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馬車夫被攆出了門,我自然不勝驚訝,尤令我驚愕不已的是,取代馬車夫者正是那位開車帶我們——阿爾貝蒂娜和我——到處游山玩水的司機。但他在我面前滔滔不絕地編了一段故事,講得神乎其神,人家聽了以為他真的回到了巴黎,而且人家是從巴黎把他請來為維爾迪蘭夫婦開車似的,我對此未曾閃過一秒鐘的懷疑。解雇車夫是莫雷爾同我攀談幾句的原因,為的是向我表白,那個棒小子走了之后他有多么難過。況且,除了我獨處以外的時間,除了他喜氣洋洋連蹦帶跳朝我撲過來的時候,莫雷爾在拉斯普利埃,眼看人人都熱情洋溢地歡迎我,頓感自己卻故意疏遠了對自己無害的人,因為他曾對我過河拆橋,自斷后路,剝奪了我對他露出保護神色的任何可能性(其實,我壓根兒就沒想采取這種神態),于是他便不再與我保持距離了。我則把莫雷爾態度的變化歸結到德·夏呂斯先生的影響上,的確,在他的影響下,在某些方面,莫雷爾已不那么狹隘遲鈍了,更象個藝術家了,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對主子滔滔不絕的吩咐言聽計從,哪怕通篇是欺人之談,而且是信口開河,這反倒使他更加笨拙了。德·夏呂斯先生能告訴他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我預料到的這碼事。我何以能未卜先知,猜到人家后來才告訴我的事情(我對此一直沒有把握,安德烈所提供的有關阿爾貝蒂娜的種種證詞,特別是后來提供的,我總覺得很不可靠,因為,正如我們過去有目共睹的那樣,她打心眼里并不喜歡我的女朋友,甚至妒忌她),但不管怎么說,倘若確有其事,那么這兩個人都瞞著我這樣一個問題:阿爾貝蒂娜對莫雷爾很熟悉?正當馬車夫即將被解雇之際,莫雷爾對我一反常態,使我改變了對他的看法。我總認為他生性卑鄙,當他需要我的時候,這個年輕人便對我奴顏婢膝,過后,一旦幫了他的忙,他卻翻臉不認人,我這才形成了對他的看法。對此,還要補充的是,他與德·夏呂斯先生有明顯的賣淫關系,還有并無后果的獸性本能,當獸性得不到滿足(當獸性發作時),或由此引起了并發癥時,他便會悶悶不樂;但這種個性并非一成不變地永遠那么丑陋,而是充滿了矛盾。它好比中世紀的一部舊書,錯誤百出,通篇是荒謬的傳說和淫穢陰暗的內容,但堪稱杰出的大雜燴。開始我以為,他的藝術,在他真正被視為大師的領域,給了他超出演奏者技巧的優勢。有一次,我說了我要開始工作的愿望,他不假思索地對我說:“干吧,干出名堂來。”
“這話是誰說的?”我問他道。“德·豐塔納對夏多布里昂說的。”他還知道拿破侖的一封情書。“不錯,”我心里想,“他有文學修養呢。不過,這句話,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讀到的,恐怕是他對全部古今文學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話,因為他每天晚上都對我重復它。還有一句話,他在我面前翻過來倒過去地重復,為的是不讓我向任何人談及有關他的任何事,這句話,他也以為是文學語言,其實只勉強算句法國話吧,或者至少可以說不表達任何種類的意義,也許只對一個故弄玄虛的仆人才有用,這句話就是:“懷疑懷疑他人的人吧。”其實,從這句愚蠢的箴言到德·豐塔納對夏多布里昂說的話,莫雷爾的性格可見一斑,雖然變化多端,但也不象表現得那樣矛盾。