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心希望阿爾貝蒂娜是去土蘭她姨母家了，在那里她起碼可以受到足夠的監督，從而在我去把她領回來之前不至于出什么大的紕漏。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后一頭鉆到某個我連初步情況都沒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戲里去。不過說實在的，我口頭說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這許多地方，我心里想的卻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當阿爾貝蒂娜的門房回答說她已去了土蘭時，這個我自以為希望她去的住處倒似乎變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惜了，原因是她去那里已確實成了事實，在對現實確信不疑和對未來毫無把握的雙重煎熬下，我第一次想象阿爾貝蒂娜已開始了她夢寐以求的獨立于我的生活，也許會長期，也許永遠，在這樣的生活里她也許會變成一個未知數，從前我老是被這個未知數弄得心緒不寧，而同時我又有幸占有和撫摸屬于這未知數的外形的東西，也就是那難以捉摸的被我得到的溫柔面龐①。正是這未知數構成了我愛情的基礎。至于阿爾貝蒂娜本人，她只有掛了她的姓名才可能在我身上生根，除了睡眠之后蘇醒那罕有的休息時刻，這個姓名什么時候都銘刻在我頭腦里而且永不停息。倘若我出聲地思索，我會不停地念叨這個名字，我的絮語很可能會單調而愚蠢到仿佛我變成了一只鳥，一只寓言中的鳥，它無休無止地叫著它作為人時曾經愛過的女人的名字。你一個人在心里念叨這個名字，沒有念出聲，因此你仿佛在自己心上刻寫這個名字，而且仿佛讓名字留在了自己的腦海里，末了，你的腦海就象一堵被人亂畫過的墻一樣布滿了寫過上千遍的所愛者的名字。你時時刻刻都在思想里寫著這個名字，幸福的時候寫，不幸的時候寫得更勤。在重復叨念著這個除了已知的內容并沒有什么新意的名字時，你會感到一種不斷產生的需求，不過時間一長你也會感到疲倦。我此刻甚至沒有去想肉體的快感；在我頭腦里我甚至沒有看見阿爾貝蒂娜本人的形象（可她卻是使我內心如此煩亂不安的人），連她的肉體我都沒有看見。如果我愿意分別探討與我的痛苦緊密相聯的想法——總是會有這類想法的——，我很可能交替著去探討，一方面猜測她是在什么樣的心境里出走的，她有沒有返回的意思；一方面考慮接她回來的辦法。盡管我們認為和我們的苦惱有關聯的人在我們的苦惱里僅僅占據微不足道的位置，也許正是在這微不足道的地方就存在某種標志和真相。事實上她個人在這種苦惱里也的確算不了什么；某些偶然因素使我們想到她時便感到激動和苦惱，而習慣又把這種激動和苦惱與她緊緊地聯系起來，這激動和苦惱的過程本身才幾乎是壓倒一切的。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比在幸福中感到厭倦更足以證明），當我們認為問題（這問題那么無聊，我們簡直不準備再提它了）都出在她本人身上時——激動和苦惱的過程這時都已被遺忘，起碼是由她引起的激動和苦惱的過程已被遺忘，因為這種感情過程已經重新發展并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見不見這個人，是否得到她的尊重，是否能支配她，這一切在我們眼里都顯得無關緊要了。在此之前，當這種激動和苦惱還附著在她身上時，我們滿以為我們的幸福取決于她：這幸福其實只取決于我們的苦惱是否已經終結。到那時，我們的無意識便會比我們本人還要高明，因為在這出連我們的生命本身都可能取決于是否找到她以免再等待她的可怕的悲劇里，這無意識會把被愛的女人的形象，把那個可能已被我們遺忘，也可能不為我們所了解或被我們認為很平庸的形象變得極其渺小。女人形象變得渺小乃是愛情發展方式的合乎邏輯而又必然的效應，也是對這份愛情的主觀性的鮮明諷喻。

　　①在阿爾貝蒂娜住處的門前我發現有一個窮人家的小女孩瞧著我，她的神氣那么可愛使我不禁問她是否愿意去我家里，我若遇到一只眼神十分忠實的狗也可能會這么做。她似乎很高興。到家后我把她放在膝頭搖了一陣，可是她使我過分強烈地意識到阿爾貝蒂娜的失蹤，因此她呆在這里很快就讓我感到無法忍受了。于是我給她一張500法郎的鈔票之后便讓她走了。然而過不多久我又想，如果有另外某個小女孩呆在我身邊，我便再也不會感到孤單，也不會感到沒有純潔無邪的伴侶支持，這唯一的夢想竟支撐我忍受了也許阿爾貝蒂娜得有一陣子回不來的想法。——作者注。

