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恰恰相反，我親眼看見，他眼眶里閃爍著豆大的淚珠，”雕刻家壓低嗓門，帶著一付不懷好意的笑臉悄悄說；同時他又斜睨了一眼，看莫雷爾是否還在臺上，直到肯定他沒有聽見他們的談話，這才放下心來。可是有一個人聽得真切，就是那不勒斯女王。誰要是早發現她在場，那立刻會使莫雷爾恢復已經失去的希冀。女王參加了另外一個晚會，離開時發現自己把扇子忘在維爾迪蘭夫人處了，她覺得自己親自來取一下比較好。她有些尷尬，悄悄走進來，等人一走空，準備道歉一番，寒暄幾句即刻告辭。她進來時誰也沒有發現，她正遇上這件事情。她立刻明白了。這是怎么回事情，心中頓時燃起了怒火。“茨基說他眼含淚水，你看見了嗎？我沒有看見眼淚。噢！是的，是有眼淚，我記起來了，”她怕別人真信了她的話，趕緊改口說。“可是我們的夏呂斯，怎么那么局促不安，瞧他兩腿在發抖，都快要站不住了。”她冷酷無情地數落道。這時候，莫雷爾朝她跑來：“這位夫人難道不正是那不勒斯女王嗎？”女王正朝夏呂斯走去，莫雷爾用手指著女王（盡管他明知就是她），“唉！發生了剛才的事情，真可惜！這下我再也不能請男爵把我介紹給她了。”“等一等，我來給您介紹。”維爾迪蘭夫人說，說著就朝正跟德·夏呂斯先生說話的女王走去，幾個門客隨后跟著。我和布里肖沒有跟去，我們倆急于取出我們的衣物出來了。夏呂斯本要把莫雷爾介紹給那不勒斯女王，以為實現這一偉大愿望的唯一障礙，就是女王有可能突然駕崩。我們總是把未來想象成虛無空間對現實的一種折射，其實未來的出現是有原因的，只是大部分原因我們不了解而已。未來往往是即將所要發生的事情的結果。不出一個小時以前，德·夏呂斯先生即便傾家蕩產，也不會讓莫雷爾認識女王。維爾迪蘭夫人向女王行了個屈膝禮，見女王沒有認出她來，便說：“我是維爾迪蘭夫人呀，陛下怎么認不出來了呢？”“很好，”女王一邊極其自然地跟德·夏呂斯先生聊著天，一邊說。維爾迪蘭夫人懷疑這一句“很好”究竟是否對著她說的，因為女王說這句話時神態完全心不在焉，聲調徹底漫不經心。正處在失戀的痛苦之中的德·夏呂斯先生，聽到這話，不由拿出言行放肆專家和愛好者的樣子，臉上露出一絲感激的微笑。莫雷爾在遠處看清了介紹的準備過程已經就緒，趕緊走上前來。女王把手臂伸給了德·夏呂斯先生。她對德·夏呂斯先生不是沒有怨怒，她責怪他對這類卑鄙的侮辱者怎么沒有采取更加嚴厲的態度；維爾迪蘭夫婦竟敢如此對待夏呂斯，她為他感到羞恥，滿臉漲得通紅。幾小時前她不拘身份對夫婦倆表現出充分的同情和好感，而眼下卻對他們盛氣凌人，傲慢不遜。其實兩種態度源于同一心態。女王是個心地極其善良的人，但她的善良首先表現為對自己喜愛的人感情忠貞不移。她愛親友，愛本家族的所有王子，其中包括德·夏呂斯先生。誰善于尊敬她所愛的人，她就愛誰，不管他們是布爾喬亞，甚而是平民百姓，她都投以善良的情感。她對維爾迪蘭夫人表示同情和好感就是出于如此的善良本能和天賦。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狹隘的、近乎托利黨式的、日趨陳舊的善良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她的善良是不夠真誠和不夠熱情的。古人們本喜歡社會集團，為之效忠，因為社會集團并不超越城邦的范圍；今人極其喜愛自己的祖國，而將來的人喜歡的可能是全球性的合眾國。我只舉離我最為親近的母親為例。德·康布梅爾夫人和德·蓋爾芒特夫人從就未能使我母親下決心參加任何慈善事業或任何愛國工作，她從未做過售貨員或女施主。我母親把豐富的愛心和慷慨首先都留給了自己的家族、仆人和路遇的不幸者。我遠不是說她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我很清楚，她那豐富的愛心和慷慨之心，如同我外祖母的心一樣，是永不枯竭的，遠遠超過了德·蓋爾芒特或德·康布梅爾夫人的能力和作為。那不勒斯女王的情況跟德·康布梅爾和德·蓋爾芒特夫人就完全不同。我們還必須承認，她對好人的評價，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阿爾貝蒂娜在我書柜上取走后占為己有——也是根本不同的；對她來說，那些阿諛奉承的寄生蟲和盜賊，那些時而卑躬屈膝、時而蠻橫無禮的酒鬼以及一切荒淫無度者或者殺人犯都一概不能算在好人之列。可是事物的兩極往往是相接的。女王出面保護的貴族和遭受凌辱的親戚是德·夏呂斯先生，也就是說盡管夏呂斯出身望族，跟女王又是近親，女王保護的畢竟是一個道德敗壞，沾滿惡習的人。“您臉色不好，我親愛的表弟，”她對德·夏呂斯先生說。“請靠在我的手臂上。請相信，我的手臂一定能支撐住您。對付這種事情，它是很堅實的。”然后，她抬起頭來，正視前方（茨基告訴我，當時她正面就是維爾迪蘭夫人和莫雷爾），說：“您知道，從前在加埃特，我這手臂曾經叫流氓惡棍聞風喪膽，不敢輕舉妄動；如今，它會為您豎起城墻，為您效勞。”就這樣，伊麗莎白女王的妹妹手挽著男爵，未讓人介紹莫雷爾，高視闊步地走了出去。

