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且，怎么能不是這樣呢？我們經常接觸的人同我們夢幻中的樣子相差甚遠，然而，卻和我們在名人回憶錄和書信中所看到的，我們渴望認識的人一模一要。那位和我們共進晚餐的無足輕重的老人，卻是我們在一本描寫七○年戰爭的書中看到的人物，我們以激動的心情拜讀了他給腓特烈—查理親王寫的充滿了自豪感的信，吃飯時我們覺得趣味索然，那是因為想象沒有和我們在一起；看書時感到其樂無窮，那是因為有想象為我們作伴。其實卻是同一個人。我們希望自己曾和德·蓬帕杜爾夫人相識，因為她熱情地保護了文藝，但當我們有可能和她在一起時，會感到興致索然，味同嚼蠟，仿佛來到了當代的愛捷麗身旁，覺得她實在平庸，也許以后再也不想見到她。盡管如此，仍會有所不同。人對人的態度不會千篇一律，即使他們對我們可以說是一樣的友好，但最終會顯示出起抵銷作用的差異。我剛認識德·蒙莫朗西夫人那會兒，她喜歡同我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當我需要她助我一臂之力時，她會毫不吝嗇地、十分有效地用她的影響來幫我的忙。要是換了德·蓋爾芒特夫人，情況就不一樣。德·蓋爾芒特夫人也許從來沒想使我不愉快，從來只說我的好話，對我客客氣氣，彬彬有禮（禮貌是蓋爾芒特家族豐富的精神生活），但是，一旦我要求她辦一件小事，她決不會為滿足我的需要而前進半步，就象在有些城堡中，你可以使用一輛汽車，使喚一個仆人，卻不能得到一杯蘋果酒，因為這沒有列入儀式安排中。究竟誰是我真正的朋友？是德·蒙莫朗西夫人，還是德·蓋爾芒特夫人？前者以傷害我為樂，但卻隨時準備為我效勞；后者看到有人傷害我會很痛苦，但卻決不會幫我一丁點兒忙。此外，有人說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盡談些無聊的事，而她的堂弟媳盡管才智平平，卻盡講有趣的東西。才智的形式多種多樣，彼此對立，這在文學界是這樣，在上流社會也是這樣，因此，不只是波德萊爾和梅里美才有權互相蔑視。正因為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嚴密和專橫的目光、語言及行為體系，當我們和別人在一起時，總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德·蓋爾芒特夫人說的話，就象是一條從她那一類才智演繹過來的定理，我認為是人們唯一應該說的話。當她對我說，德·蒙莫朗西夫人向一切不懂的東西敞開思想，實在愚蠢時，或者，當她知道德·蒙莫朗西夫人干了什么壞事而對我說：“這就是您所說的好女人，可我說她是壞女人”時，我是從心底里贊成她的看法的。但是，當我離開德·蓋爾芒特夫人，當另一個女人和我并起并坐，把公爵夫人貶得一錢不值，對我說：“其實奧麗阿娜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感興趣”，甚至說（要是德·蓋爾芒特夫人在場，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她本人的聲明恰恰相反）：“奧麗阿娜迷戀社交生活”時，那種專橫的現實，即德·蓋爾芒特夫人說的話絕對正確的現實就會土崩瓦解，那盞已經象普通記憶那樣遙遠的使晨曦變得慘淡無光的明燈就會消失。既然任何數學都不能把德·阿巴雄夫人和德·蒙邦西埃夫人化成齊次量，因此，如果有人問我，她們倆誰更高明，我當然無法回答。

