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些動物外祖母一見就會渾身起雞皮疙瘩,更不用說把它們放到身上了。我知道,她是為了有好的治療效果才容忍螞蝗爬在她頭上的。因此,當弗朗索瓦絲象逗孩子似地嬉笑著對我外祖母說“啊!瞧那些小蟲在太太頭上跑得多歡”時,我又氣又惱。何況,這是對我們病人的不尊重,好象她變得年老昏聵了。但外祖母卻象沒聽見似的,臉上露出了禁欲主義者的勇敢而平靜的神態。唉!螞蝗一撤走,就又開始充血了,而且越來越嚴重。外祖母的情況很糟,但令我驚訝的是,在這個緊要關頭,弗朗索瓦絲卻時常離開病房,因為她給自己定做了一套喪服,不想讓女裁縫等她。在大多數婦女的生活中,不管什么事,哪怕是最悲傷的,最后總要有一個試穿衣服的問題。
幾天過去了。一天,我正在睡覺,母親半夜里把我叫醒。她象一個遇到嚴重情況,內心極度痛苦,但又不想給別人帶來任何煩惱的人所做的那樣,關心和體貼地對我說:“原諒我,打攪你睡覺了。”
“我沒睡著,”我醒來時回答說。
我沒有撒謊。覺醒會引起很大的變化,與其說把我們帶進了清晰的意識活動,毋寧說使我們忘記了乳白色海底下那種朦朧的智慧之光。剛才我們還在其中遨游的朦朦朧朧的思想使我們產生了足夠的意念,把這些思想命名為醒著,可是這時候,覺醒遇到了記憶的干擾。不久,我們就把這些朦朧的思想叫做睡眠,因為我們記不清想的是什么了。當這顆明星閃閃發光,在睡眠人覺醒之際,照亮他身后的整個睡眠時,睡眠人在一瞬間會相信自己沒有睡著,而是醒著;其實,這是一顆流星,隨著光亮消失,不僅帶走了夢的虛假的存在,也帶走了種種夢境,使醒來的人對自己說:“我睡著了。”
母親問我,現在能不能起床,會不會感到太累,她的聲音是那樣溫柔,生怕把我弄疼;她輕輕地撫摸著我的手:
“可憐的孩子,現在你沒有別人,只有你的爸爸和媽媽可依賴了。”
我們走進臥室。一個人蜷曲著躺在床上,一點也看不出是我的外祖母,倒象一個動物,披著外祖母的頭發,躺在外祖母的被窩里,喘息著,呻吟著,被子隨著她身體的抽搐而抖動。她眼睛閉著。但眼皮與其說是睜著,不如說合得不嚴,因而露出了一角眼珠,沒有光澤,蒙著一層眼屎,反射出昏暗的視力和陰沉而痛苦的內心。外祖母焦躁不安,這不是做給我們看的,因為她既看不見,也不再有意識了。可是,如果說在床上騷動的僅僅是一個動物,那么我外祖母又在哪里呢?然而,從鼻子的形狀可以認出是她。現在,她的鼻子同臉孔的其余部分已不成比例,但鼻角上的那顆痣卻依然存在。還有,那只掀開被子的手也可以使人認出是她的手。要是在從前,這個掀被的動作可能意味著被子壓得她難受,而現在卻什么意思也沒有。
媽媽要我去拿點水和醋來,給外祖母擦額頭。媽媽認為,只有水和醋才能解除外祖母的煩躁,因為她見她想把頭發掠開。可是有人在門口招手叫我出去。外祖母垂危的消息不脛而走,已傳遍整座房子。剛才,一個“臨時短工”(在非常時期,為了減輕仆人的疲勞,便臨時雇一些短工幫忙,因此,病人垂危時刻某種意義上有點和過節一樣)為德·蓋爾芒特先生開了門,公爵呆在前廳里要求見我;想躲也躲不開了。
“親愛的先生,我剛獲悉可怕的消息。我想握一握您父親先生的手,向他表示慰問。”
我請他原諒,對他說,在這個時候打攪我父親恐怕不行。德·蓋爾芒特先生來得太不是時候,就象趕上人家正要去旅行。但他覺得向我們表示禮貌太重要了,便一葉蔽目,不見其余,非要進客廳不可。一般說來,當他決定向某個人表示禮貌時,就一定要把那套禮節全部完成,很少管人家的行李是不是整好,或者棺材是不是備好。
