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期間,有一個人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外祖母那變了模樣的、她女兒不敢正視的臉,目光流露出驚訝和不祥,使人感到很不謹慎。這個人就是弗朗索瓦絲。倒不是她不真心愛外祖母(她看見媽媽表情冷漠,甚至很失望,有點忿忿不平,認為媽媽應該哭著撲向母親懷里),而是生來就愛作最壞的預想。她從童年起就具有兩個特點,二者貌似互相排斥,然而一旦匯合起來,就會威力無比:一是下層人的缺乏教養,看到別人肉體受苦受難,本應裝作沒有看見,但卻毫不掩飾地讓自己的印象,甚至讓痛苦和恐懼顯現在臉上;二是鄉下人的麻木不仁和冷酷無情,沒有機會擰雞脖子,也要扯蜻蜓的翅膀過過癮,看到別人肉體受苦居然會感興趣,也不覺得難為情。
弗朗索瓦絲小心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后,感覺說話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癥只導致了一根血管的輕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諾言,幫助媽媽度過她所面臨的最殘酷的時刻。
“嘿!我的女兒,”她對媽媽說,一只手握住媽媽的手,另一只手仍然捂在嘴上,因為有些字她在發音時仍感到有點費勁,用手捂著嘴可以掩飾過去。“瞧你多么憐愛你母親,你當消化不良就那么舒服!”
我母親這才第一次——因為她不愿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開始背誦不能兌現的誓言:
“媽媽,你很快就會好的,是你的女兒在向你作保證。”
她走過去,謙卑而虔誠地在親人額頭上吻了吻,她把滿腔的愛和盼母病愈的愿望全都寄托在這個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顆心把這個吻一直護送到她的唇邊。
外祖母抱怨壓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象壓著一層泥沙石土一樣。她想把被子掀開,卻無論如何也掀不動。她不知道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絲沒把床“收拾”好。她一陣痙攣,把那些細羊毛毯那浪花四濺的波濤全部拋到左腿那一邊。毛毯在那里堆積成山,就象沙子在海灣上堆成沙丘,如果沒有筑堤壩,海灣很快就會被潮水挾帶來的砂礫變成海灘。
我和母親甚至不愿意說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們的謊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飾的弗朗索瓦絲戳穿了),好象這樣說,會使仇者痛快(何況她沒有仇人),而不這樣說,就意味著對她有更深厚的感情。總之,我們此時此刻完全受一種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這種情感的驅使下,我認為,安德烈對阿爾貝蒂娜愛得不是很深,因為她對她表示出過分的同情。這一類現象屢見不鮮,俯拾皆是,不僅個人會有,大家都會有,甚至大的戰爭也會有。在戰爭中,不愛國的人不見得說祖國的壞話,但認為它完了,可憐它,看什么都漆黑一團。
弗朗索瓦絲幫了我們大忙。她有熬夜的本領,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兒。有時候,她一連好幾夜未合眼,可是她剛上床,才睡了一刻鐘,我們不得不又把她喊起來,但她卻為能干累活而感到高興,仿佛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活兒似的,她臉上不僅沒有一點不悅,反而露出滿意和謙卑。不過,只要做彌撒,也就是吃早飯的時刻一到,弗朗索瓦絲就會悄悄溜走,哪怕我外祖母就要咽氣,她也要準時趕去做她的“彌撒”。她不可能,也不愿意讓她年輕的聽差代替她。她從貢布雷帶來了一個極其高尚的觀念,仆人要對我們各盡其職,她不能容忍我們的仆人有任何“失職”的行為。她不愧為一個非常高尚、非常專橫、非常有效的女教師,在她的調理下,到我們家來做事的仆人不管多么墮落,也會很快改變他們的人生觀,變得純潔高尚起來,甚至不再拿“五厘回扣”,看見我手里提著東西,即使份量很輕,也會立即跑來把東西接過去——盡管他們從前極不樂意幫助人——生怕把我累壞。不過,弗朗索瓦絲在貢布雷養成了另一個習慣,做事從不讓別人幫忙,她把這個習慣帶到了巴黎。她覺得接受別人幫助,好比是接受一種侮辱。有時候有的仆人一連幾個星期早晨起來向她問候,總得不到她的回禮,仆人去度假時,她甚至連一聲再見都不說,仆人猜不出是什么原委,其實,就因為弗朗索瓦絲有一天身體不爽,他們想幫她干活而把她得罪了。