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在海灘讀書時，我便獨自呆在房間。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時刻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們陪伴她一起走過的樓梯門，這扇門一直保持原樣，始終大敞著。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世間的其他東西仿佛并不真實存在，我內心的痛苦象毒劑一般，將它們全都毒死了。后來，我母親硬要我出門走走。當初的第一個夜晚，我等候著外祖母到來，曾獨自沿街走到迪蓋—特魯安紀念碑，然而，如今在這條街上，我每次舉步，娛樂場某一早已忘卻的情景便象一陣難以抵攔的逆風，阻攔著我向前邁進；我垂下眼簾，不看任何東西。等我恢復了幾分體力，便返身向旅館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論我等待多久，從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館與外祖母重逢，想當初我抵達的第一天夜里便與外祖母相見了。由于我到旅館后才初次出門，有許多我尚未見過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著我看。一位年輕的服務員站立在旅館門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繼而又很快戴到頭上，動作靈巧利索。我想準是埃梅有過吩咐，拿他的話說，早已“下令”，對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這同一時刻，我發現服務員又向另一位進門的客人脫帽致意。事實是，這位年輕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脫帽，戴帽，動作無懈可擊。一旦明白了自己別無能耐，唯在這方面出類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職守，盡量多多脫帽，為此贏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卻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門房的特別喜歡，門房負有雇用服務員的重任，迄此為止，除了這位難得的小伙子，還未能找到一位適應的，誰來干不了一星期，準被攆走，埃梅對此大惑不解，吃驚地說：“可是，干這等差使，只要讓他們有禮貌就行，不該這么難呀。”經理也嚴格要求他們務必“到職到位”，意思是要他們必須呆在崗位上，說不定是想要他們保持“堂堂儀表”，只是不會運用這一詞語而已。旅館后面那片開闊的草坪，舊貌已經改觀，新修了幾個花壇，鮮花盛開，但原先的一叢異域小灌木被移走了，連第一年守著草坪入口處的那位小廝也不見了蹤影，他曾以柔如幼莖的身軀、顏色稀奇的秀發，在外觀上為入口處增添了光彩。他終于效法兩位哥哥和一位當打字員的姐姐，跟波蘭的一個伯爵夫人走了，當了她的私人秘書，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為魅力不凡，在旅館被來自不同國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們走后，只有小弟弟孤單單一人留在旅館，因為他斜眼，誰也不想要他。適逢那位波蘭伯爵夫人和他兩個哥哥的保護人來到巴爾貝克，在旅館下榻，小住一段時日，他喜氣洋洋。盡管他打心眼里嫉妒兩位哥哥，但也愛著他倆，盡可好好利用這幾個星期，培養培養骨肉之情。豐特弗洛爾特女修道院院長不是這樣經常離開修女們，去分享路易十四給她胞妹莫特馬爾的盛情招待嗎？女修道院院長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婦。那時，小伙子到巴爾貝克才不到一年，對我尚不熟悉，可聽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務員招呼我時在先生兩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們的樣子，第一次稱呼我時就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態，或許是因為向一位他認定知名的人士顯示了自己的學識，或許是因為遵循了五分種前尚不知曉，但在他看來無論如何不得違反的慣用禮節。這家大旅館對某些人可能會產生誘惑力，對此我完全明白。它就象是一個高高搭起的大舞臺，眾多的角色紛紛粉墨登場，甚至連置景處也熱鬧非凡。雖然旅客只不過是某種觀眾，但無時無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觀眾的生活展現在舞臺豪華的場景中，而不象在劇院，只有演員在臺上演戲。打網球的盡可身著白色法蘭絨上裝回旅館，門房卻非要穿上繡有銀飾帶的藍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給他。倘若這位打網球的不愿爬樓，那也仍然離不開演員，身邊就有那么一位衣著同樣華麗的司機開電梯。樓層的走廊掩護著貼身侍女與報信女仆，躲避糾纏，在海上時，她們就象雅典娜女神節舞臺上的沿幕一般美麗，熱衷于與漂亮的女仆廝混的人總是七彎八拐，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她們的小房間來，樓下，占統治地位的是男性，由于有那一幫子無所事事、年紀過小的男仆，整個旅館活脫脫象一部已經成形、永遠重復演出的猶太基督教悲劇。因此，一見到他們，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誦起拉辛的詩句，這一回，不再是在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貝盯著向德·夏呂斯先生致意的大使館秘書時，浮現在我腦際的《愛絲苔爾》劇中那幾句話，而是《阿達莉》劇中的詩行，因為一踏進在十七世紀被稱為門廳的大廳，便見熙熙攘攘立著“一大群”年輕服務員，尤其在用點心的時刻，活象拉辛劇中合唱隊的年輕的猶太人。當阿達莉問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時，如果若阿斯雖含糊其辭，但總算也作了回答的話，我可不相信這幫服務員中有誰能夠作答，因為他們實在無所事事。若有人象年邁的王后詢問他們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關閉在這個場所的人們，

　　一個個到底在忙些什么事情？”

　　他最多只能回答：

　　“我在觀看禮儀的豪華場面，

　　同時，我也在為此作點奉獻。”