　　蓋爾芒特親王夫人的沙龍有許多特點，然而，大家談論最多的是它的排他性，這部分歸因于親王夫人的王族出身，但尤其歸因于蓋爾芒特親王頑固不化的貴族偏見（公爵和公爵夫人在我面前從不放過對他的偏見冷嘲熱諷），因此，我認為親王是絕對不可能邀請我的，他眼里只有殿下和公爵，吃飯時他總要大發脾氣，因為他在餐桌上的位置不是他在路易十四時代可能享受的位置，他在歷史和系譜學方面知識淵博，只有他才懂得這些禮節，就因為這個，許多上流社會人士在決斷公爵夫婦和親王夫婦之間的不同時，常常站在公爵夫婦一邊。我常聽人說，公爵和公爵夫人是新派人物，非常聰明，不象其他人，只關心貴族世家有多少支系，他們的沙龍比他們堂弟的沙龍要先進三百年。現在我凝視手中的請柬，回想起人們對我說的那些話，不由得一陣顫栗，我想很可能是有人要愚弄我而給我這張請柬的。

　　要是蓋爾芒特公爵和公爵沒有去戛納，我還可以通過他們弄清楚請柬的真假。我原以為上流社會人士不可能象我這樣會產生懷疑，其實不然，他們也會懷疑，因此，一個作家，即使是屬于上流社會的作家，為了客觀地、有區別地描繪各個階層，應該把這種感覺寫出來。最近我讀了一本引人入勝的回憶錄，發現其中有一個描寫懷疑的段落同我收到蓋爾芒特親王夫人請柬時的心情十分相似。“我和喬治（也可能是埃利，我手頭沒有書，無法核對）渴望加入德萊塞夫人的沙龍，因為愿望太強烈，當我們收到她的請柬時，我們倆都認為有必要謹慎從事，應該設法搞清楚是不是有人同我們開玩笑。”然而，敘述者不是別人，正是奧松維爾伯爵（其妻是布洛伊公爵的女兒），另一個“也”想查清楚是否是一個騙局的青年，如果叫喬治，那就是德·阿古爾先生，若叫埃利那就是夏萊親王，他們是德·奧松維爾先生兩個形影不離的朋友。

　　蓋爾芒特親王夫人舉行晚會的那天，我得知公爵和公爵夫人已于前一天返回巴黎，我決定上午去看望他們。但他們一大早就出門了，還沒有回來。我先在一間小屋里窺視他們的馬車回沒回來。我原以為這是一個極好的了望臺，誰知選錯了地方。在這里幾乎看不見我們的院子，但可以遠遠望見另外幾個院子，這對我雖然沒有用處，但卻暫時為我提供了消遣。象這樣同時能了望好幾所房屋，使畫家流戀忘返的視點不只在威尼斯能找到，在巴黎也不少見。我把巴黎比作威尼斯并不是信口開河。巴黎某些貧窮街區能使人聯想到威尼斯的貧窮街區：清晨，高高聳立、張開大嘴的煙囪被燦爛的陽光涂上了一層最艷的玫瑰色和最嫩的粉紅色；這些凌駕于房屋之上的煙囪組成了一個空中花園，色彩細膩多變，猶如德爾夫特市或哈勒姆市的一個郁金香愛好者開辟的空中花園。此外，那些房屋彼此距離很近，窗子隔著同一個院子相望，這使每個窗子變成了一個鏡框：這里，一個廚娘眼望著地面在胡思亂想，那邊，一個老嫗在替一個少女梳理頭發，黑暗中，老嫗的面容難辨，活象個巫婆；由于隔著院子，聽不見對面房子里的聲音，只能透過長方形玻璃窗看見無聲的手勢，因此，每幢房子都為對面的鄰居并列展出一百張荷蘭畫。誠然，從蓋爾芒特府看出去，是另一番景象，但同樣光怪陸離，妙趣橫生，尤其從我所在的奇妙的三角點望去，視線一無阻擋地延伸到遠處高聳的房屋，前面有一個傾斜度很大的輪廓不太分明的坡地，那些聳立的房屋是錫利斯特拉親王夫人和普拉薩克侯爵夫人的公館，她們是德·蓋爾芒特先生的表姐妹，我從沒有見過她們。這是她們的父親布雷吉尼伯爵的府邸。從蓋爾芒特府到這座公館，中間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物，朝各個方向的都有，它們的斜屋頂不僅沒有擋住視線，反而延長了距離。弗雷古侯爵的車庫有一個紅屋頂的墻角塔，塔上有一個高高的尖頂，但細得象根針，擋不住視線。這個塔使人聯想起瑞士那些漂亮的古建筑物，孤零零地聳立在一個山腳下。所有這些視線所及的地方，模糊不清，很不集中，從而使得德·普拉薩克夫人公館和我們之間的距離變遠了，仿佛中間隔著好幾條街，或許多山包。其實它離我們很近，但在我們的幻覺中，它就象阿爾卑斯山的一處風景那樣遙遠。公館的大方窗在陽光下猶如一片片水晶樹葉，燦爛奪目。當各層樓的窗戶為收拾房間而全部打開時，如果我們注視那些形象難辨的仆人拍打地毯上的灰塵，我們會感到心曠神怡，其樂無窮，就好象看到了透納或埃爾斯蒂爾的一幅風景畫，在圣哥達山口的盤道上，每一高度都有一個乘驛車的旅客或一個向導。但是，從我所在的“觀察點”不可能看見德·蓋爾芒特先生或夫人回來。因此，下午，當我又有時間繼續我的窺視時，我干脆站在樓梯上，如果通行馬車的大門打開，我就可以看見。我就守候在樓梯上，盡管這里看不見布雷吉尼公館那種燦爛奪目的阿爾卑斯山美麗風光，看不見那些正在打掃房間但由于隔著一段距離而變得很小的仆人。然而，這次在樓梯上等候，將會給我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我將看到一幅風景畫，但不是透納式的，而是有關道德方面的。因為這太重要了，我還是過一會兒再來敘述，現在先講一講我對蓋爾芒特夫婦的拜訪——當我知道他們回來后，我就上他們家去了。

