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為了讓侯爵不感到拘束，并表明自己把他視為同胞，親王跟他談起現時內閣會議主席的幾個可能的接班人，這些接班人的任務將是艱巨的。福格希親王舉了20多個在他看來可以當部長的人名，而那位往日的大使則一動不動地聽著，眼皮半耷拉在藍色的眼珠上，最后他突然打破沉默說出一句話，這句話將成為20年里所有大使館的談資，乃至后來當人們已經把它忘了的時候，還被某個署名為“一個知情人”或“見證人”或“馬基雅維里”的人物在某個報紙上舊事重提，而且正因為原來已被遺忘，才有重新引起轟動的效果。話說福格希親王剛剛在這位象聾子一般一聲不吭一動不動的大使面前提了20多個名字，突然德·諾布瓦先生微微抬起頭，用他以往那些最有影響的外交談話的形式，只是這次更大膽，也不象以往那么簡短，他狡黠地問：“難道沒有一個人提喬利蒂的名嗎？”一聽這話福格希親王頓時明白自己原來的判斷錯了；他聽見了來自天堂的低語。隨后德·諾布瓦先生便天南海北地談起來，也不怕吵了別人，正象當巴赫的一首美妙絕倫的詠嘆調最后一個音符一奏完，聽眾就開始毫無顧忌地高聲說話，或去存衣間取出自己的衣服。使他這種前后判若兩人的表現更為突出的是，他還請求親王如有機會謁見國王和王后陛下，一定要代他恭致敬意，這是人們動身前說的一句話，相當于一場音樂會結束時有人大聲喊“貝盧瓦路的馬車夫奧古斯特”。我們不清楚福格希親王當時的確切感想是什么。他聽到“喬利蒂呢，沒有一個人提他的名嗎？”這句名言后一定無比高興。因為德·諾布瓦先生身上最閃光的優點雖然因年邁而變得黯淡和紊亂，但他的“大無畏氣概”卻隨著年齡而日臻完美，一如某些老年音樂家，其他方面都走下坡路，但到生命結束時卻在室內音樂的演奏技巧上達到前所未有的爐火純青的地步。

　　總之，本來打算在威尼斯呆半個月的福格希親王當天就回了羅馬，并且幾天后為產業的事受到國王的接見，我想前面已經說過，就是親王在西西里擁有的產業。內閣茍延的時間比人們想象的要長些。內閣倒臺后，皇上就為給新內閣物色一個合適的首腦多方征求了國務活動家們的意見。然后他召來喬利蒂先生，后者同意出任內閣總理。三個月后，一家報紙記敘了福格希親王和德·諾布瓦先生的會晤。報上轉述的兩人之間的談話與我們轉述的一樣，不同之處在于報上寫的是“他帶著人們熟悉的那種狡黠而優雅的微笑說”，而不是“德·諾布瓦先生狡黠地問”。德·諾布瓦先生認為對一個外交家來說“狡黠地”這個詞已經夠有爆炸力的了，而這種添油加醋的做法起碼是不合時宜。他曾請求法國外交部予以正式否認，然而外交部也窮于應付。因為自從那次會晤被披露報端以后，巴雷爾先生每小時向巴黎打好幾次電報，抱怨在奎里納萊有一個非官方的法國大使，并報告此事在整個歐洲引起的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其實并不存在，但各國大使出于禮貌不便在巴雷爾先生聲稱大家對此事反感時否定他的說法。一向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的巴雷爾先生把這種禮節性的緘默當成了同意。于是他立即打電報給巴黎：“本人與維斯孔蒂一韋諾斯塔晤談了一小時，云云。”他的秘書們忙得不可開交。

　　不過德·諾布瓦先生有一家歷史悠久的法國報紙為他效忠，早在，1870年，當他在某個德語國家任法國公使時，這家報紙就曾為他幫過大忙。該報的文章（尤其是頭版頭篇不署名的文章）寫得非常精彩。可是當這頭版頭篇文章（在遙遠的過去被稱為“巴黎開篇”，現在不知為什么稱為“社論”）寫得拙劣了，老是沒完沒了重復同一些字眼時，人們對它的興趣反倒比以前增強了百倍。當時每個人都激動地感到那篇文章是“受啟發”而寫的，也許是受德·諾布瓦先生的啟發，也許是另一位當代偉人。為了使讀者對意大利發生的事件預先有個概念，讓我們看看德·諾布瓦先生在1870年是如何利用這家報紙來為他服務的吧，大家也許會覺得他此舉徒勞無益，因為戰爭終究還是爆發了；德·諾布瓦先生自己卻認為此舉卓有成效，因為他認為萬事首先要作好輿論準備乃是一條公理。他那些字斟句酌的文章頗象對一個病人的樂觀的估計，而緊接著病人卻一命嗚呼了。舉例說吧，1870年宣戰前夕，當戰爭總動員已接近完成時，德·諾布瓦先生（自然是躲在暗處）認為有必要給那家有名的報紙寄去下面這篇社論：

