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顯然，如果她真有我以為她有的那些情趣，那么滿足這些情趣受到阻礙就會令她惱火而使我寬慰，如此寬慰以至我覺得我不公正地譴責了她這一假設十分可能，即使按這種假設我很難解釋她的苦心刻意的行徑：阿爾貝蒂娜設法從來不獨自一人自由行動，她回家時不在門前停留片刻，每當她去打電話時總是讓某個能夠向我重復她的話的人，比如弗朗索瓦絲或安德烈陪伴她，當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過，事后她總讓我單獨和安德烈在一起，卻又不露出有意為之的痕跡，好讓我得到關于她們外出的詳盡報告。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煩的沖動與這種奇跡般的馴服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些沖動使我自問，阿爾貝蒂娜是否打算掙脫她的枷鎖。一些次要的事件佐證了我的設想。有一天，我單獨外出時在帕西附近遇見了希塞爾，我們天南海北地聊開了。我立即對她說我經常看見阿爾貝蒂娜，我為自己能夠把這個消息告訴她而非常得意。希塞爾問我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因為她剛好有什么事要告訴她。“什么事？”——“跟她的女伴有關的一些事。”——“什么樣的女伴？我也許可以向您提供點情況，這不影響您見她。”——“噢，是些從前的女伴，我不記得她們叫什么名字，”希塞爾含糊其辭地回答道，連忙抽身告退。她離開了我，自以為她的話謹慎得足以讓我明白一切。然而謊言終究經不起任何追究，一點點東西就能將它拆穿！如果關系到她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從前的女伴，為什么她“剛好”需要對阿爾貝蒂娜談談她們的事呢？“剛好”與戈達爾夫人心愛的口頭禪“真湊巧”如出一轍，這個副詞只能適用于一種非同尋常、恰到好處，也許是十萬火急，與確指的人物有關的東西。此外，她張張嘴，就象人們打呵欠時那樣，含糊其辭地對我說（同時身體幾乎也往后退，正如她在我們談話的這一刻開倒車那樣）“啊！我不知道，我不記得她們的姓名，”她張嘴說這話的樣子使她一臉撒謊像，她的聲調與臉是合拍的，而她先前說“我剛好”的那種截然不同、緊張活躍的神情說明了一個事實。我沒有盤問希塞爾。即使盤問她對我來說又有什么用呢？當然，她撒謊的方式跟阿爾貝蒂娜不同。當然，阿爾貝蒂娜的謊言更令我痛心。但是首先，她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她們在撒謊這個事實本身，而撒謊在某些場合是顯而易見的。并不是真相顯而易見，因為真相隱藏在謊言底下。眾所周知，每個殺人犯都自以為已經把一切籌劃得滴水不漏，不致被人逮住；到頭來，殺人犯幾乎總要被逮住。相反，撒謊的人卻極少被人發覺，特別是其中被人喜愛的撒謊女人。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在那里做了什么。但是在她說話的時候，在她說到的另一件事，而這件事后面有她沒有道出的東西的時候，謊言即刻就被發現，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因為人們意識到那是謊言卻又無法了解真相。在阿爾貝蒂娜身上，謊言是從人們在這段敘述中已經看到的許多特點中讓人感覺到的，主要是通過下面這個特點：當她說謊時，她的敘述便或是貧乏、疏忽，不真實，或者相反，充滿過多的旨在使敘述顯得真實的細枝末節。無論說謊的人怎么想，顯得真實根本不等于真實。人們想聽某種真實的東西，卻聽到僅僅是顯得真實的東西，它也許比真實更加真實，也許過份真實，有點音樂欣賞能力的耳朵感覺到事實并非如此，正如聽見一行錯誤的詩句，或者聽到高聲把一個詞讀成另一個詞。耳朵對此有所感覺，如果是一個正在戀愛的人，他心里便會驚慌不安。當人們因為不知道一個女人是經過貝里街還是經過華盛頓街，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時，他們為什么不想一想，只要我們明智地持續幾年不見這個女人，那么這幾米的差距以及那個女人本身將縮小到一億分之一（也就是縮小到我們無法覺察的數量），那時比格列佛還要大得多的人將會變成任何顯微鏡——至少是心靈的顯微鏡，因為無動于衷的記憶顯微慎倍數更高而且不那么易碎——都看不見的小矮人！不管怎樣，雖然阿爾貝蒂娜的謊言與希塞爾的謊言有一個共同點——即撒謊本身——希塞爾撒謊的方式卻不同于阿爾貝蒂娜，也不同于安德烈，然而她們各自的謊言彼此之間卻配合默契、絲絲入扣，同時又千變萬化，以至這個小小的幫派具有某些商行，比如出版社或者新聞機構的那種不可滲透的嚴密性，盡管它們的組成人員多種多樣，不幸的作者卻根本無法知道他是否受到欺詐。報紙或者雜志的主編撒起謊來態度特別真誠、鄭重，因為他在許多場合需要欺瞞如下事實，即當他高舉起真誠的旗幟對付其他的報紙主編或者戲劇導演以及其他的出版商時，他恰恰在做他所鞭笞過的事情，運用同樣唯利是圖的手段。公然宣稱（正如一個政黨的領袖那樣，正如任何事物那樣）撒謊是可怕的，這樣做往往迫使人們在不摘掉莊嚴的面具，不放下真誠這頂桂冠的情況下比其他人撒謊更多。

