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某位女讀者，我是那么希望進入她的閨房，報紙即便不會給她帶去我的思想（因為她不能理解它），至少也能帶去我的名字，如同人們在她面前對我的一聲贊揚。然而你不愛的東西受到贊揚不能牽動你的心，正如你不理解的思想不能吸引你的思想。而我其余的朋友呢？我對自己說，如果我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如果我不能去看他們，那么不妨繼續寫作，通過我的文章去接近他們，在字里行間與他們交談，讓他們按我的意向思考，讓他們喜歡我，并接受我進入他們的心靈，這對我將是一件愉快的事。我這么想是因為社交關系迄今為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一席位置，缺少這種關系的未來日子使我害怕；還因為在我身體恢復到能重新去看望朋友們之前，寫作這一權宜之計能使我得到他們的關注，也許還能激起他們的贊賞，這對我是一個慰藉；我雖這么想，但我卻感覺到這是不現實的，不錯，我喜歡把朋友們的關心想象成我的樂趣之所在，然而這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的、主動的樂趣，這種樂趣不是他們所能給我的，也不是我跟他們交談時所能得到的，而恰恰是在遠離他們寫作時我才能得到；如果開始寫作是為了間接與他們見面，為了讓他們對我有一個更好的看法，為了替自己在社交界取得一個更好的地位作準備，那么，日后也許寫作會使我不再想見他們，而文學為我在社交界取得的地位，我也許不再想去享用它，因為那時我的樂趣就不是在社交活動中而是在文學創作之中了。

　　因此，午飯后我去德·蓋爾芒特夫人家時，主要不是為了見德·埃博什維爾小姐，圣盧的一封電報已經使她這個人失去了最精彩的東西，而是為了在公爵夫人身上看到我的文章的女讀者之一，從而想象公眾，也就是《費加羅》的訂戶和買主們，對我那篇文章可能持有的看法。況且，我去德·蓋爾芒特夫人家也并非沒有樂趣。盡管我對自己說，對于我，這個沙龍與其他沙龍的差別在于它在我想象中已存在了很久，我雖明白這一差別的原因，卻不能取消這一差別。而且在我心目中存在著好幾個蓋爾芒特姓氏。印在我記憶中的那個蓋爾芒特，就象印在通訊地址錄上的一樣不能引起任何詩意的聯想，但追溯到更早時期，即我不認識德·蓋爾芒特夫人那個時期的幾個蓋爾芒特是能夠在我心中恢復其詩意形象的，尤其當我好久沒見她，當姓氏的神秘之光沒有被凡夫俗子之身的刺目光亮遮沒的時候。于是我就象遐想某種超脫于現實之外的東西一樣又思念起德·蓋爾芒特夫人的府邸來，正如我重又思念起早先我夢中的霧蒙蒙的巴爾貝克，好象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沒去過似的，或是重又想起1點50分的那次列車，仿佛我沒乘過這趟車似的。我知道這一切都不存在，只是我一時把這一點給忘了，正如有時我們想念一個親愛的人，卻一時忘了他（她）已經不在人間。后來，我走進公爵夫人的前廳時才恢復了對現實的概念。不過我安慰自己說，不管如何，她對于我是現實和夢幻之間的千真萬確的交點。

　　一進客廳我便看見了那位金發姑娘，我曾在24小時中把她誤當成圣盧和我談起過的那位。她主動要公爵夫人把我重新介紹給她。的確，從走進客廳那一刻起，我也有一種和她早已熟識的感覺，但一聽到公爵夫人說：“啊！您和德·福什維爾小姐見過面？”這感覺當即煙消云散了。其實，我敢肯定自己從未被介紹給任何一位叫這名字的姑娘，否則，一定會留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我聽過關于奧黛特的愛情及斯萬的妒忌心的史話，自那以后，德·福什維爾這名字在我記憶中簡直太熟悉了。我兩次弄錯姓氏，一次是把“德·奧什維爾”誤憶為“德·埃博什維爾”，一次是把“福什維爾”的誤寫糾正為“埃博什維爾”，這雙重謬誤本身并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錯就錯在向別人介紹事物是按照它們本來的面目，介紹姓名是按它們原來的寫法，介紹某人則按相片和心理學所給的一成不變的概念，而實際上我們感知到的通常遠非如此。我們七顛八倒地看世界、聽世界、設想世界。我們按自己聽到的去重復一個名字，直到經驗糾正我們的謬誤，而且謬誤并不總能得到糾正。在貢布雷，大家跟弗朗索瓦絲談到薩士拉夫人有25年之久，而弗朗索瓦絲繼續說“薩士蘭”夫人，她這樣做并非出于驕傲，有意堅持錯誤，雖然這是她的老脾氣，而且往往因我們唱反調而變本加厲，這是她對1789年平等原則照耀下的法國圣—安德雷—德鄉地區所作的全部貢獻（她只要求一項公民權利，那就是不跟我們一樣發音，并且堅持認為heGte，été，air是陰性名詞），而是因為事實上她聽到的始終是“薩士蘭”。