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總之，即使這不相矛盾，那也是極其可笑的。我有權對一位的言過其實付之一笑，對另一位的孤陋寡聞深感不幸。可是這位小資產者象青蛙脹破肚子一樣妄想去跟這兩位偉大的夫人爭比高低，這豈不所謂引得母雞都要發笑了，因為這兩位夫人始終表現出本家族無與倫比的高貴氣質。莫萊！這就是一個不應該念出口來的名字，您要請她，我就不得不告退了，”他含笑附加了一句，那口氣如同一位醫生為了病人的利益，卻不顧病人本人的意愿，決意不屈從于順勢療法醫生的合作。此外，德·夏呂斯先生還將另一批人歸為可以忽視不請之類。對夏呂斯來說這些人確實可以忽視一邊，但對維爾迪蘭夫人來說，情況未必如此。德·夏呂斯先生自恃出身名門，登天的豪門望族，他或許也無所相求，可是這些名流要來到維爾迪蘭夫人的沙龍里，就有可能將它變為巴黎的一等沙龍。維爾迪蘭夫人開始發現，她已經多次坐失良機，這還不算社交界對德雷福斯事件的誤解給她造成的社交耽誤。其實這一件事也未嘗成全了她。“我不知道是否對您說起過沒有，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看見她社交圈里的有些人，心里有多么不快。他們干什么都以德雷福斯事件為上，為了爭論重審與反重審的問題，居然把高貴的婦女排斥在外，卻把那些低俗的女人迎進門來，連公爵夫人也受到了這些婦人的抨擊，說她缺乏熱情，思想不正，把祖國的利益置于社交名片之下。”我不知能否問問讀者，猶如問一位朋友，跟他交談了那么多次，但是記不清是否想到過或者找到過機會已把某件事情告訴了他。無論我交待過沒有，那時候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態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們接下去看看后來的一個時期，從社交的觀點出發，她的態度甚至似乎是完全正確的。德·康布梅爾先生認為，德雷福斯事件是外國人一手制造的陰謀，目的在于摧毀情報機構，破壞軍紀，削弱部隊戰斗力，離間法國人民，伺機入侵法國。除了幾首拉封丹寓言以外，侯爵與文學絕不沾邊。于是他委托妻子設法加以證實，作為殘酷的觀察者的文學，不僅制造了互不尊敬的社會氣氛，而且還制造了如此嚴重的社會混亂。“雷納克先生和埃爾維厄先生是串通一氣的同謀，”她說。人們大概不至于會控拆德雷福斯事件用心險惡，策劃陰謀來反對上流社會吧。不過她這番話無疑是打破了框框。上流人士不愿讓政治滲入上流社會，恰如軍人不愿讓政治滲入軍隊一樣，這一點是極為明智的。上流社會的事情跟性趣味相仿，我們一旦聽憑審美理性來對性選擇發號施令，那么我們不知會發展到什么反常的行為上去。基于那些婦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這個道理，圣日耳曼區養成了接待別的社交圈婦人的習慣。隨著民族主義的出現，道理遁然消失，習慣卻沉淀下來。維爾迪蘭夫人隨波逐流，順應德雷福斯運動，把有價值的作家吸引到自己身邊。盡管他們是德雷福斯派，對她的社交活動一時沒有任何用處，但是政治熱情和其它熱情一樣，是不會延續持久的。新一代的人來到時，不再會理解這種熱情；即便是表現過這些政治熱情的同一代人也會改弦易轍，轉而表現出與先前的政治熱情并不相仿的政治熱情。隨著排他原因的改變，他們會恢復一部分原先拒之門外的人的地位。在德雷福斯事件發生過程中，君主主義者再也不是憂心忡忡，整日擔心某人如果是反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就可能是共和黨人、激進派、甚至是反教會分子。萬一有朝一日戰爭爆發，愛國主義也會采取另外一種形態，即便是一個沙文主義作家，人們也不會再去關心他曾經是不是一名德雷福斯派。就這樣，維爾迪蘭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機，一場又一場的藝術革新，猶如燕子筑窩一樣，接連不斷地把碎片撿回家來。這些碎片暫時沒有用處，但有朝一日就會組成她的沙龍。

　　德雷福斯事件過去了，阿納托爾·法朗士卻留下了。維爾迪蘭夫人的力量表現在她對藝術的真誠的愛，對忠實的圈內成員的一片苦心，以及她不請社交人士而專門酬勞圈內成員的美餐。在她家里，每個人都象貝戈特在斯萬夫人那里一樣，受到敬重。當這個社團中的某一門客有一天成了杰出人物，眾人希望來拜見他，那末在這位維爾迪蘭夫人家里，他決不會象博代爾及夏博烹制的官方宴席或圣查理曼菜肴那樣，弄虛作假，而是一位美味芬芳的普通人，一位如同世界空凈無人一樣完美無缺的人。維爾迪蘭夫人手下的演出班子陳容整齊，訓練有素，拿出的節目堪稱一流，缺的只是觀眾。自從觀眾的興趣離開了某位貝戈特鼓吹的法蘭西型的理性藝術，迷上了充滿異國情調的音樂以后，維爾迪蘭夫人成為一名外國藝術家常派巴黎的特約通訊員，在美麗動人的尤貝爾季也夫公主身邊為俄羅斯舞蹈家當起了加拉布斯仙女，雖然老態龍鐘，但是法力無邊。