這小子,為了幾個小錢,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而且沒有內疚感——大概并非沒有古怪的氣惱,有時甚至氣得發瘋,但內疚一詞與此風馬牛不相及——這小子,只要有利可圖,他不惜趁人之危火中取栗,這小子把金錢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卻不講普通人類最天然感情之上的善良,還是這小子,卻把他獲得的音樂戲劇學院一等獎證書置于金錢之上,在笛子班或對位法作品班,誰也不能說他一句不是的話。他怒火中燒,發起無名火又陰又毒,其源蓋出于他所謂的普遍的爾虞我詐(可能他將他遇到的懷有敵意的人的某些特殊情況加以普遍化了)。他絕不談論任何人,卻暗中玩弄自己的把戲,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從而以擺脫普遍的欺詐為榮。我的不幸在于,由于我回巴黎后勢必引起的后果,他的不信任并沒有對巴爾貝克的司機“表演”過,在司機的身上,他可能發現了一個同類人,也就是說,與他的箴言相反,一個褒義的多疑者,一個在誠實人面前裝聾作啞,卻可與流氓惡棍一拍即合的多疑者。他感到——但這并非絕對錯誤——這樣防人一手大有好處,永遠使他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逢兇化吉,在貝爾熱街的院樓里,人家休想抓住他任何把柄,對付他更是一籌莫展。他只要干下去,也許會干出點名堂,有朝一日會成為久負盛名的音樂戲劇學院大賽小提琴評判委員會的大師,人人將對他畢恭畢敬。
但是,在莫雷爾的腦子里發現這樣那樣的矛盾之處,這也許是極符合邏輯的事。實際上,他的本性,就好比是一張揉皺的紙,皺折走向亂七八糟,以致不可能恢復正常狀態。他似乎有比較高的道德標準,而且寫得一手極漂亮的字,美中不足的是錯別字登峰造極,他一寫信就是幾小時,對他兄弟說,他待妹妹們不好,他是她們的兄長,他是她們的支柱;對妹妹則說,她們對兄長也有禮貌不周之處。
轉眼間,夏日將盡,我們在杜維爾下火車時,只見太陽,受朦朧云霧的溫存,在一色淡紫的天空中,只脫落成一片紅輪了。傍晚,一派平和靜謐的氣氛臨降到這一片片草木茂盛的鹽堿草地上,吸引來許多巴黎人到杜維爾來度假,其中大都是畫家,潮氣初泛,卻把這些巴黎人早早趕回他們自己的小小木屋別墅里去了。好幾家燈火已上。只有幾只奶牛望著大海哞哞叫著,另有幾只奶牛,對人類更感興趣,將它們的注意力轉向我們的車子。只有一位畫家,在一個陡峭的高坡上架起了畫架,試圖將這大片的寧靜,這柔和了的光線盡收畫中。抑或,這一頭頭奶牛,正無意識地盡義務似的去為畫家充當模特兒,因為它們舉目凝視的神態,它們逍遙自在的身姿,在人們回家之后,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傍晚散發出來的休憩氣氛已是夜間了。我若下午出去轉一圈,那么最晚五點就得回去添加衣服,此時,又圓又紅的太陽落入傾斜的明鏡,而過去這面歪鏡有多可惡,可現在,夕陽酷似希臘火硝,在我的書櫥玻璃上,燃起了大海的戰火。我匆忙穿上我那身無燕尾的常禮服,活象念咒者的舉動,喚出了機警而輕佻的愛,就是我同圣盧一同去里夫貝爾吃晚飯的我,就是那天晚上我以為把德·斯代馬里亞小姐帶到林中之島去吃晚飯的我,我無意識地哼起了當時也哼的同一個小調;我對鏡顧影,方從歌曲中認出了那個且唱且停的歌者,歌者,其實,他只會這首歌。我第一次唱這首歌,那是我剛剛愛上阿爾貝蒂娜的時候,但我當時覺得,我也許永遠還摸不透她的心。后來,在巴黎也唱了一回,那就是我中止愛她的時候,即第一次占有她后沒幾天。現在我又唱了起來,是在我重新愛上了她,將同她一起去吃晚飯的時候,飯店經理為此深感遺憾,他以為,我最終會住到拉斯普利埃,不再住他的店,他口口聲聲說聽人說過,那邊熱病流行,病源來自“鳥嘴”沼和沼中的“死”水。