　　“真誠的人”的協會會員撒起謊來截然不同，而且樣子更加天真。他欺騙他的作者猶如欺騙自己的妻子，使用了滑稽笑劇中的一些噱頭。編輯部秘書，一個誠實而又粗俗的人撒起謊來直截了當，就象是向您許諾您的房屋將在房屋尚未開始營造之時竣工的一位建筑師。擁有一顆天使般心靈的主編在其他三個人中間周旋，即使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會出于兄弟般情誼的考慮及溫柔的同舟共濟之情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話給他們以可貴的幫助。這四個人生活在永恒的糾紛之中，作者的到來終止了這些糾紛。他們超越個人之間爭吵，人人都記得前去援救受到威脅的“部隊”這一偉大的軍人職責。很久以來，我一直在這個“小幫派”面前扮演著作者的角色，而自己卻沒有意識到。如果希塞爾說“剛好”的時候想到了阿爾貝蒂娜的某個女伴，這個女伴一俟我的女友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離開我，便準備跟她一起去旅行，如果她想通知阿爾貝蒂娜時機已經或者即將成熟，那么希塞爾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會把這些事告訴我的，所以向她提問毫無用處。

　　象遇見希塞爾這樣的一些相會并不是加深我的疑慮的唯一原因。比方說，我欣賞阿爾貝蒂娜的繪畫。而阿爾貝蒂娜的繪畫，女囚的這些令人動容的消遣，使我深受感動，我為此向她表示祝賀。“不，畫得很糟，可我從來沒有上過一堂繪畫課。”——“有一天晚上，在巴爾貝克，您可是派人告訴我說您留下來上繪畫課。”我提請她回憶那個日子，并且對她說我當時即刻就明白，人們不在這個時辰上繪畫課。阿爾貝蒂娜滿臉通紅。“確實如此，”她說，“我沒有上繪畫課，我一開始對您撒了許多謊，這一點我承認。但是我不再對您撒謊了。”我真想知道一開始的謊言究竟是哪些！然而我心里預先就清楚，她的招認會是新的謊言。因此我只是擁抱她。我只要她講出其中的一個謊言。她回答道：“那好吧！比如，我以前說大海的氣息讓我感到難受。”面對這種惡意，我就不再堅持了。