　　有時，年輕演員中走出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向更為重要的某個人物迎去，繼又回到合唱隊中，除非在靜思松弛的時刻，不然，一個個無不在共同變換著各種姿態，顯得畢恭畢敬，日復一日地在裝扮門面，但純屬徒勞無益。除“假日”外，他們對“上流社會總是敬而遠之”，從不踏入教堂廣場一步，平時，過的是苦行僧般的日子，與《阿達莉》中的利末人別無二致。看著這“一群忠實的年輕人”披麗毯踢踏起舞，我不禁自問踏入的是巴爾貝克大旅館還是所羅門殿堂。

　　我徑自上樓回到房間。象往常一樣，我的思緒從外祖母重病染身、彌留人間的日子，從我重新經受、不斷加劇的痛苦中掙脫了出來。之所以說不斷加劇，是因為當我們以為僅僅在再現一位親人的痛苦時，實際上，我們的憐憫心已經夸大了這份痛苦；但是，也許真正可靠的的正是這種惻隱之心，它比經受痛苦的人們對痛苦的意識更為可靠，因為他們一直被蒙在鼓里，看不見自己的生活之苦，而惻隱之心卻看得一清二楚，為他們的凄苦而悲痛絕望。然而，如果我當時就清楚長時間來我一直不了解的一切，知道外祖母在臨終前夕，神志完全清醒，確信我不在場的時刻，曾握住媽媽的手，貼上自己滾燙的雙唇，對她說：“永別了，我的女兒，永別了，”那么，一時沖動之下，我的憐憫之心準會超脫外祖母的悲痛。我母親從不松懈，一直死死盯著不放的也許正是這段往事。于是，我腦中浮現出愉快的記憶。她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孫。她臉龐的神情仿佛用專為我創造的語言寫成；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切，任何他人只是與她相比較而存在，只是根據她傳授給我的對他們的是非判斷而存在；然而，不，我們的關系曇花一現，不可能不是偶然結成的。她再也認不出我了。我將永遠見不到她。我們并不是相依為命，互為創造的，她是一個陌路人。我正在看圣盧為她這位陌路人拍攝的照片。媽媽與阿爾貝蒂娜見面后，堅持要我去看看她，因為阿爾貝蒂娜娓娓動聽，跟她談起了許多有關外祖母，有關我的往事。我與阿爾貝蒂娜約定了時間。我事先通知經理，讓她在客廳等候。經理回答我說，他早就認識阿爾貝蒂娜及其女友，那時，她們還遠遠不足“貞潔的年歲”，對她們議論旅館的閑言亂語，他至今耿耿于懷。她們除非“無聞”，才會如此惡言惡語。要么有誰惡意中傷了她們。我不難理解，“貞潔”指的是“青春期”。可是“無聞”兩字，就讓我大惑不解了。也許與“無文化”混淆了，而“無文化”又有可能與“有文化”混為一談。我一邊等著與阿爾貝蒂娜會面的時刻，一邊目不轉睛地看著圣盧拍的照片，似乎因為雙眼直盯著不放，最后竟一點也看不見眼前的像片，正在這時，我猛又想到：“這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孫”，猶如一位健忘癥患者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恰似一位病人倏然改變了性格。弗朗索瓦絲進屋向我稟報阿爾貝蒂娜已在樓下，她一眼看見了照片，說道：“可憐的太太，就是她，連她臉頰上的美人痣都一模一樣；侯爵給她拍照的那一天，她病她一直瞞著大家，聚會時，總是樂呵呵的。只有我發現她頭腦有時有點兒遲鈍。可那一下就消失了。后來，她對我這樣說：‘萬一我出了什么事，怎么也得留下我一幅像。我還從來沒有單獨照過相呢。’說罷，她派我去找侯爵先生，問他能否給她照張像，并關照他千萬不要告訴先生是她自己提出照相的。可是，等我回家稟報她可以拍照時，她卻又死活不肯，因為她覺得自己臉色太難看了。她對我說：‘要是留不下影，就更糟了。’她本來就不笨，最后還是好好修飾了一番，戴上了一只大大的垂邊帽，平時不遇到大晴天，那帽子一般是不戴的。她對自己的相片十分滿意，她對我說，她不相信還能從巴爾貝克活著回去。盡管我對她直說：‘老太太，不該這樣講，我不喜歡聽到老太太說這種話，’可白搭，她就是這個死念頭。天哪！她連飯都吃不進了，一連就是好幾天。正是這個原因，她才催促先生離得遠遠的，去跟侯爵先生一起用餐。她自己不上餐桌，裝著在看書，可侯爵的馬車一走，便上樓去睡覺。可后來，她害怕事前什么也沒有跟太太說，會驚壞了她。‘還是讓她跟丈夫呆在一起為好，弗朗索瓦絲，對吧。’”弗朗索瓦絲看了看我，突然問我是否“不舒服”。我回答她說“不”，她連忙說：“您把我拴在這兒，盡跟您閑扯。拜訪您的人也許早就到了。我得下樓去。那可不是個會呆在這里的人。象她那樣來去匆匆的，恐怕已經走了。她可不喜歡久等。啊！如今，阿爾貝蒂娜小姐可是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