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到這里，因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這時已是另一個主人召喚我的時刻，我們每天都用一半的時間來為這個主人效勞。他強加于我們的任務，我們是閉著眼睛去完成的。每天早晨，他把我們交還給我們另一個主人，因為他知道，不這樣做我們就不會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務。當我們的靈魂重新睜開眼睛的時候，極想知道我們在主人那兒干了些什么，但主人先讓自己的奴隸們躺下，然后吩咐他們迅速干活，那些最機靈的奴隸剛干完活，就想要偷偷摸摸地觀看。但是，睡意趕在他們的前頭，使他們想要看到的東西痕跡全無。這么多世紀以來，我們對此還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龔古爾兄弟日記》合上。文學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見到戈達爾夫婦，向他們詢問關于埃爾斯蒂爾的許多細節，去觀看小敦刻爾克商店，如果這家商店還在的話，請求獲準參觀我曾進過晚餐的維爾迪蘭公館。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煩意亂。當然，我從未對自己隱瞞這點，就是我不善于傾聽，也不善于在別人在場的情況下觀察。一位老婦人沒有把任何珍珠項鏈展現在我的眼前，別人談論項鏈的話也沒有鉆進我的雙耳。然而，這些人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認識的，我經常同他們一起共進晚餐，這些人就是維爾迪蘭夫婦、蓋爾芒特公爵、戈達爾夫婦，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象這個巴贊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樣，她并不知道巴贊是德·博澤讓夫人最喜歡的侄子，是令人快樂的青年英雄，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使我覺得乏味；我不覺回憶起他們每個人都充滿無數的俗氣……

　　但愿這一切變成夜空中的一個星宿！

　　我在離開當松維爾前夕所讀的那幾頁龔古爾兄弟日記，使我對文學產生了異議，但我決定把這些異議暫時擱在一邊。這個回憶錄作者作為個人所顯示的天真跡象是明顯的，即使把這一跡象擱置不顧，從各種觀點來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從我個人這方面來說，上面引述的日記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對觀察和傾聽的無能，但這種無能并非整體性的。在我身上存在著一個比較善于觀察的人物，但這是個間歇性的人物，只有當好幾種物共有的某種普遍本質表現出來時，這個人物才恢復生命，因為這種本質是他的食糧和快樂。于是，這個人物就觀察和傾聽，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觀察不到任何東西。幾何學家抽去了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質，就只看到它們的線性基質，同樣，人們敘述的事被我遺忘，因為使我感到興趣的不是他們想說的事，而是他們敘述這些事的方式，因為它能顯示他們的性格或他們的可笑之處；或者確切地說，它是一種客體，一直是我尋求的主要目標，因為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共同點，賦予我一種特有的樂趣。只有當我看到它時，我的靈魂——在此以前，靈魂在沉睡，即使是處于我談話的表面活動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氣勃勃的談話使其他人無法看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開始進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東西，例如維爾迪蘭沙龍在各個地點和時間中的同一性，位于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層的地方，在一個稍許凹進去一點的地帶。因此，人們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遺忘，是因為我無權注意它，猶如一個外科醫生，會在婦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體內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里去赴晚宴是枉費功夫，我看不見那些賓客，因為當我自以為看到他們的時候，我就給他們拍X光照片。由此可見，當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對賓客們的看法匯集起來的時候，我用線條畫出的圖表現了一組心理學的規律，而賓客說話時所引起的興趣，在這些規律中幾乎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認為那些肖像是這樣的，這是否會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價值？如果一幅肖像在繪畫方面顯示出某些與體積、光線、運動有關的真相，這是否會使它必然比另一幅肖像遜色？這幅肖像畫的是同一個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無相同之處，在第一幅肖像里省略的無數細節，在第二幅肖像里細致入微地表現了出來，看了這幅肖像人們會得出結論，說模特兒是迷人的，而人們卻會認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兒是丑陋的，這點可能具有文獻上的乃至歷史上的重要性，卻不一定是藝術真諦。另外，一旦我不再獨自一人時，我因輕浮而產生取悅別人的愿望，希望在閑談時逗樂別人，而不是在傾聽別人談話時學到東西，除非我去社交界是為了詢問某個藝術問題或是曾在我腦中縈繞的某個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無法看到某種閱讀未在我身上喚起對其欲望的東西，無法看到我事先沒有畫出其草圖、事后又想使其與實物進行對照的東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這點，即使龔古爾的那段日記沒有把這點告訴我，我仍然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們上，而在事后，一位藝術家在我獨自一人時一旦把事物或人們的形象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就會不遠千里，冒著生命危險把這些事物或人們找回！于是，我的想象出發了，并且開始描繪。在前一年我看到后會打呵欠的東西，我現在卻事先欣賞，希望得到它，并焦慮地想道：“將來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為此我愿付出任何代價！”當讀到描寫人們的文章時，即使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個不再存在任何見證的社會的最后代表”，讀者也一定會大聲說道：“真想不到對一個如此微不足道的人，會談得這么多，會如此頌揚！如果我只看報刊雜志，如果我沒有看到他本人，我也會對沒有經歷此事而感到遺憾！”但是我在報上讀到這樣的文章時只是在心里想：“真倒霉，我當時關心的只是找到希爾貝特或阿爾貝蒂娜，所以沒有對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看作是一個在社交界惹人厭煩的人，一個普通的配角，可他卻是一個人物！”我讀的那幾頁龔古爾日記，使我對這種傾向感到遺憾。因為我或許能從這幾頁日記中得出結論，認為生活教導我們要降低閱讀的價值，認為生活向我們表明，作家對我們吹噓的東西沒有很大的價值；但是，我也可以從中得出結論，認為與此相反，閱讀教導我們要提高生活的價值，這種價值我們過去未能予以重視，現在只是通過書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價值。在必要時，我們就不會對自己不大喜歡一個凡德伊、一個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難過。凡德伊過于靦腆的布爾喬亞主義，貝戈特無法忍受的缺點，乃至初期的埃爾斯蒂爾①自命不凡的庸俗，都不能作出任何證明來否定他們，因為他們的天才是由他們的作品來顯示的。當他們還是我們弄錯，都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因為即使是回憶錄的作者弄錯了，也不能作出任何證明來否定產生這種天才的生活的價值。