　　為了讓她覺得她的枷鎖不那么沉重，對我來說最妙的莫過于讓她相信我將親手砸碎她的枷鎖。無論如何，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把這個騙人的計劃向她和盤托出，她剛剛帶著過份的殷勤從特羅卡德羅回來；我所能做的，絕不是用與她決裂的威脅折磨她，而充其量是閉口不談我那顆感激的心正在編織的與她永遠共同生活的夢想。在打量她的時候，我很難克制自己不向她泄露這些夢，也許她也覺察了這一點，不幸的是，夢的表述沒有感染力。一個矯揉造作的老夫人的情形，正如德·夏呂斯先生那樣，由于他在自己的想象當中只看得見一個驕傲的年輕男子，于是便以為自己也變成了驕傲的年輕男子，正因為如此他變得更加矯揉造作更加滑稽可笑，這種情形更為普遍，一個熱戀之中的情夫的不幸就在于他沒有意識到當他看到自己面前的漂亮容貌時，他的情婦卻看到了他那張原有的臉，這張臉并沒有因美的視覺產生的快意而變得漂亮些，恰恰相反。愛情甚至不能說明所有這些普遍情形；我們看不見我們的身體，其他人卻看見了，我們“追隨著”我們的思想，對其他人來說那是不可見的；而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東西。藝術家有時將這種東西顯示在他的作品中。因此，作者會使欣賞其作品的人感到失望，因為這種內在的美不完全反映在作者的臉上。

　　一切被愛的人，在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一切人，在我們眼里都是雅努斯，如果這人離開我們，他向我們顯露的就是令我們欣喜的那一面，如果我們知道這人永遠受我們支配，他向我們展露的就是陰郁的那一面。對阿爾貝蒂娜來說，與她長期共存的社會具有另一種我在這段敘述中無法言表的難以忍受之處。另一個人的生活與她的生活捆綁在一起，就象捆綁著一枚炸彈，丟下炸彈就必定犯罪，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曲折、坎坷、危險、擔憂，想到虛假和貌似真實的事以后會被信以為真而自己又無法解釋時的恐懼，假使人們的貼心知己中有個瘋子的話，就會體驗到這些感情，請以這些感情作比較。比如，我對德·夏呂斯先生與莫雷爾生活在一起表示同情（對那天下午情景的回憶立即使我感到我的左胸遠比右胸脹大）；姑且不論他們之間是否有關系，德·夏呂斯先生一開始大概不知道莫雷爾是瘋子。莫雷爾的美，他的平庸，他的高傲大概使男爵不想去深究，直至凄涼的日子來臨，在那些日子里，莫雷爾指責德·夏呂斯先生憂郁，而又無法作出解釋，莫雷爾借助荒謬而又極為微妙的推理攻擊他的多疑，用絕望的決定威脅他，在這些決定中始終起作用的是對最直接的利益的最奸詐的考慮。這一切只不過是比較。阿爾貝蒂娜不是瘋子。

　　我心里明白，這一天貝戈特的死使我非常難過。眾所周知，他的病拖了很久。當然不是指他起初得的病，那是自然產生的疾病。自然產生的疾病似乎只可能很短暫。但是醫學卻把握了延長疾病的藝術。藥物、和藥物提供的暫時的緩解及藥物中斷后又產生的身體不適形成了一種患病的假象，病人的習慣最終會使這種假象穩定下來，而且使它一直照原樣繼續下去，就象孩子們患百日咳痊愈很久之后還一陣一陣咳嗽那樣。接著，藥物不太起作用了，人們就增加劑量，藥物不再生效，反而由于長期使用不當開始產生危害。藥物的天然屬性恐怕不會讓它們持久發揮作用。幾乎可以與這種自然屬性匹敵的醫學卻能夠迫使人們臥床，迫使他們繼續服藥，否則便會死亡，這真是一大奇跡。這一來，人為的疾病扎下了根，變成一種次要而又真實的疾病，區別僅僅在于自然產生的疾病會痊愈，而醫學制造的疾病卻永遠不會痊愈，因為醫學不懂得痊愈的奧秘。

