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天，媽媽實在拗不過外祖母，只好離開她一會兒，假裝去休息。為了使我外祖母能睡著，我要弗朗索瓦絲呆著別動。她不顧我的哀求，還是離開了房間。她愛我的外祖母；她有敏銳的洞察力，悲觀地認為我外祖母沒救了。因此，她想盡可能把她照顧好。但是，剛才她聽說電工來了。這位電工在他那家店里算得上老資格了，是老板的連襟，多年來，一直給我們這幢房子修電燈，大家都很尊重他，尤其是絮比安。在外祖母生病前，弗朗索瓦絲就同他約好了。要是我，我就讓他回去，或叫他等一等。可是弗朗索瓦絲的禮節不允許她這樣做，她認為這樣做不禮貌，對不起這個好人。因此，她就只好撂開外祖母了。一刻鐘后，當我怒氣沖沖地到廚房去找她時，看見她正在側梯的“平臺”上和那個電工聊天。樓梯上的門敞開著，這樣做有利也有弊，如果我們家的人來了，他們可以裝作正要分手的樣子，可是從敞開的門里進來的穿堂風可是夠人受的。于是，弗朗索瓦絲趕緊離開電工，一面還大聲問候他的妻子和內兄，剛才她忘記說了。講禮貌是貢布雷的一大特點，弗朗索瓦絲甚至把它用進外交中了。那些傻瓜們認為，豐富多采的社會現象為人們提供了深入研究人類靈魂的好機會，其實他們應該懂得，只有深入研究一個人，才有可能了解這些現象。弗朗索瓦絲曾不厭其煩地對貢布雷的園丁說，戰爭是最瘋狂的罪惡，什么也比不上生存的重要。然而，當俄日戰爭爆發后，她看見法國沒有參戰，沒有幫助“可憐的俄國人”（“既然同他們是盟友”，她說），就覺得對俄國沙皇過意不去。她認為我們這樣做，是對尼古拉二世的失禮，因為他“對我們從來只說好話”。遵照同一個禮儀準則，絮比安請她喝酒時，她從不拒絕，雖然她知道這杯酒會“引起消化不良”；同樣，在我外祖母垂危時刻，她認為她不能不去向那個白跑了一趟的心地善良的電工道歉，否則，就象法國對日本保持中立那樣，會落個不誠實、不守信的罪名。

　　弗朗索瓦絲的女兒要離開好幾個星期，這樣快就擺脫了她，這對我們是件大好事。在貢布雷，如果有人生病，人們總要給病人親屬一番勸告：“你們也不設法帶病人出去走一走，換換空氣，恢復一下食欲，等等”，弗朗索瓦絲的女兒不僅重復這些陳詞濫調，而且還憑空想出了一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見解，她每次看見我們，總是不厭其煩地重復，好象要強迫別人相信似的：“她應當一開始就徹底治一治。”她主張什么樣的治療方法都可以采用，只要能徹底治病就行。至于弗朗索瓦絲，她看見我們給外祖母用藥很少，一方面感到很高興，因為她認為藥物對胃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更覺得丟臉。她有一個遠房親戚住在南方，比較富裕。他們的女兒青春少年就病魔纏身，二十三歲便玉殞香消。在她生病的那幾年中，她父母幾乎傾家蕩產為她買藥，給她請各種醫生，把她送往一個又一個溫泉“治療地”，直到她最后死去。然而，弗朗索瓦絲認為，這對她的親戚猶如一種奢侈品，就好象他們有過幾匹賽馬和一座城堡。他們雖然為失去愛女而心痛欲裂，但他們也為給她治病不惜錢財而感到光榮。他們現在囊空如洗，尤其是失去了最寶貴的財富——他們的掌上明珠，但他們總愛在人前夸耀說，他們為她做了一切，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也只能做到這樣，甚至不如他們。最使他們得意的是，他們可憐的女兒一連幾個月，每天照好幾次紫外線。父親在悲痛中感到幾分光榮和自豪，有時竟然把他的愛女比做巴黎歌劇院的一顆明星，為她傾盡了全部家產。弗朗索瓦絲對這些盡心盡力的表演不會無動于衷。她覺得，我們為外祖母治病不大盡心，只適合在外省一個小舞臺上表演。有一段時間，尿毒癥使我外祖母出現了視覺障礙，連續幾天什么也看不見。她的眼睛看上去絲毫不象是瞎子的眼睛，還是原來那個樣子。當有人進來時，我看見她笑得很古怪，才明白她看不見了。一有人開門，她就開始微笑，一直笑到我們握住她的手向她問候時才收住。這個微笑開始得太早，然后凝固在唇際，一成不變，但總是對著門口，努力讓四面八方都能看見，因為它不再有視力幫它起調節作用，為它指明時刻、方向和目標，使它隨來人的位置和表情的變化而變化；因為它孤孤單單，形單影只，沒有眼睛的微笑為它分散一些來人的注意力，因而在不自然中顯得過分裝腔作勢，使人感到親切得有點過頭。不久視力恢復了，游移不定的病痛從眼睛轉到耳朵。我外祖母耳聾了幾天。她怕有人會突然進來，而她卻聽不見，于是，她隨時（盡管臉朝著墻壁）都會突然把頭轉向門口。可她的脖子轉動很不靈活，因為培養用眼睛聽聲音（且不說看聲音）的習慣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最后痛苦減輕了，但講話的障礙卻有增無已。外祖母每說一句話，我們幾乎都要叫她重復一遍。

