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盧浮宮和所有的博物館都已關閉，所以當人們看到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是：“一個引起轟動的展覽會”時，人們就可以確信這不是一個繪畫展覽會，而是一個裙子展覽會，而且展覽的裙子是為了滿足“那些高尚的藝術情趣，即巴黎婦女過早失去的藝術情趣”。這樣，優雅和情趣重新復興，優雅沒有藝術，就竭力為自己辯護，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藝術那樣，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龍參展的藝術家們宣布，“當同盟國的歐洲包圍自由的國土時，我們卻在搞藝術，一些嚴肅的共和主義者”將會錯誤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婦女時裝店老板就是這樣做的，他們還以自豪的藝術家的良心承認，“尋找新鮮的東西，排斥平庸的東西，顯示一種個性，為勝利作好準備，根據戰爭的要求為世世代代指出一種美的新格式，這就是使他們感到苦惱的雄心壯志，這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當人們前來參觀他們美妙地設立在……街的沙龍時，人們就會看到這點，用鮮艷的色彩來消除當時沉悶的憂郁，看來是那些沙龍的口號，不過帶有當時的形勢所強加的審慎。”確實，“如果我們沒有這么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勞的高尚榜樣，當時的憂郁就可能戰勝婦女的毅力。我們的戰士在戰壕里希望留在家里的心上人更加舒適、更加妖艷，因此，當我們想到這些戰士時，我們不就是在設計符合當時要求的裙子這項工作中不斷進行越來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時髦的式樣主要由英國的商店創造，即協約國的商店創造，人們在今年酷愛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們婦女都具有罕見優雅的有趣的小小特點。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后果之一，迷人的專欄作者補充道（人們以為他會說：是奪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覺醒），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后果之一，將是在時裝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這種時裝上不亂加質次的裝飾物，顯得十分簡潔，就是用極少的東西創造出嫵媚的風采。人們現在所喜歡的，不是大服裝店制作成一式幾件的那種裙子，而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裙子，因為這些裙子能顯示每個人的個人思想、嗜好和傾向，”至于說到慈善，當她們想到因入侵而產生的一切苦難，想到這么多的殘廢者時，它自然會變得“更加靈活”，這使她們不得不坐在橋牌桌旁，在“茶會”里度過黃昏的時光，一面評論“前線”的新聞，在大門口則停著她們的汽車，汽車的座位上坐著一個漂亮的軍人，在和貴族的跟班以及戴高頭巾的女士們閑聊。另外，新鮮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圓柱形使臉部變長的頭巾，而且還有臉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從哪里來的青年婦女，她們成為優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兩年，有的已有四年。這些差別對于她們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時，蓋爾芒特和拉羅什富科這兩個家族對證實家族的歷史有三個世紀或四個世紀的重要性一樣。從一九一四年起就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紹給這個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發戶，向她問好時活象一個享有亡夫遺產的寡婦，用單柄眼鏡盯著她看，并撅嘴表示，人們甚至還不能確切地知道這位女士是否已經結婚。“這一切都相當令人惡心，”一九一四年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總結道，她真希望蓋爾芒特家族結識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后告一段落。這些新友在年輕人看來已十分陳舊，而對某些不僅僅出入上流社會的老人來說，這些人似曾相識，并非新友；這些人不僅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間進行政治方面和音樂方面的談話這種社交界所允許的消遣，而且還必須由這些人來提供這種消遣，因為如果這些人是舊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樣——，要使事物顯得新奇，就必須要有新的名稱，在藝術上是如此，在醫學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稱確實是新的。例如，維爾迪蘭夫人在戰爭時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猶如那些想對憂愁和感情避而不談的人們一樣，當她說這好極了的時候，她贊賞的既不是威尼斯、圣馬克教堂，也不是那些宮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歡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顧，她贊賞的是探照燈在空中產生的效果，她對這些探照燈提供了以數字為依據的情況。