　　“在權威人士中間，占上風的意見似乎認為，自昨天下午三四點鐘以來，局勢可以被看作是嚴重的，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以被認為是危急的，當然，還未到令人驚慌的程度。德·諾布瓦侯爵先生可能已與普魯士公使進行了多次晤談，以便本著堅定而和解的精神，極其具體地研究現存摩擦——倘若可以這么講——的種種原因。遺憾的是在本文付印時，我們尚未得到兩位公使就尋求一個可作為外交文本基礎的形式達成協議的消息。”

　　最新消息：“消息靈通人士滿意地獲悉，普法關系似乎稍有緩和，德·諾布瓦先生可能在‘菩提樹下’會見了英國公使，并與之晤談了20分鐘左右，人們對此事會予以特別重視，并認為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消息。”（在“令人滿意的”一詞后面加了個括號，括號中是相應的德語詞：befriedigend。）然而次日社論寫道：“盡管德·諾布瓦先生行事靈活，而且公眾一致贊譽他善于巧妙而有力地維護法國不受時效約束的權利，但兩國關系的破裂可以說已不能避免。”

　　在這樣一篇社論后面報紙不能不附幾則評論，不用說，這些評論也是德·諾布瓦先生寄去的。大家可能已經從前面幾頁里注意到，“條件式”是這位大使在外交文字里特別喜歡使用的語法形式。（不寫“據說人們特別重視”而寫“人們可能特別重視”。）但他也同樣喜歡用直陳式現在時，但不是用這一語法形式通常的意義，而是用它在古法語中的祈愿式意義。社論下面的評論是這樣寫的：

　　“公眾從未表現出如此令人感佩的鎮靜。（德·諾布瓦先生很希望這是真的，但又怕事實正好與此相反。）公眾厭倦了徒勞無益的騷動，而且滿意地得知皇上的政府將根據可能發生的多種情況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公眾別無他求（祈愿式）。這種崇高的鎮靜本身已經是一種勝利的征象。除此以外，我們還想補充一條消息，它可以，如果有此必要的話，進一步安定人心。此間肯定，由于健康原因早已準備回巴黎接受一次短期治療的德·諾布瓦先生可能已離開柏林，他認為自己留在那里已失去意義。

　　最新消息，“皇帝陛下今晨離開貢比涅回巴黎，以便與德·諾布瓦侯爵、國防部長以及深得公眾信任的巴澤納元帥共商國家大事，皇帝陛下取消了為款待其嫂德·阿爾貝公爵夫人而準備舉行的晚宴。這一措施一經為公眾獲悉立即普遍產生極為良好的反響。皇上檢閱了部隊，部隊熱情之高筆墨難以形容。皇上到巴黎后即發出動員令，有幾支部隊接到動負令后準備一有情況便向萊茵河方向開拔。”有幾次黃昏時分在返回旅館的路上，我感到過去的阿爾貝蒂娜，雖然我自己看不見，卻給關在我心靈的深處，就象關在威尼斯內城的“污水槽”里，有時一件小事使水槽的變得牢固的蓋子滑開，給我打開一個通向過去的洞口。

　　比如一天晚上，我的場外證券經紀人的一封來信在一瞬間重新為我打開了關著阿爾貝蒂娜的牢籠的大門，在我心中的這個牢籠里她是活生生的，然而離我又是那么遠，那么深，因此還是無法接近。早先為了能有更多的錢花在她身上我曾經做過金融投機，她死后我就不再管那些事了。然而時代變了；上幾個世紀的一些至理名言被這個世紀否定了，梯也爾先生就遇到過這種情況，他曾說鐵路永遠不會成功；德·諾布瓦先生談到公債時曾對我們說：“公債的收益也許不很高，但至少本金永遠不會貶值。”但這些公債往往正是跌價跌得最慘的。這樣，僅僅在英國長期公債和塞依制糖廠這兩項上，我就必須付給場外證券經紀人幾筆數目極為可觀的差額，同時還要付利息和延期交割貼費，以至我一氣之下決定把這些債券全賣了，這一來我從外祖母那兒繼承來的財產頓時就只剩下不到1F5，而阿爾貝蒂娜活看時這筆遺產還全數在我手中呢。我們家留在貢布雷的親戚朋友知道了這件事，由于他們還知道我和圣盧侯爵及蓋爾芒特一家交往甚密，于是就有人說：“這就是想干一番大事的結果。”如果貢布雷的人們得知我搞投機是為阿爾貝蒂娜這樣一個出身低微的姑娘，一個可以說是受我外祖母以往的鋼琴教師保護的姑娘，他們一定會驚奇得非同小可。在貢布雷，人們按他們了解的各個人的收入情況把他永遠地歸入一個等級，就象歸入一個印度的種姓一樣，在這樣的生活環境里，人們無法想象蓋爾芒特們的天地里的充分自由，這里，人們對財產毫不重視，人們可能也認為貧窮是一種不愉快的處境，但卻認為它并不能降低一個人的人格，不能影響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正象胃病不能影響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一樣。貢布雷的人興許反而以為圣盧和德·蓋爾芒特先生是些破落貴族，他們的莊園被抵押，是我借了錢給他們，其實，如果我真的破產了，他們會是首先主動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不過我不會接受罷了。至于我的相對破產，這事確實使我煩惱，因為我對威尼斯女人的興趣近來集中在一個年輕的賣玻璃制品的姑娘身上，這姑娘花朵般鮮艷嬌嫩的皮膚透出由淺入深韻致萬千的橙色，令人看了心往神迷，我每天都想再見到她，但我知道母親和我不久即將離開威尼斯，因此我下決心設法在巴黎為她謀個事兒，好讓我們倆不分離。她妙齡17的青春美色是那么高雅脫俗，光彩照人，不啻是一幅提香的真跡，我在走之前無論如何要弄到手。然而，我僅存的那點財產對她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能讓她離鄉背井為我一個人來巴黎生活呢？

