個時期,維爾迪蘭夫人可以把自己想請的客人請到自己家里,所以人們看到她用間接的方式去主動接近一個她早已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人——奧黛特——時,感到十分驚訝。人們認為,此人不會給這個過去只有一小群人、現在變得耀眼奪目的社交界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長期的分離會平息宿怨,有時也會同時喚起友情。另外,這種現象不但會使垂死的人嘴里只說過去熟悉的名字,而且會使老人耽于童年回憶,這種現象在社會上也有其相同的東西。為了使奧黛特重新來她家作客這件事獲得成功,維爾迪蘭夫人當然沒有使用“極端保皇派”,而是使用忠實程度較差的常客,這些人仍到其他沙龍去作客。她對他們說:“我不知道為什么在這里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許在慪氣,我可沒有;總之,我哪點得罪了她?她是在我的家里認識她的兩個丈夫的。如果她愿意再來玩,就請告訴她,我的大門對她是敞開的。”這些話如果不是女主人的想象力讓她說出來的,一定會使驕傲的女主人難以啟口。這些話給傳了過去,但沒有成功。維爾迪蘭夫人等待著奧黛特,但沒有看到她來。直至后面將要談到的一些事件發生,這些事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導致無情無義的人們組成的熱情使團無法完成的事得以實現。輕而易舉的成功固然少,完完全全的失敗也不多見。
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人們自然會想起過去的一句話:“不是思想正統,就是思想不正統”。但當事情顯得并不相同時,由于過去的巴黎公社社員曾經反對修正德雷福斯案件,所以最堅決的德雷福斯派希望把所有的人統統槍斃,并且得到將軍們的支持,就象將軍們在德雷福斯案件審理期間反對加利費那樣。在這些聚會中,維爾迪蘭夫人邀請了幾位認識不久的女士,這些女士因其作品而出名,她們在前幾次來的時候打扮得光彩奪目,戴著豪華的珍珠項鏈,奧黛特也有一條漂亮的珍珠項鏈,她以前曾過份炫耀這條項鏈,現在她模仿圣日爾曼區的那些女士,穿上了“戰爭服”,就對時髦的服飾持嚴厲態度。但是,女士們善于適應環境。三、四次之后她們就看到,她們認為時髦的服飾,正是那些時髦的人所廢棄的,她們就把繡金的衣裙擱置一邊,心甘情愿地穿上樸實的服裝。
維爾迪蘭先生說:“真掃興,我要給邦當打電話,讓邦當為明天作必要的準備,人們還刪去了諾布瓦文章的全部結尾部分,只是因為他在文中暗示貝森被免職了。”因為司空見慣的愚昧使每個人通過使用常用的表達法來炫耀自己,并自以為可以表明現在時興這種說法,猶如一個資產階級的婦女在聽到別人談起德·布雷奧代先生、德·阿格里讓特先生或德·夏呂斯先生時說:“誰?布雷奧代家的拔拔爾格里格里、夏呂斯家的梅梅?”不過,公爵夫人們也照此辦理,她們在說“免職”時有同樣的樂趣,因為對于公爵夫人們來說——對于有點詩意的平民來說也是如此——顯示區別的是名稱,但她們按照自己所屬的思想等級來表達思想,在這個等級里也有許多資產者。思想上的階級劃分不考慮出身。
維爾迪蘭夫人的所有這些電話也并非沒有弊病。我們忘了提及,維爾迪蘭“沙龍”如果說在思想上和現實中繼續存在的話,已經暫時搬到巴黎最大的公館之一,原因是威尼斯使節們過去的住宅十分潮濕,加上缺煤和缺電,使維爾迪蘭夫婦在那里會客更為困難。另外,新客廳也不是沒有可愛之處。正如在威尼斯因水多而面積有限的廣場規定了各個宮殿的外形,正如巴黎城內的一個小花園比外省的一座公園更能使人心曠神怡,維爾迪蘭夫人在這座公館里的狹窄餐室,構成一個四壁白得發亮的菱形:猶如一個銀幕,每逢星期三,幾乎是每天,這幅銀幕上就會出現巴黎各種各樣最引人注目的男人和最時髦的女人,他們都樂意分享維爾迪蘭夫婦的豪華,因為在這個時期,最富裕的人們由于無法得到收入而緊縮開支,可是維爾迪蘭夫婦的豪華卻因他們的財產而與日俱增。招待客人的形式有了改變,但布里肖卻仍然感到十分快樂,隨看維爾迪蘭夫婦的交往不斷擴大,他也從中找到在一個小小的空間里積累起來的新樂趣,猶如圣誕節時在一只鞋中發現意想不到的禮物。有幾天,來赴晚宴的客人特別多,使這個私人住宅的餐室顯得過于狹窄,于是就在樓下的大餐廳里設下晚宴,那些常客虛偽地裝出在樓上時的那種親密無間,而在心里卻暗暗高興——他們幾個人離開眾人呆在一邊,就象過去乘小火車時一樣——,希望自己成為鄰座觀看和羨慕的對象。在平常的和平時期,悄悄地寄給《費加羅報》或《高盧人報》的一則社交消息,會使沒能去雄偉旅館的餐廳赴宴的人們獲悉,布里肖曾和迪拉斯公爵夫人共進晚餐。但是,自從戰爭爆發以來,社交新聞的專欄記者取消了這類消息(他們用刊登葬禮、嘉獎和法美宴會的消息來進行彌補),要做廣告就只能用一種影響有限的幼稚的辦法,這種辦法出現于古騰堡的發明之前,只適用于史前時代,這就是在維爾迪蘭夫人的餐桌旁露面。晚飯后,客人們來到樓上女主人的客廳,接著就開始打電話。然而,在這個時期,許多大公館的客人里都混雜著間諜,他們記下了邦當在電話里傳達的秘密消息,可喜的是他的消息并不確切,總是被事態所否定,因此他的泄密才沒有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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