　　①因為《龔古爾兄弟日記》使我發現，他就是那位曾在維爾迪蘭夫婦家中對斯萬說出令人如此生氣的話的“迪施先生”。但是，哪一個有天才的人，在具有高雅的情趣之前（就象埃爾斯蒂爾過去經歷的那樣，但這種事現在十分罕見），沒有采用過他那幫藝術家惹人生氣的說話方式呢？例如，在巴爾扎克的書信里，不是充滿了那種斯萬情愿死去一千遍也不愿使用的粗俗詞語？然而，象斯萬那樣的高雅之士，沒有任何令人討厭的笑柄，卻可能寫不出《貝姨》和《都爾的本堂神甫》。——作者注。

　　這些希奇古怪的趣聞，是龔古爾日記取之不盡的素材，也是讀者獨自一人度過夜晚的消遣；我看到的這些趣聞是龔古爾的賓客們講給他聽的，作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我們真想透過日記的書頁去和他們結識，但對我來說，他們并沒有給我留下一點有趣的回憶，這并非完全無法解釋。龔古爾因這些趣聞引人注意而得出結論，認為趣聞的敘述者可能十分高雅，這種看法未免幼稚，因為平庸的人們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聽到別人敘述有趣的事情，然后由他們來講述。龔古爾善于傾聽，就象他善于觀察一樣，而我卻不善于這樣做。另外，所有這些也需要一個一個地加以鑒定。德·蓋爾芒特先生當然沒有給我留下青春優雅的典范這樣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當時向我推薦這種典范，并說德·博澤讓夫人在回憶錄中認為這是無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須看到，巴贊當時才七歲，回憶錄的作者又是他的姑媽，而那些將在幾個月后離婚的丈夫，也會在你的面前對自己的妻子大為夸獎。圣伯夫最美的詩篇之一，是描寫一座噴泉前出現了才氣橫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普拉特勒小姐，她當時還不滿十歲。盡管天才的詩人德·諾阿耶伯爵夫人對娘家姓尚普拉特勒的婆婆諾阿耶公爵夫人懷有溫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來描寫公爵夫人，她的描寫可能會同五十年前圣伯夫的描寫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