　　這批英俊美麗的舞蹈家進駐巴黎，只有那些缺乏藝術趣味的評論家才對她們誘人的魅力提出異議。我們知道，她們給巴黎帶來了狂熱的好奇，與德雷福斯事件相比，這狂熱不太粗獷激烈，卻更富有純粹的審美情趣，而且也許同樣的活潑熱烈。維爾迪蘭夫人借此又走到了前列，不過其社交效果與以往截然不同。正如我們在重罪法庭開庭期間，看到她總是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法官席下面一樣，當一批為俄羅斯芭蕾熱情歡呼的新觀眾紛紛涌向歌劇院的時候，我們總是看見她戴著從未見過的羽飾，和尤貝爾季也夫公主并肩端坐在頭等包廂中。在司法大廈一陣激動之后，晚上大家相聚在維爾迪蘭夫人家里，從近處端詳比卡爾和拉博里，尤其是借此打聽最新消息，設法了解，從楚林登、盧貝和儒奧斯特上校那里可以獲得什么希望。與此相仿，經過《天方夜潭》或者《伊戈爾王》的舞劇所引起的興奮之后，大家都無意就寢歇息，便來到維爾迪蘭夫人家里。在尤貝爾季也夫公主和老板娘的支持下，每天晚上鮮美可口的夜宵把大家會聚在一起。有為了舞步更加輕捷而點食未進的舞蹈家，有他們的經理和美工，還有偉大的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斯特勞斯，大家歡聚一堂，形成了一個經久不變的小核心。這里猶如愛爾維修斯夫婦的夜宵，巴黎最為高貴的女士以及外國殿下均樂意垂顧。

　　那些上流人士，自稱很有藝術欣賞力，對俄羅斯芭蕾硬作無謂的區分，認為《仙女》的導演較之《天方夜譚》更為“細膩”、不難在《天方夜譚》中找到黑人藝術的影響；盡管如此，他們仍然十分高興，高興能親眼看到這些藝術趣味和戲劇的偉大革新者，看到他們的藝術雖然比繪畫略多一些做作，但是引起的革命卻和印象派一樣深刻。

　　回頭再說德·夏呂斯先生。如果他僅把邦當夫人排在名冊之外，那末維爾迪蘭夫人也許不致于那么痛苦。維爾迪蘭夫人在奧黛特家里發現她酷愛藝術，德雷福斯事件期間，她和丈夫到維爾迪蘭夫人家里來吃過幾次飯。維爾迪蘭夫人稱他丈夫是個溫吞水，因為他并不主張重新審理德雷福斯案件。他極為聰明伶俐，得意地和所有黨派都串通關系。和拉博里共進晚餐時歡樂地表明他的獨立態度。他對拉博里只是洗耳恭聽，不利的話一句也不說，但在關鍵之處悄悄插一句，贊揚饒勒斯為人誠實正直。這是任何黨派都一致公認的。不過德·夏呂斯先生還除掉了一些貴族夫人的名字，她們是維爾迪蘭夫人近時在隆重的募捐、賑濟音樂會上新建立的關系；不管德·夏呂斯先生對她們作如何感想，她們遠遠有勝他一籌；她們是維爾迪蘭夫人家新核心的構建因素，而且是貴族核心的基本分子。維爾迪蘭夫人把希望寄托在這次晚會上，指望德·夏呂斯先生給她帶些貴族夫人來，她另外加上一些她的新朋友。為此她事先就十分慶幸地想到，男爵請來的人可能是她新朋友的親朋好友，要是她們在貢蒂河濱不期相遇，一定會喜出望外。他的禁令使她大失所望，憤懣不平。她覺得，按照這樣的條件，舉辦晚會是有益還是有害，還值得考慮。如果德·夏呂斯先生請來的客人對維爾迪蘭夫人起碼都表現出極度的熱情，那么損失還不至于太重，因為她們將會成為她的朋友。如果這樣，還不算虧本。德·夏呂斯先生拼命想把上流社會這兩部分人始終拆成兩半。可是，不久有一日開晚會，有人自會把她們重新聚在一起，只是沒讓他來參加而已。維爾迪蘭夫人懷著激動的心情等待著男爵邀請的客人。她不久就會知道那些人是帶著何種精神狀態前來赴邀的，終于知道了能夠和她們建立何種關系。眼下，維爾迪蘭夫人正在和忠誠的門客們進行磋商，看見夏呂斯、布里肖和我一同走進來，立時收住了話頭。