“你們請過迪歐拉富瓦大夫嗎?這可是個大錯誤。如果你們叫我去請,他看在我的面上一定會來的,他對我什么也不會拒絕,盡管他曾拒絕過夏爾特爾公爵夫人。您看,我毫不客氣地凌駕于一位王族公主之上了。再說,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嘛,”他又補充了一句。他說這句話并不是要我相信我外祖母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而是可能覺得老談他對迪歐拉富瓦大夫的影響和他比夏爾特爾公爵夫人更有優勢,會讓人感到庸俗。
此外,我對他的建議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蓋爾芒特一家提起迪歐拉富瓦,就象在說一個無與匹敵的“供貨人”,只是更尊敬一些罷了。莫特馬爾老公爵夫人(令人費解的是,每當人們談到一位公爵夫人,幾乎總要加一個“老”字,或者相反,如果是一位年輕的公爵夫人,便以一種在華托的畫中人物臉上能看到的狡黠表情,在公爵夫人前面加一個“小”字)出身在蓋爾芒特家族,每逢有人生了重病,她總是眨巴著眼睛,幾乎是機械地喊著“迪歐拉富瓦,迪歐拉富瓦”,正如需要冷飲時喊“普瓦雷—布朗施”,需要花式糕點時喊“勒巴代”一樣。但我不知道我父親恰恰剛請了迪歐拉富瓦大夫。
這時,我母親要給外祖母輸氧,左等右等也不見送氧氣袋來,她也到前廳來了,沒料到會在這里碰見德·蓋爾芒特先生。我真想把他藏起來。但是,德·蓋爾芒特先生卻認為,什么也比不上把他介紹給我母親重要,認為這會使我母親高興,而且,要維護他十全十美的紳士聲譽,非這樣做不可,于是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盡管我連連喊“先生,先生,先生”,就象反抗強奸那樣自衛著,他仍然把我拉到媽媽跟前,對我說:“如果您能把我介紹給夫人,您的母親,我當不勝榮幸”,他在說“母親”的時候,聲音有點兒變調。他覺得這對我母親是一種榮譽,不由得做出一個應時的笑容。我無可奈何,只好給他作了介紹,他樂得打蹦兒,連忙點頭哈腰,還要把整套禮節表演一遍。他甚至想同我母親交談,但我母親正悲痛欲絕,叫我快去,顧不上回答德·蓋爾芒特先生的問候。德·蓋爾芒特先生原以為會受到接待,卻不料一個人被甩在前廳,要不是看見圣盧此刻進來,他就只好出去了。圣盧是那天上午到巴黎的,他跑來打聽我外祖母的病情。“啊!她很好!”公爵快樂地嚷道,一面抓住他外甥的一個紐扣,差點兒把扣子拽下來。我母親此刻正好又經過前廳,他也不在乎我母親看見。盡管圣盧的悲痛發自內心,但我認為,如能避免同我見面他只會高興,因為他對我有抵觸情緒。他被他的舅父拖走了。他舅父有要事同他說,差點到東錫埃爾去找他,沒想到可以免走這一趟了,不禁大喜過望。“啊!要是有人對我說,我只要穿過院子,就能在這里找到你,我會以為他在胡說八道。正如你同學布洛克說的,這夠滑稽的。”他摟著羅貝的肩膀離開我家時又說:“不管怎樣,大家清楚地看到,剛才我摸到了或者說幾乎摸到了吊死鬼的繩子,我真走運。”蓋爾芒特公爵這樣說,不是他缺乏教養。恰恰相反。但他是那種不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人,在這方面他和大多數醫生和殯儀人員很相似,會臨時裝出一副同情的面孔,對你說:“這是痛苦的時刻”,必要時還會擁抱你,勸你好好休息,但過后馬上就把看望臨終病人或參加葬禮看作只有少數幾個人參加的社交集會了,開始還有所顧忌,但很快就變得輕松愉快,若無其事,眼睛四下張望,想尋找一個可以交談的人,要人們把他們介紹給另一個人,或者建議“坐他們的車回去”。蓋爾芒特公爵一方面慶幸一陣“風”把他吹到了外甥身邊,但對我母親的冷漠接待——其實非常正常——深以為異,后來他公開說,我母親不討人喜歡,而我父親卻彬彬有禮,他說她“心不在焉”,甚至聽不見別人對她說什么,據他認為,她身體欠佳,頭腦不很清楚。然而,據說他很想把我母親的表現歸因于“當時的情況”,他宣稱,我母親為我外祖母的病情“深感悲痛”。但是,因為我母親沒有讓他把他的禮節全部做完,他還想補一下,況且他根本不理解媽媽無限悲痛的心情,出殯前一天,他竟問我是不是在設法排解媽媽的憂愁。