這種永存的謬誤恰恰就是“生活”，其千變萬化的形式不僅表現在聽覺世界和視覺世界，還表現在社交世界、感情世界和歷史世界等等。在第一主席夫人的眼里，盧森堡公主只不過是個輕佻女人，這倒沒什么嚴重后果；斯萬認為，奧黛特是個不易相處的女人，那后果就比較嚴重了，因為他依據這一看法，構想了整個愛情故事，而后來他明白自己的錯誤時，只能更增加他的痛苦；在德國人看來，法國人夢寐以求的就是報復，這事的后果就更嚴重了。我們對萬物只有一個未定形的、片面的看法，而后用一些主觀的聯想去補充，就是這些聯想造成危險的暗示。因此，聽到福什維爾這個姓，我本沒什么可驚訝的（而且我已經在思忖，她是不是我以前常聽人談論的那個福什維爾的親戚），可是金發姑娘大概想巧妙地防止別人提出一些可能是不愉快的問題，便先發制人地對我說：“您過去和您的朋友希爾貝特來我家時常看到我，您不記得了。我看出您認不出我了。我可是一下子就認出了您。”（她說這話好象她是在客廳里一下子認出我的，事實是她在街上就認出了我，還跟我打了招呼，而且德·蓋爾芒特夫人后來對我說，德·福什維爾小姐曾當作一件很滑稽、很不尋常的事向她敘述，我曾經如何把她當成輕佻女人尾隨她，從她身旁擦過。）她走后我才知道為什么她叫德·福什維爾小姐，原來，斯萬去世后，奧黛特（她表現出那么深沉、持久、真心的悲痛，令所有的人驚訝不已）頓時成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婦。福什維爾娶了她，當然，在這以前他花了很長時間到各個莊園轉了一趟，確信他家族的人會接待他的妻子。（這個家族起先刁難了一番，后來考慮到一個窮親戚就要由近乎貧困的處境轉為富足，今后用不著他們再接濟了，就作了讓步。）不久以后，斯萬的一位叔父去世了，這位叔父生前從陸續仙逝的好幾位親戚那里得到一大筆遺產，現在全部財產留給了希爾貝特，這樣希爾貝特便成了法國最有錢的女繼承人之一。然而這時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下，一個反猶太人的運動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卻有更多的猶太人進入上流社會。政治家們認為司法錯誤的披露將給反猶太主義一個打擊，他們的估計是正確的。但社交界的反猶太思潮卻有增無減，日趨激化，至少暫時如此。福什維爾象任何稍有點身份的貴族子弟一樣，從家族成員的談話中得到一個信念，那就是他的姓氏比拉羅什富科這個姓氏還要古老，因此他認為，娶一個猶太人的遺孀為妻是做了一件善事，無異于一位百萬富翁收留一個流落街頭的妓女，把她從貧困和泥淖中拯救出來。他甚至準備把善心擴大到希爾貝特身上，這姑娘的百萬家產雖然有助于她嫁個好人家，但斯萬這個荒唐的姓氏卻是個妨礙。于是他宣稱收她為養女。眾所周知，斯萬結婚后，德·蓋爾芒特夫人曾拒不接待他的妻子和女兒，這使她周圍的人大為驚訝——再說她也有引起別人驚訝的愛好和習慣。表面看來這種態度對斯萬來說尤其殘酷，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和奧黛特結婚的前景對于他恰恰意味著能把女兒介紹給德·蓋爾芒特夫人。他這樣一個閱歷很廣的人也許本該知道，由于種種原因，人們為自己設想的圖景是永遠不會成為現實的，可是這種種原因之中，有一個原因使他對未能介紹女兒感到遺憾。這個原因可以這樣來解釋：人們構想出各種生活畫面，小至在日落中品嘗鱸魚，為此一個深居簡出的人會決心乘一趟火車，大至渴望某個晚上乘坐一輛豪華馬車停在一個高傲的女出納面前讓她大吃一驚，為此一個不擇手段的人會謀財害命，或者巴不得親人死掉好獨吞遺產，這要看他是膽大包天還是懶惰成性，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還是停留在醞釀計劃的第一步，總之，不管構想什么樣的畫面，為了實現這一畫面所采取的行動——旅行、結婚、犯罪等等，會使我們起深刻的變化，以至我們對自己成為旅客、丈夫、罪犯、孤獨者（后者為獲得榮譽而開始工作，但工作又使他對榮譽的渴望變得淡泊）之前構想的畫面不再重現，也許連想也不去想了。再說，縱然我們下定決心不肯徒勞無益，也有可能日落景象未達到預想的效果，或者到那時我們因感到寒冷寧愿在火爐邊喝湯而不想在露天品鱸魚，也可能我們的馬車絲毫未打動女出納的心，她出于別種原因本來對我們十分敬重，而我們陡然擺闊反倒引起了她的猜疑。簡而言之，我們發現婚后的斯萬特別重視妻子和女兒與邦當夫人之間的關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