　　更令人不安的，也許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部分，就是那么一些人，對他們的傳說同對一則趣聞的記憶相比，含義更為豐富，另外人們也不會象對凡德伊、貝戈特這類人一樣，用他們的作品來評論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寫過作品：他們只是——使我們這些以為他們碌碌無為的人們非常驚訝的是——給了作品以啟示。博物館里的大廳能因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繪畫而使人對優美留下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資產階級，也許還會在繪畫前對它進行想象，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接近現實，并指望從它那兒了解到畫家的藝術中最珍貴的奧秘，這點他的畫沒有告訴我，但他筆下華麗而長得拖在地上的絲絨和花邊，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畫媲美的繪畫局部。如果我過去就意識到他不是才智橫溢、知識淵博、交際廣泛的人，而是善于象鏡子那樣來反映自己那種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為貝戈特那樣的人（即使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萬，博學不如布雷奧代），人們就更可以對藝術家的那些模特兒作出同樣的評價。能描繪一切的藝術家在展示美的時候，模特兒是由一些比他稍為富裕的人們充當的，而畫家的才能尚被埋沒，他的畫以五十法郎一張的價格出售，他在這些人家里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畫室里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用家具陳設的客廳，家具上蓋有古老的絲織品，客廳里裝有許多燈，還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這些人比較低微，或者說在真正高貴的人們看來顯得低微（高貴的人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但是正因為如此，這些人比那些貴族更能了解默默無聞的藝術家，賞識他，邀請他，購買他的畫，而貴族們則讓那些學院派畫家來為他們畫像，例如教皇和國家元首們就是這樣。對于后世來說，我們時代的一個優美的家庭和優美的服飾的詩意，與其說是在戈特為薩岡親王夫人或夏普蘭為拉羅什富科伯爵夫人畫的肖像之中，不如說是在雷諾所畫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廳之中，向我們展示了優美的偉大圖像的藝術家們，在一些人那兒收集到素材，這些人往往不是他們時代中最為風雅的人，而最為風雅的人也往往不請一個陌生的畫家來畫肖像，原因是他們無法在他的畫上看出他展示的美，這種美被掩蓋起來是由于一種具有過時的優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間，這種作品在公眾眼中浮動，猶如病人以為眼前確實存在的那種主觀幻覺。但是，我過去認識的這些平庸的模特兒還對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過啟示，提過建議，他們之中的一個在畫中存在，不光是一個模特兒的存在，而且是人們愿意使他在自己畫中出現的一個朋友的存在，這就使我們自忖，我們是否對沒能結識所有這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巴爾扎克在書中描繪了他們，或因欣賞他們而把自己的書題獻給他們，而圣伯夫或波德萊爾則用最美的詩來歌頌他們，特別是所有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爾在我看來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或者是因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對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這些我過去不大重視的人們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為她們只是依靠文學的虛幻魔法才享有盛譽，這就迫使人們有閱讀時更換辭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隨時斷絕與社會的聯系，取消旅行和參觀博物館，以便去療養院進行治療。

　　這些想法有的會減少有的則增加我對自己沒有文學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從未在我的腦中出現，在那些年里，我完全放棄了寫作的計劃，一心在遠離巴黎的一所療養院里治療，直至一九一六年初這所療養院無法找到醫務人員為止。我于是回到巴黎，這時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來時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樣，這點讀者馬上就會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來巴黎是為了檢查病情，然后返回療養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后頭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想聽別人談論唯一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戰爭，就在晚飯后出去看望維爾迪蘭夫人，因為她和邦當夫人一樣，是戰爭時期巴黎的王后之一，這戰爭時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時期。就象接種了少量酵母后在表面上自然發生那樣，一些年輕的婦女整天戴著高高的圓柱形的頭巾，就象和達利安夫人同時代的女人那樣，她們出于公民的愛國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戰爭”的深色直統長袍；她們腳穿用皮帶系的靴子，使人想起達爾馬所說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演員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護腿套，使人想起我們親愛的戰士們的護腿套；她們說，這是因為她們沒有忘記自己應該使這些戰士一飽眼福，她們不但穿著寬松的衣裙，而且戴著首飾，用它們的裝飾題材使人想起軍隊，雖說它們的材料不是來自軍隊，也并非在軍隊里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埃及的埃及裝飾品，而是用炮彈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彈導帶制成的戒指或手鐲，用兩個英國銅板制成的打火機，一個軍人呆在防空壕里使銅板上生了漂亮的銅綠，上面的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像仿佛是皮薩內羅雕刻的；她們說，因為她們不斷想到這些，當一個軍人倒下了，她們就為他戴輕孝，說他“帶有豪氣”，這樣她們就戴上白色的英國紗帽（白紗帽給人留下極為優雅的印象，使人“產生各種各樣的希望”，對最后勝利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用緞子和平紋絲綢來代替過去的開司米，甚至保留她們的珍珠項鏈，“同時保持無須提請法國婦女注意的分寸和端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