　　我正要讀完場外債券經紀人的信，信中有句話：“我將照管您的延期交割貼費”突然使我憶起另一句同樣虛偽的職業性套語，就是巴爾貝克的海濱浴場女侍對埃梅談起阿爾貝蒂娜時用的那句話：“當時是我照管她的，”她說。以前從未在我腦海中再現的這幾個字此時有如“芝麻開門”，突然令囚室的門開啟了。但不一會兒牢門重又在被囚禁者面前關上——我不想去和她團聚，這不是我的過錯，因為我再也看不見她，再也想不起她的樣子了，而對我們來說，人們是通過我們對他們的看法才存在的——但她的被遺棄一時卻使我覺得她分外楚楚動人，只是她自己卻不知道她已被遺棄：我在一閃念之間竟羨慕起那段已經很遙遠的時光來，那時我日日夜夜被對她的回憶所縈繞而痛苦。還有一次，那是在斯基亞沃尼的圣喬治教堂，12使徒之一的旁邊有一只用單線勾勒的鷹，使我驀地想起了那兩只戒指，并且幾乎重新勾起了它們給我帶來的痛苦，弗朗索瓦絲曾發現這兩只戒指一模一樣，而我一直沒弄清這兩只戒指是誰送給阿爾貝蒂娜的。

　　然而有一天晚上，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它似乎本應該使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愛情死灰復燃。當我們的游船在旅館門前的石級下停住時，看門人交給我一封電報，為了這封電報，電報局職員已經來過三回了，因為收報人的姓名寫得不準確（我還是能從意大利報務員譯走了樣的名字上認出是我的名字），要我給一個收據，證明這份電報確是拍給我的。一回到房間，我立即拆開電報，掃了一眼電文，電文有很多傳送錯誤，不過我還是能讀出如下的話：“我的朋友，您以為我死了，請原諒我，我好端端地活著，我想見您，跟您談結婚的事，您何時返回？溫柔地愛著您。阿爾貝蒂娜。”于是發生了與外祖母相同的情況，只是過程相反：我得知外祖母去世時，起初未感到絲毫的悲傷。只是在對她的不自覺的回憶使她變得栩栩如生后我才真正為她的死而難過。現在阿爾貝蒂娜在我思想中已經死去。因此她還活著的消息并沒給我帶來預想的快樂。對于我，阿爾貝蒂娜只是一束思念，只要這些思念還活在我心中，她便能肉體雖死精神猶生；但是現在這些思念已經消逝，因而她不能隨著肉體的復活而在我心中復活。當我發現，她還活著這個消息并不使我快樂，當我發現我已不再愛她，我本應為此感到震驚，而且震驚的程度應該甚過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外出旅行幾個月或病了幾個月以后，照照鏡子，發現自己有了不少白頭發，和一副成年人或老年人的陌生面容。這確實使人震驚，因為這意味著：過去的“我”，那個金發青年已不存在，“我”變成了另一個人。然而與白發下這張布滿皺紋的臉代替了原來的臉孔相比，我的變化不是同樣深刻，舊我不是消逝得同樣無影無蹤，同樣徹底地被新我替代了嗎？但是人們既不因自己隨著時光的流逝、按照日月更替的次序變成了另一個人而苦惱，也不因自己在同一時期竟會是每天性格互相矛盾的人——今天兇狠明天心軟，今天體貼明天粗野，今天公正無私明天野心勃勃——而苦惱。不苦惱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舊我已經消隱——在后一種情況下是暫時的、性格方面的消隱，在前一種情況下是永久的、情欲方面的消隱——不可能悲嘆另一個我，而這另一個我在當時當刻，或從此以后，則是整個兒我；粗野者為其粗野而得意因為他是粗野者，健忘者不為其缺乏記憶力而傷心正因為他已經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