　　幾年以前，貝戈特已經足不出戶了。再說，他也從不喜歡社交界，或者說他曾經喜歡過一天，那僅僅是為了蔑視它，正如他蔑視其他的一切那樣，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蔑視，即是說并非因為得不到而蔑視，而是剛得到便加以蔑視。他的生活如此簡樸，人們猜不出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即使知道也可能出錯，因為大家認為他非常吝嗇，然而從來沒有人象他那樣慷慨。他跟女人，確切地說跟少女在一起時尤其慷慨，她們為自己付出太少而得到太多感到慚愧。在他自己看來他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知道，只有在感到自己愛著別人的氣氛里他才能更好地創作。愛情，這未免言過其實，微微滲入肌膚的快感有助于文學工作，因為這種樂趣壓倒了其他樂趣，比如社交的樂趣，以及普遍認可的樂趣。即使這種愛情帶來幻滅，它至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觸動心靈的表層，否則心靈會變得毫無生氣。因此，為了使作家先與別的人既疏遠又適應，隨后再讓一架超過了一定年限，有停頓趨向的思想機器開動起來，欲望對作家來說不無裨益。人無法幸福，然而人卻能指出妨礙幸福的原因，假使沒有失望這類突然的缺口，這些原因對我們來說仍然是不可見的。夢想是無法實現的，這一點我們明白；如果沒有欲望，我們也許就不會夢想，夢想是有益的，為此人們可以看見夢想的破滅，夢想的破滅具有教育意義。貝戈特也在思忖：“我為少女花費的錢比百萬富翁花費的錢還多，但是她們給我帶來的樂趣或者失望使我寫出一本給我帶來錢財的書。”從經濟角度來看，這種推論是荒謬的，然而他在這樣把黃金轉化為愛撫，把愛撫轉化為黃金的過程中無疑得到了某種樂趣。當我外祖母故世的時候，我們看到，精疲力盡的晚年喜歡憩息。然而在社交界中卻只有談話。她對談話反應遲鈍，但是她有權趕走那些不過是問題和答案化身的女人。出了社交界，女人們重新變成凝視的對象，這使精疲力竭的老人感到那樣舒適。總而言之，這一切現在已經不再有問題。我說過貝戈特已足不出戶，他在他的臥室起床一個小時渾身就得裹上披巾和花格毛毯，穿著人們在大冷天外出或者坐火車時穿的一切。他只讓極少數朋友在他身邊出入，在這些朋友面前為了替自己辯解，他指著他身上的花格披巾和毛毯愉快地說：“您還想怎么樣，親愛的，阿納格薩戈爾說過，人生就是一種旅行。”就這樣，他慢慢感到越來越冷，就象一個小星宿預示著地球這個大星宿的景象：溫暖逐漸離開地球，生命隨即消逝。因此人類靠作品復活是不可能了。因為在將來，人類的作品要想光照后世，首先必須有人類存在。如果某些種類的動物能更長久地抵御嚴寒的侵襲，那么當人類不復存在的時候，即使貝戈特的榮耀還能持續到那個時候，這種榮耀頃刻之間也會永遠消失。能夠閱讀他作品的并不是最后僅存的那些動物，因為它們不大可能象過五旬節的使徒那樣無師自通地學會人類的各種語言。

　　在去世前的幾個月里，貝戈特遭受到失眠的折磨，更糟的是，他剛剛睡著就惡夢纏身，要是他醒了這些惡夢也會促使他避免重新入睡，很久以來，他一直喜歡做夢，甚至喜歡不詳的夢，由于這些夢，和這些夢與人們在清醒狀態中面對的現實互相矛盾，最遲在醒來時我們就會因做夢而深深感到我們曾經睡著過。但是，貝戈特的惡夢并非辦此，當他談到惡夢時，以前，他老聽到一些不愉快事情經過他的腦海。而現在，夢仿佛來自他的身外，他感到一個兇惡的女人手上拿著一塊濕抹布從他臉上擦過，竭力把他弄醒；臀部的搔癢難熬；車夫的狂怒——因為貝戈特在睡夢中曾經低聲抱怨自己駕駛技術糟糕——那個瘋狂暴怒的車夫向作家撲過來，咬他的手指，鋸他的手指。最后，當他在睡眠中光線很暗時，大自然便進行了一次不穿服裝，用中風奪走他的生命的排練：貝戈特乘坐轎車進入斯萬家新別墅的門廊，他想下車。一陣閃電般的暈眩使他呆坐在車座上，看門人試圖幫助他下車，他仍然坐著，不能起身挪動他的雙腿。他想緊緊抓住他面前的石柱，但是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撐他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