　　現在，外祖母感覺到大家聽不懂她的話了，干脆一句話也不說，靜靜地躺著。當她看見我時，她就象突然沒了空氣似地身子猛地一顫，她想同我說話，但只吐出幾個不清楚的音。于是她無可奈何地把頭重新落到枕頭上，疲憊地躺在床上，猶如大理石般嚴肅、冷漠，兩只手一動不動地貼在床單上，或者機械地做著一個動作，象是在用手帕擦指頭。她不想思考。接著，她開始經常煩躁不安。她老想起床。但是我們盡量不讓她起來，怕她發現自己已經癱瘓。有一天，我們讓她一個人呆了一會兒，我發現她穿著睡衣站在窗口，想打開窗子。

　　在巴爾貝克時，有一天人們救了一個不愿意被人救的投水自盡的寡婦，寡婦對我說（也許是為一種預感所驅使，有時候，我們能從自身神秘莫測的、但似乎能反映未來的器官生活中得到預感），她沒見過象這樣殘酷的事，一個走投無路的女人想死，卻不讓她死，偏要她繼續遭受痛苦的煎熬。

　　我們急忙上前扶外祖母，她同我母親進行了一場近乎粗暴的搏斗，最后敗下陣來，被強行按在安樂椅上。她已沒有愿望，也沒有遺憾，她的臉又變得沒有表情了。她開始仔細地把皮大衣掉在她睡衣上的毛毛一根根地捻掉。這件大衣是我們剛才手忙腳亂地給她披上的。

　　她的眼神完全變了，時常充滿憂愁、哀怨和驚慌，再不是從前的樣子了，而是一個說話顛三倒四的老嫗所特有的那種無精打采的眼神。

　　弗朗索瓦絲老問我外祖母想不想梳頭，問多了她也就相信這是我外祖母自己提出來的了。她拿來了毛刷、梳子、香水，還有一條披肩。她說：“我給阿梅德太太梳梳頭，累不著您的。身體再虛弱，讓人梳頭總是可以的。”換句話說，誰也不會虛弱到不能讓人給梳頭的地步。但是，當我走進房間，看見弗朗索瓦絲那雙冷酷無情的手在不停地擺弄一個腦袋，腦袋被擺弄得時而精疲力竭，時而疼痛鉆心，無法保持必需的姿勢，東歪西倒，腦袋上垂老的頭發無力忍受梳子的接觸，發出哀怨，可是弗朗索瓦絲卻神情興奮，仿佛正在使我外祖母恢復健康。我看到弗朗索瓦絲快梳完了，不敢催她，也不敢對她說：“夠了”，怕她不服從我。但是，我看見弗朗索瓦絲殘忍而無辜地把一面鏡子放到外祖母面前，讓她看看頭梳得滿意不滿意，這時，我一個箭步沖了上去。開始，我為能及時地從弗朗索瓦絲手中奪走鏡子，沒有因一時疏忽而讓外祖母從鏡子里看見她自己無法想象出來的模樣而感到高興（我們一直十分小心，不讓她接觸任何鏡子），可是，唉！我只高興了一會兒，當我俯身吻她那被擺弄得精疲力竭的美麗額頭時，發現她用一種驚奇的、不信任和氣憤的目光看著我：她沒有認出我是誰。

　　據我們的醫生說，這是腦充血加重的一種征兆。必須把血抽掉。戈達爾大夫躊躇不決。弗朗索瓦絲希望醫生采用“劃痕”吸杯法，但把“劃痕”說成了“挖痕”。她在我的詞典中找這個詞，但沒找到。即使她說“劃痕”，而不是“挖痕”，也休想找到，因為她查錯了詞的部首，她嘴里說的是“挖痕”，但寫起來（因而也就認為這是正確的寫法）卻成“滑痕”了。使她感到失望的是，戈達爾大夫傾向于——但不抱很大希望地——用螞蝗。幾個鐘頭后，我走進外祖母的臥室，看見黑乎乎的小蛇爬滿了她的頸背、太陽穴和耳朵，在她血淋淋的頭發中扭動，就象在美杜莎的頭發中扭動一樣。可是，在她蒼白而鎮定的、靜止不動的臉孔上，我看見一雙睜得很大的、明亮而安詳的眼睛，還象從前那樣漂亮（也許比病前更充滿智慧，因為她不能夠說話，不能夠動彈，全憑她的眼睛表達思想，多虧螞蝗從她身上吸走了幾滴血，她的思想似乎可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再生），火光照亮著病人面前重新獲得的世界。她的平等不再是絕望音的逆來順受，而是希望者的順從。她意識到她的病情將要好轉，她要小心謹慎，不想動彈，只是賜給我一個動人的微笑，讓我知道她感覺好了一些，同時輕輕捏了捏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