我喜歡這種多樣性,我的生活向三個平面鋪開,就這樣我看到了生活的豐富多彩;而且,當人們暫時變回過去的一個人,就是說,與長期以來的自己不同,其感覺的靈敏度,由于不被習慣所削弱,可以接受極其強烈的印象最微妙的刺激,使以前的一切統統黯然失色,而且由于這些印象勾魂奪魄,我們便會象一個醉漢那樣一度且癡且狂。我們上公共馬車或普通車子時天一般都黑了,車子把我們送到車站去乘小火車。在候車室里,首席院長對我們說:“啊!你們去拉斯普利埃!該死,她真不象話,維爾迪蘭夫人,她竟讓你們在夜間坐一個小時的火車,只是為了吃一頓晚飯。然后,晚上十點還要迎著群魔亂舞的鬼風再往回走。可見,你們是沒事找事干,”他搓著手補充道。也許,他這樣說話,是因為不滿意自己沒受到邀請,也可能是“忙”人——哪怕是瞎忙——
通常有的滿足,“沒時間”去干你們閑極無聊的事。
當然,這的確合符情理,一個人整天擬訂報告,整理帳目,答復事務信函,密切注視著交易所的行情,當他冷嘲熱諷地對您說:“您真舒服,成天無所事事,”自覺高人一等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這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也完全可以用來表示蔑視,甚至還要更厲害一些(因為進城吃晚飯,忙人也照吃),假如您的消遣是寫《哈姆雷特》或只是讀一讀而已。對《哈姆雷特》寫也罷讀也罷,忙人是很少考慮的。他們對文化不感興趣,當人家搞文化活動時偶然被他們碰上了,他們總覺得文化不過是游手好閑之徒們消磨時間的游戲,他們可能會這么想,在他們自己的行業里,正是同樣的文化使一些可能本來不如他們的行政長官或管理人員脫穎而出,面對這班青云直上的幸運兒,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口中念念有詞道:“看來,他是個大文豪,一個杰出的人物。”不過,首席院長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之所以喜歡在拉斯普利埃吃晚飯,那是因為——正如他的所言極是,盡管是批評中提及——一席席晚餐“代表一次次真正的旅行”,我認為是一種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旅行,因為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人們不是在旅途中尋歡作樂,因為大家赴會才是歡樂的所在,旅行的魅力是很難被整個氣氛所左右的。現在天已經黑了,我離開了飯店的熱窩——已經成了我的家的飯店——登上了火車廂,同阿爾貝蒂娜同行,當喘著氣的小火車進站時,車窗玻璃上便有燈的反光在閃爍,說明車已經到達一個站頭了。我生怕戈達爾大夫發現不了我們,又沒聽到報站的呼叫,于是我打開車廂門,但呼地沖進車廂的,并不是老常客們,而是風,雨和寒冷。在茫茫黑夜,我看得出阡陌田野,聽得到大海澎湃,我們正在茫茫原野中穿行。阿爾貝蒂娜從隨身攜帶的一個金盒子里取出了一面小鏡子照了照,準備與核心圈子里的人相聚。的確,開始幾次,吃晚餐之前,維爾迪蘭夫人讓阿爾貝蒂娜到她的盥洗室去整理整理,我雖然象我近來生活那樣平心靜氣,但仍然有一點不安和嫉妒,我不得不在樓梯腳下就與阿爾貝蒂娜分開,我獨自一人留在沙龍里,與小圈子里的人應酬,感到極度的心煩意亂,心想,我的女友在樓上干什么呢,第二天,我連忙請教了德·夏呂斯先生,怎樣才能打扮得更風流些,而后,我即在加蒂埃店里訂購了一套梳妝必備品,它是阿爾貝蒂娜的歡樂,也是我的歡樂。它于我是一種心理安寧的保證,它對我的女友則是一種關懷撫慰。因為她肯定猜到了,在維爾迪蘭家里,我不高興她離開我,于是,在車廂里,她就做好了赴晚宴前的全部打扮了。