　　當布里肖對維爾迪蘭夫人說，他得知她前摯友身體如此欠佳，他深表悲傷，她大出我們所料，回答說：“聽著，我不得不承認，悲傷我是一點兒也沒有感到。自己沒有的感情硬要裝出來，這是無濟于事的……”她無疑是精神不佳才這么說的，一想到整個晚會上她都要裝出一副愁容，就已經覺得疲勞了；她這也是出于傲慢，她不想讓人覺得自己由于沒有取消這次晚會在尋找歉詞；不過她又是出于對人性的尊重和深于世故，因為她的缺乏悲痛，如果歸之于對親王夫人突然公開化的個人厭惡，那末總比眾人事不關己的態度要高尚，不失氣節，因為面對一種無可置疑的誠實，人們容易失去武裝：如果維爾迪蘭夫人對親王夫人的故世不是真的無動于衷，難道她會給自己背上一個比這嚴重得多的罪名來為自己繼續接待客人的做法開脫嗎？人們忘了，維爾迪蘭夫人本來可以承認，她確實非常悲痛，但是她沒有勇氣放棄一次歡聚的機會。但是，朋友的冷酷無情雖然是一件較為令人震驚、較為缺乏道德的事情，卻又不是一件過于丟人的事情，因此比家庭主婦那種輕佻淺薄較為容易承認。從犯罪學的觀點來講，罪犯覺得哪里有危險，就避之不及朝有利的方向坦白；在免受懲治的錯誤面前，是自尊心決定坦白的內容。有些人為了不讓憂傷中斷他們歡樂的生活，便反復不休地說，內心的悲哀靠外在的服喪來表現是毫無意義的，也許維爾迪蘭夫人覺得這種遁詞已經是路人皆知的舊玩意了，因此她寧可仿效那些聰明的罪犯，棄絕者老一套的無辜表白，為自己辯解——不知不覺作了一半坦白——的時候就說，凡是眾人指責的事情，自己反而會毫不猶豫地去做；可是不巧得很，自己迄今沒有機會身體力行。也許維爾迪蘭夫人在解釋自己行為的時候，采用了無動于衷的論點，她覺得自己既然已經踏上了怨恨的滑坡，不如把怨恨的心情表達出來，這樣至少也有幾分獨特。把這種心情理清頭緒，已不失為一種罕見的敏銳；把它公開表白出來，那就更能顯示出某種“膽識”。因此，她故意強調自己毫無傷感，內心充滿了荒唐的心理學家和魯莽的戲劇家所有的那種驕傲與滿足。“是的，這事很奇怪，”她說，“我一點感覺都沒有。我的天，我不能說我不希望她活著，她不是一個壞人。”“她就是一個壞人，”維爾迪蘭先生打斷說。“啊！他不喜歡她，是因為他覺得我請她做客，有損于我。他為這件事情失去了理智。”“請承認我是正確的，”維爾迪蘭先生說，“你們相互來往，我從來沒有贊成過。我一直說，她的名聲不好。”“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薩尼埃特回駁說。“什么？”維爾迪蘭夫人嚷道，“這是眾所周知的；不是不好，而是可恥，丟人。不，不是出于這個原因。我自己也無法說明自己的感情。我對她并不厭恨，可是她對我們卻那么冷漠，以至于當我們得悉她身體嚴重患病時，連我丈夫都大為驚奇地對我說；‘你對這事好象毫無感觸似的。’這不，今天晚上他建議我取消晚會，我恰恰相反偏要舉行，因為沒有悲傷硬要裝出悲傷，我會覺得是在演戲。”她說這番話是因為她覺得這奇怪得象“自由劇”，而且非常方便。因為冷漠無情或者坦白了的缺德跟浮淺的道德一樣，都使生活變得簡單了。她把應該受到懲罰的行為變成了一項誠實的義務，為之人們不需要再去尋找開脫的借口。底下的信徒們聆聽著維爾迪蘭夫人的話語，心頭交織著欽佩和不適之感，猶如以前某些以殘酷現實和痛苦觀察為題材的戲劇所引起的感覺一樣。許多人一邊贊嘆地看到，老板娘的正直坦誠和落拓不羈又變換了新的形式。一邊不禁聯想到自己的死亡，雖然他們心想，歸根結底這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們還是在考慮，有朝一日自己突然死去，別人會是悲慟哀哭呢還是會在貢蒂河濱舉行歡慶。“為了我的客人，晚會沒有取消，我非常高興，”德·夏呂斯先生說，他沒有發現，他如此表達謝意，恰恰刺傷了維爾迪蘭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