　　她出走的意圖無疑很象百姓們以組織示威為手段從而達到談判目的的意圖。她之所以出走可能只是為了從我這里得到更優裕的生活條件，更多的自由和奢侈品。果真如此，我們兩人中穩操勝券者必定是我，只要我有力量等待，等待這樣的時刻到來，那時，她眼見一無所獲便會自動回歸。如果說在只重打贏的牌桌上或戰爭里人們還能頂住虛張聲勢，那么既有愛情也有嫉妒和痛苦的情況卻不能與之同日而語。為了等待，為了“維持”，我可以讓阿爾貝蒂娜遠離我生活好幾天，也許好幾個星期，可是這一來我卻在破壞我一年多來抱定的目標——不讓她自由一個鐘頭。如果我給她提供時間，提供方便，使她能隨心所欲地欺騙我，我所采取的全部預防措施也就變得徒勞了；即使她最終讓步了我卻再也忘不了她單身生活的那段時間，而且就算我終于占了上風，但過去那段時間仍無可挽回，即是說我還是失敗者。

　　至于接回阿爾貝蒂娜的辦法，我曾假設她之所以出走無非是為了得到更優裕的生活條件之后再回來，這種假設顯得越有道理，這些辦法就越具有成功的機會。那些認為阿爾貝蒂娜不真誠的人，比如弗朗索瓦絲，他們一定會認為這種假設很有道理。然而在我了解情況之前，我的理智已把她的某些惡劣情緒和某些姿態理解為她在計劃出走，而且會一去不復返，如今出走既已成為事實，我在理智上也就很難相信這是裝出來的了。我說的是我的理智而非我本人。我之所以格外需要這種認為她裝作出步的假設，是因為這種假設的可能性更小些，而且盡管這種假設在可能性上略遜一籌，它在力量上卻可以穩操勝券。一個人眼見自己已到了深淵的邊沿而上帝又似乎拋棄了他時，他會毫不遲疑地去等待上帝賜予奇跡。

　　然而阿爾貝蒂娜出走也沒有促使我重新獲得我因習慣請別人監視她而業已失去的偵探才能。現在我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委托另一個人去尋找她。這另一個人便是圣盧。他同意了。許多天來的焦慮轉給了別人，這使我感到喜悅，我開始走動了，成功的把握使我的手突然變得和往日一般干干的，再也不象我聽見弗朗索瓦絲說“阿爾貝蒂娜小姐走了”時那樣汗濕了。

　　人們總還記得，我當時決心和阿爾貝蒂娜同居甚至決定娶她是為了留住她，了解她在干什么，是為了阻止她重犯和凡德伊小姐之間的老毛病。這是一件我無論設想得多糟也沒有勇氣想象的事（這簡直令人吃驚，就象忌妒心成天做著各種莫名其妙的虛假揣測，一旦讓它去發現真實情況它卻又缺乏想象力了。）：在巴爾貝克時她向我泄露了使我錐心泣血的秘密，她談起來卻仿佛這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盡管這是我一生中經歷過的最悲痛的事，我總算也裝出了認為這事極為自然的樣子。不過這種愛情既然主要產生于阻止阿爾貝蒂娜干壞事的需要，它后來也就保留了這最初根由的痕跡。同她一起生活于我并不重要，只要能阻攔這個“可能的潛逃者”到處亂跑就滿足了。為了阻止她亂跑，我依靠那一伙與她同行不離她左右的人的眼睛，只要這些人晚上給我打一個令我放心的小報告，我的憂慮便會煙消云散，情緒也會好起來。——作者注。

　　我自己認定，無論我做什么，阿爾貝蒂娜都會在今天晚上回到我家，因此我暫時節制了弗朗索瓦絲對我說阿爾貝蒂娜出走時引起的痛苦（因為當時我毫無思想準備，一時間竟相信這是一次永不返回的出走）。然而間斷一會之后，這最初的痛苦又以獨立不羈的架勢自動向我襲來，而且仍舊那么令我難以忍受，因為我剛聽到她走了時還沒有自我安慰地許愿當晚就把她接回來。這句話本來可以緩解我的悲痛，但當時我的悲痛對這句話還一無所知。為了實施促她返回的辦法，我勢必再一次裝出似乎我不愛她的樣子，對她的出走也似乎并不感到痛心，而且還勢必繼續對她撒謊。這樣做當然不是因為我這些姿態向來很成功，而且因為自我愛上阿爾貝蒂娜以后我一直在如此行事。我個人愈是佯裝出已經放棄她的神氣，我在采取促她返回的措施時便愈能做到果斷有力。我準備給阿爾貝蒂娜寫一封告別信，在信中我要把她的出走看作是最后的分手，與此同時我要派圣盧以背著我的方式去向邦當夫人施加最粗暴的壓力迫使阿爾貝蒂娜盡快回家。不錯，我在希爾貝特身上曾做過這種危險的試驗，信上的冷淡在開初是裝出來的，最后卻弄假成真了。這個經驗本來應當阻止我給阿爾貝蒂娜寫與那些信件同樣性質的信。然而所謂經驗，無非是在我們自己眼前揭露我們自己性格的特點，這特點自然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而且出現得格外明顯，因為我們已經為自己揭示過一次了，這一來第一次引導過我們的自發動作就會在記憶的各種形式的啟示下得到加強。人類最難逃避的抄襲行為，對個人（甚至對堅持錯誤而且不斷加重錯誤的百姓）來說，那便是對自己的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