　　公爵一個人在書房里接待我。我進去時，從里面走出一個白發蒼蒼的小老頭，一副窮酸模樣，象貢布雷的公證人和我外祖父的幾個朋友那樣系著小黑領帶，但比他們更缺乏自信，他恭敬地向我行禮，等我過去后才下樓。公爵從書房里對他嚷了些什么，我沒聽清，那人一面回答，一面朝墻深深鞠躬，盡管公爵看不見，他仍一次次地重復著，就象有人用電話和你聊天時向你發出毫無用處的微笑一樣。他說話用的是假嗓子。他又一次象商人那樣謙恭地朝我鞠了一躬。說不定他就是貢布雷的一個商人，因為他土頭土腦，陳腐，溫和，看上去很象那里的小人物和謙卑的老頭兒。

　　“奧麗阿娜待一會兒就來，”我進去后，公爵對我說。斯萬過會兒要來給她送他的馬耳他騎士團錢幣論文的校樣，更糟的是，還要給她送來一張印刷有錢幣正反面的大照片，因此，奧麗阿娜情愿先換好裝，這樣，就可以和斯萬一直呆到我們出去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家東西多得沒地方塞，我心想，他那張照片還不知道往哪里放呢。可我的妻子待人太好，太想讓人家高興。她認為，應該請求斯萬把騎士團所有的會長并排放在一起讓她看一看，他在希臘羅得島發現了印有他們頭像的勛章。剛才我對您說是馬耳他，實際上是羅得島，但和耶魯撒冷的圣約翰騎士會是一回事。其實，奧麗阿娜完全是因為斯萬在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才對這個感興趣的。我們家族和馬耳他騎士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在今天，您認識的我那個弟弟還是騎士團一個最顯要的成員哩。這些事我本該對奧麗阿娜講的，但她肯定不屑一聽。相反，當斯萬對中世紀圣殿騎士團的研究（因為對某一個修會發狂地感興趣的人絕對不可能研究其他修會）剛轉入對它的繼承者羅得騎士會的研究，奧麗阿娜就立即想看這些騎士的頭像。他們同兩個名叫呂西尼昂的塞浦路斯國王相比，不過是一些毛頭小伙子而已。我們家族是那兩個國王的直系后代。可是，就因為斯萬對他們一直不感興趣，奧麗阿娜也就不想知道呂西尼昂家族的任何情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