　　按照德·夏呂斯先生那可怕的脾氣，他對六親不認，說翻臉就翻臉，對人進行百般折磨，叫人望而生畏；人們想當然，這次晚會以后，他一定會大發雷霆，對維爾迪蘭夫婦進行大肆報復。可是一點兒也沒有。其主要原因大概是晚會過后幾天他著了涼，得了當時常見的傳染性肺結核，一連幾個月醫生和他自己都認為已病入膏育，生死未決。在此以前，他患有神經官能癥，盛怒之下不能自己，現在是否神經官能癥為另一種疾病所代替？他的無聲是否純粹是由于出現了病體的轉移？從社會觀點來看，夏呂斯從來沒有拿維爾迪蘭夫婦當一回事，現在他更不能抬舉他們，把他們當作具有同等地位的人來對待，對他們大加責難。這么解釋未免過于簡單。換一個角度，我們知道，大凡神經質的人喜歡憑空想象，把安分守己的人也想象成敵人，無緣無故地朝他們發怒。可是一旦遇到有人向他們主動攻擊，他們卻反而變得老老實實了。要神經質的人息怒，與其說勸告他們發怒是無濟于事的，不如朝他們臉上猛潑冷水來得有效。這么解釋，未免仍過于簡單。德·夏呂斯先生為什么沒有能懷恨在心的原因，也許不應該到病體轉移之中而應該到疾病自身之中去尋找。疾病已經使男爵身心疲憊，以致他再也沒有多少閑暇來顧及維爾迪蘭夫婦。他已是半死不活的人。我們剛才談到攻擊，即令是沒有效果的攻擊，若要好好“來一下”，也需要消耗一部分精力。可德·夏呂斯先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連準備攻擊的精力也一絲不存。我們常常說不共戴天的死敵們到臨終都睜著眼睛，虎視眈眈，然后幸福地閉上雙目。這種情況是罕見的，除非我們生活得好好的，死亡猝然而至。當人們到了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的時候，人們不會為了生命強盛之時都輕易對待的事，這時反而竭心盡慮起來。復仇之心是生命的組成部分。最常見的是——盡管有例外存在，我們將會看到，同一個人自身的性格也會充滿矛盾，這是合乎人情的——當我們站在死亡門檻前的時候，復仇之心就離開了我們。德·夏呂斯先生想了一會兒維爾迪蘭夫人，感到實在太累了，便面向墻壁，什么也不去想了。這并不是因為他的雄辯已經枯竭，而是因為他已不如從前精力充沛。盡管他說話仍然是滔滔不絕，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他的口手已經離了原先如此常見的慷慨激昂，而變成一個只是由柔聲細語和福音書比喻來裝點裝點的幾近神秘的雄辯術，變成了一種對死亡的表面依順。他只有在覺得生命有救的時日里才大展口才。病情復發，他便又緘口默言了。他的雄渾剛烈的氣質里移植了基督徒式的溫柔（正如《愛絲苔爾》所表現的天才精神與《安烈洛瑪克》是如此不同），獲得他周圍親友的一致贊賞；他這種精神也許同樣會獲得維爾迪蘭夫婦的贊賞。盡管他們對夏呂斯的缺陷曾經恨之入骨，但他們禁不住仍會對他崇拜不已。

　　當然，他只是披著基督徒的外衣，舊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不時沉渣泛起。他乞求加布里埃爾大天使象報告先知那樣，來告訴他，救世主將過多少時間才能來臨。他痛苦而又溫柔地微笑了一下，打斷自己的思緒說：“大天使可不能象對達尼埃爾所說的那樣，叫我耐心等待‘七個星期再加六十二個星期’，我肯定活不到那一天就會死去的。”夏呂斯心里等待的人就是莫雷爾。因此他也請求拉斐爾大天使把小多比給他帶來。然后，他又摻雜使用一些更打動人心的辦法（正如病榻之中的教皇一邊請人代做彌撒，另一邊沒有忘記遣人去喚自己的醫生來），他對前來看望他的人暗示說，如果布里肖把他的小多比快速帶來，那末拉斐爾大天使也許會對多比的父親那樣，同意讓小多比眼睛復明，或者讓他去犧牲洗滌池。盡管出現一些合乎人情的反復，但德·夏呂斯先生語言的純潔性和道德化已達到膾炙人口的程度。虛偽兇狠、惡言中傷，這一切都已消失殆盡。道德上，德·夏呂斯先生已經得到升華，遠遠超過了他以前的水平，他的道德改觀感化了不少人，本可以使他的演說藝術蒙騙一下聽眾，可是由于他深受疾病折磨，改進了的道德也就隨之消失了。德·夏呂斯先生重新走到了下坡路上，而且我們將漸漸看到，其滑坡的速度越來越快。不過維爾迪蘭夫婦對他的所作所為已經成為一件漸漸遠去的往事，有些觸人發怒的近事使他對這件往事再也記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