在維爾迪蘭夫人的常客里,如今也包括德·夏呂斯先生,他加入圈子已有好幾個月了,是常客中的常客。很有規律,每星期有三次,在西東錫埃爾站的候客室里或月臺上,進出站的旅客們可以看到這位胖子走過,只見他長著灰頭發,黑胡子,雙唇涂脂,這胭脂在季末不如炎夏時奪目,因為炎夏強烈的陽光照得它更突出,而酷熱又把它半熔化了。他徑直朝小火車走去,情不自禁地(只是出于行家的習慣,因為他現在已有一種感情,可以使他行為端正,抑或,至少是在大部分時間里,可以使他行動可靠)瞟一眼苦力們,大兵們,著網球服的青年人,那目光既蠻狠又膽怯,看后立即拉下眼皮,眼睛幾乎閉上,懷有教堂祭司做禱告時的熱心,又有用情專一的賢妻或大家閨秀的持重。老常客們堅信,他肯定沒看見他們,因為他上了另一個包廂(謝巴多夫親王夫人也常常這么干),活象這樣的人,他弄不清人家被人發現與他在一起是滿意還是不滿意,但他卻給您留下找到他的權力,假如您有找到他的愿望的話。最初那幾回,大夫并沒有找他的意愿,要我們讓他一個人呆在他的車廂里。自從他在醫學界獲得顯赫地位之后,猶豫不定性格就益發顯露出來了,只見他滿面笑容,后仰著身子,從夾鼻眼鏡上頭看著茨基,不是故意嘲弄,便是轉彎抹角使同仁們的輿論為之一驚:“你們明白吧,假如我孤身一人,還是個小伙子……,不過,由于我妻子的緣故,聽了你們告訴我的那事之后,我考慮是否能讓他跟我們一起旅行,”大夫低語道。“你說什么?”戈達爾夫人問道。“沒什么,這與你無關,這不是給女人聽的,”大夫眨著眼睛回答道,對自己有一種莊嚴的滿足,神色分寸適中,介乎于對其學生和病人板著臉孔說笑話的表情與維爾迪蘭家里夾雜著俏皮話的不安表情之間,接著又低聲說著話。戈達爾夫人只聽清了兩個單詞,一個是“善會”,另一個是“舌頭”,在大夫的語言里,前者指猶太種族,后者指饒舌多嘴,戈達爾夫人便想當然得出結論,德·夏呂斯先生可能是一個多嘴多舌的以色列人。她實在不理解,大家憑這一點就把男爵排斥在外,作為小圈子里的元老,她有責任要求大家別讓他一個人呆著,于是我們大家都往德·夏呂斯先生的包房走去,由戈達爾大夫帶頭,他總是茫然不知所措。德·夏呂斯先生靠在角落里,正在讀一部巴爾扎克的書,他已經發覺來人踟躕不前,但他連眼睛都沒抬一下,就象聾啞人根據正常人無法感覺的氣流就能知道有人來到身后那樣,他對人家冷淡待他的態度,有一種真正的神經過敏的感覺。這種神經過敏,由于它形成習慣,無處不有,便給德·夏呂斯先生釀成許多想象出來的痛苦。就象那些神經過敏患者,感到稍有涼意,便懷疑樓上有人打開窗戶,進門時怒氣沖沖,并打起噴嚏來,德·夏呂斯先生也一樣,只要有人在他面前顯得憂心忡忡,便斷定有人把他議論此人的話告訴了對方。但是,人們大可不必露出不在乎的神色,也大可不必陰沉著臉或故意嘻皮笑臉,他卻可以一一想象出來。相反,真誠實意反而很容易向他掩蓋他不明底細的誹謗的真相。他一眼就看出戈達爾的猶豫,老主雇們以為那個埋頭看書的人還沒有發現他們,待他們站好位置,距離恰到好處時,他突然向他們伸出手去,弄得老伙計們大為驚訝,然而他對戈達爾大夫只是欠欠身子,但馬上又昂首挺胸,不屑用戴著瑞典手套的手去握大夫已經向他伸出的手。“我們堅持要與您同行,絕不能讓您象這樣孤單地呆在您的小角落里。這是我們的一大快事,”戈達爾大夫善意地對男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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