那天,外祖母的一個妹夫來了。他是教士,我從沒見過他。他給在奧地利的教會會長發電報告假,破例獲得批準。他內心極度悲傷,在床邊頌讀祈禱文和沉思錄,但那雙深陷的小眼睛一刻也沒離開病人。在我外祖母彌留之際,我看見這位教士悲痛欲絕,我心里卻很不好受。我凝視著他。他似乎對我的同情感到意外,于是出現了一樁怪事。他象一個痛不欲生而陷入沉思的人那樣,雙手并攏放到臉上,但是,因為他知道我會把視線從他身上移開,我看見他手指間留了一個小縫。當我目光離開他時,我看見他那銳利的眼睛從手指間的縫隙觀察我的痛苦是不是真誠。他隱蔽在手后面,就象躲在一個黑暗的懺悔室里一樣。他發現我看見他了,就立即把露出一條縫隙的格子窗關嚴。后來,我和他又見過面,但我們之間從沒有提起過這件事。我們相互達成了默契:我沒有發現他偷看我。教士和精神病醫生一樣,在他們身上總有一股預審法官的味道。再說,不管怎樣的朋友,不管他們對我們多么親密,和我們有著怎樣共同的過去,哪一個沒有不愉快的片刻回憶?而我們認為最方便的辦法不就是使自己相信他們大概已經忘記這些片刻了嗎?
為使外祖母的呼吸稍微暢通一些,醫生給她注射了一支嗎啡,他說要用氧氣袋。母親、大夫和看護修女手里都拿著氧氣袋,一個用完,又給他們遞上一個。中間有一會兒我離開了房間。當我回來時,我仿佛看見了一個奇跡。外祖母連續發出輕微的呼嚕聲音,仿佛在為我們唱一支快樂的歌,那快節奏的動聽的歌聲充滿了整個臥室,經久不息。我很快就明白,這歌聲不會比剛才嘶嘶的喘息更有意識,同樣都是無意識發出的。也許嗎啡在里面起了些作用,但這更是呼吸調節器改變的結果,因為氧氣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過氣管了。由于氧氣和嗎啡的雙重作用,外祖母呼吸不再困難,也不再發出呼嚕聲了,而是象在滑冰,敏捷而輕快地向著令人心曠神怡的空氣滑去。也許,在這歌聲中,除了有和笛子里的氣流聲一樣微弱的呼吸聲外,還夾雜著更象是人的嘆息聲,這種由于死亡臨近而發出的聲音使人相信這是昏迷的人發出的痛苦或幸福的呻吟,給這個長樂句加上了一個更悅耳動聽的、不變動樂句節奏的音調。樂句從變得暢通的胸部升起,繼而升高,然后下落,接著又一次升起,去追逐氧氣。爾后,這個在強烈的快感中夾雜著低聲哀求的歌聲在達到了最強音,并竭盡全力地延長后,在某些時刻,似乎完全停止了,猶如一條干涸的水泉。
弗朗索瓦絲每逢遇到傷心事,總感到需要把悲傷表達出來,但她連表達憂愁的最簡單的技巧都不具備,因而也就成了空需要了。當她認為外祖母已經完全無望時,她非常想讓我們知道她——弗朗索瓦絲的感受。但她只會重復一句話:“這真叫我受不了”,說話的語氣和她喝菜湯喝得太多時說“我胃上壓著一塊石頭”的語氣一樣平淡,不論是哪種情況,都比她自己似乎認為的要自然。盡管她的悲傷沒有很好地表達出來,但她確實很悲傷,何況,她女兒有事留在貢布雷(這位巴黎女郎現在把貢布雷輕蔑地叫做“鄉下”,她感到在那里會變成“鄉巴佬”),可能回不來參加葬禮,她就更傷心了,因為她覺得葬禮應該是極其壯麗的事。她知道我們誰也不會向人訴說悲痛,她怕別人同她說話,早就想好出殯那個星期,每天晚上都召見絮比安。她知道出殯的時候絮比安沒有空閑。她想,至少回來后要把情況給她“說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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