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在對至今仍被欣賞的藝術作出反對的反應時，重新產生了一種現實主義。）圣德費爾特的沙龍是一個變得陳舊的標簽，使用這個標簽，即使有最偉大的藝術家和最有勢力的部長在場，也不會吸引任何人。相反，人們為了傾聽這些藝術家的秘書或這些部長的辦公室副主任說一句話，卻會跑到戴頭巾的新女士們的家里，她們嘰嘰喳喳，蜂擁般飛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輕、美貌的王后，名叫達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兩位年老、丑陋的王后，名叫維爾迪蘭夫人和邦當夫人。邦當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聲報》激烈批評的作用，誰還會對她毫不寬容呢？由于整個議會在一個時期中都主張修改憲法，主張維護社會秩序、容許宗教活動和進行軍事準備的黨派，就必定要在過去主張修改憲法的人們和過去的社會黨人中間發展自己的成員。要是在過去，人們會憎恨邦當先生，因為在那時，不愛國的名字叫做德雷福斯派。但是，這個名字很快被人遺忘，并被“三年服役法的反對派”這個名字所取代。相反，邦當先生卻是這個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個愛國者。在社交界（這個社會現象也只是對一個更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實施），新鮮事物不管是否應受譴責，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時才會引起恐懼，德雷福斯主義是如此，圣盧和奧黛特的女兒的婚姻也是如此，這個婚姻在起初曾使人們發出驚叫。現在，人們在圣盧夫婦的家里可以見到“人們認識的”所有人，希爾貝特即使有奧黛特那樣的生活作風，人們也會到那兒“去”，并贊成她象老太太那樣來指責未被理解的新道德。德雷福斯主義現在已被納入一系列體面而又習慣的事物。至于它本身的價值，是沒有人會去考慮的，現在贊成它時是這樣，過去指責它時也是這樣。它已不再shocking。這就是必須做的一切。人們幾乎想不起自己曾經是這樣的人，就象過了一段時間之后，人們不再知道一個姑娘的父親是否當過小偷。在必要時，人們可以說：“不，您說的是連襟，或者是一個名字相同的人。但是，對他這個人，別人從未說過任何壞話。”同樣，過去一定有兩種不同的德雷福斯主義，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作客并使三年服役法獲得通過的人也不可能是壞人。不管怎樣，對任何罪孽都要寬恕。既然對德雷福斯主義已經忘卻，對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卻。另外，政治已蕩然無存，因為人們想要站在政府一邊，一時間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對過德雷福斯主義這種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們也是如此，他們當時（那時圣盧走上歧途）認為德雷福斯主義代表的是不愛國、不信教、無政府主義等等。因此，邦當先生的德雷福斯主義隱蔽而又合法，就象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義一樣，猶如皮下的骨頭隱而不見。任何人都不會記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為社交界人士漫不經心、十分健忘，還因為現在離此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這些人還假裝把這段時間看得比實際上更長，認為把戰前和戰爭時期相隔的時間說成是一段同地質時期一樣深、一樣長的時期，是最為時髦的想法之一，因此布里肖這個民族主義者每當影射德雷福斯案件時就說：“在這些史前時期”。（說實在的，戰爭引起的這種深刻變化，是同觸及的思想的價值成反比的，至少從某種程度起是如此。在下層，那些十足的傻瓜，那些只想尋歡作樂的人們對戰爭并不關心。但在上層，內心十分豐富的人們也很少考慮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深刻改變思想次序的，正是某種本身仿佛毫不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使他們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之中，從而顛倒了他們的時間次序。人們可以從受到它啟示的優美篇章中切實理解這點：蒙布瓦西埃公園中的鳥鳴，或是帶有木犀草氣味的微風，顯然沒有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的重大事件影響大，但它們卻啟示了夏多布里昂，使他在《墓外回憶錄》中寫下價值要大無數倍的篇章。）同樣一些人說，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這兩個詞已不再具有意義，但如果有人對他們說，在幾個世紀之后，也許在更短的時間里，德國佬這個詞可能會象無套褲漢、朱安黨人或藍制服這些詞一樣，只有使人感到好奇的價值，他們就會感到驚訝和憤慨。

　　邦當先生希望看到德國四分五裂，就象中世紀時霍亨索倫王朝宣布絕嗣后那樣，也希望看到威廉被軍法處決身中十二顆子彈，在此之前，他不愿聽到別人談論和平。總之，他被布里肖稱之為“打到底主義者”，他可以獲得公民責任感的最佳證書。在前三天，邦當夫人在那些曾要求維爾迪蘭夫人把她介紹給他們的人中間也許有點不自在，她對維爾迪蘭夫人說：“這正是您剛才給我介紹的奧松維爾公爵”，維爾迪蘭夫人則用有點刺耳的語調回答道：“是伯爵，親愛的”，這也許是因為她對奧松維爾這個姓和某個爵位之間的組合一無所知，也許恰恰相反，是因為她精于此道，善于和“公爵黨”進行觀念聯想，有人曾對她說德·奧松維爾先生在法蘭西學院里是這個黨的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