現在我外祖母身患重病,弗朗索瓦絲更把她的工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她是我外祖母的專職傭人,在這莊嚴的日子里,她不愿意看到別人越俎代庖,篡奪她的角色。因此,她那位年輕的聽差被她撇在一旁,無事可做,他對仿效維克多在我書房里拿我的信紙已感到不滿足,開始從我的書櫥里取走詩集。白天大部分時間他都用來讀詩。無疑,他這樣做是出于對詩人的贊賞,但也是為了在業余時間給同村好友寫信時,能引用詩人的詩句。當然,他想用這一招使他的朋友們目眩神迷。可是他想問題缺乏連貫性,他認為這些詩是在我的書櫥里找到的,一定是家喻戶曉,人人都會引用,因此,當他給他的鄉親寫信時,他想讓他們大吃一驚,他在談自己的想法時,夾幾句拉馬丁的詩,就象在說“走著瞧吧”,或“您好”一樣。
外祖母感到疼痛難忍,醫生準許她用嗎啡。使用嗎啡后疼痛雖然減輕了,但不幸的是,尿中蛋白含量相應增加。我們想打擊在外祖母身上定居的疾病,但卻總是打錯地方;挨打的總是外祖母,以及居于中間的她那可憐的身體,可她只是輕輕呻吟。我們給她造成了痛苦,卻不能給她帶來任何好處。我們本想根除兇惡的疾病,卻不料只是輕輕觸了觸它的皮毛,這樣反而更把它激怒,說不定它會提前把它的女俘吞掉。前幾天,尿中蛋白含量劇增,戈達爾大夫沉吟片刻,決定不用嗎啡。這個普通而平凡的人,每當他沉思的時候,在他權衡兩個處方各有哪些害處,直到最后作出決定的短暫時刻中,總表現出一種大將風度,就象一個一生碌碌無為的將軍,在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候,當他沉吟片刻,作出從軍事上看極為明智的“與東方對峙”的決定時,閃爍著一種動人心魄的精神。從醫學上講,哪怕沒有希望治好尿毒癥,也不應該加重腎的負擔。但另一方面,當外祖母不用嗎啡時,她的疼痛卻變得無法忍受。她又開始不停地動,每動一下都要發出呻吟:在很大程度上,痛苦是肌體的一種需要,肌體需要了解一種它所擔心的新狀態,使感覺與之相適應。人們可以從不舒服中辨到痛苦的來源。不舒服的感覺并非人人皆有。在一個充滿濃烈煙味的房間里,兩個感覺遲鈍的人走進來,只管忙他們的事;第三個人感覺靈敏,就會不停地受到煙味的侵擾。他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不斷用鼻子嗅這煙味。他似乎應該想辦法不聞到味道,可每次都想使他受到侵擾的嗅覺聞得更準確。因此我們可以說,一種牽腸掛肚的憂慮可以使人忍受住劇烈的牙痛。當外祖母象這樣疼痛時,她那淡紫色的額頭上大汗淋漓,粘住了一綹綹白發;當她以為我們不在她房里時,她就會大聲呻吟:“啊!這太可怕了!”可是,只要一看見我母親,她就立即竭盡全力使痛苦從她臉上消失,或者干脆重復同樣的呻吟,還要作一番解釋,這補加的解釋賦予我母親可能聽到的呻吟以新的含義:
“啊!我的女兒,這太可怕了,天氣那么好,我多想出去走走,可我卻不得不躺在床上,我對您的禁令很生氣,眼淚都給氣出來了。”
但是,她卻不能阻止她的眼神發出呻吟,額頭冒出汗水,四肢痙攣驚跳,雖然痙攣立即控制住了。
“我不疼,我哼哼是因為我躺著不舒服,我感到頭發亂七八糟的,我有點惡心,我碰到墻上了。”
我母親守在床頭,凝視著外祖母的痛苦,仿佛象這樣用目光穿透這痛苦的額頭和這隱藏著疾病的身軀,就可以擊中并消除外祖母的痛苦。我母親說:
“不,親愛的媽媽,我們決不讓你象這樣痛苦,我們要想個辦法,你耐心等一等。我可以親你一下嗎?你不用動的。”
她俯下身子,雙腿彎曲,半蹲著,仿佛這種謙卑姿勢更能使她熾烈的獻身愿望得到滿足,她把包容著她全部生命的臉湊近外祖母,就象在遞給她一個圣體盒。這張臉刻著酒窩和皺紋,猶如刻在圣體盒上的浮雕,多么深情,多么悲痛,多么溫柔,說不清楚這是用親吻,還是用啜泣或微笑的刻刀刻成的。外祖母也盡量把臉遞給媽媽。她的臉變化極大,如果她有力氣出門,毫無疑問,人們只能根據她帽子的羽毛認出是她。她的面部輪廓似乎正在塑造中,她努力避開其他模子,按照一個我們不認識的模子塑造自己。雕塑家的工作已接近尾聲,臉變小了,同樣也變硬了。臉上的經脈看上去不象是大理石的,卻象是一塊凹凸不平的石頭上的紋理。因為呼吸困難,她的頭總是向前傾,但同時又因為太累,背總是往后縮。這張凹凸不平的、變小了的、極富表情的臉孔,使人想起一尊史前雕像,活象野蠻的女看墓人的臉孔,粗糙,淡紫色,紅棕色,充滿著絕望。但是整個雕像尚未完竣。接著必須把它敲碎,然后把它葬入這個用痛苦的攣縮費力地保留下來的墳墓中。
我外祖母不停地咳嗽和打噴嚏。在這樣一個俗話說走投無路的時刻,我們接受了一個親戚的建議,請來了某專家。這個親戚斷言,請某專家看病,三天保好。上流社會人士談到他們的醫生時,總說這句話,而人們相信他們的話,就象弗朗索瓦絲相信報上的廣告一樣。某專家來了,帶來了那只裝滿感冒病毒的藥箱,就象厄俄爾帶著他的牛皮口袋一樣。外祖母堅決不讓醫生檢查。醫生白來了一趟,我們很過意不去。因此,當他提出要給我們每個人檢查鼻子時,我們沒有拒絕,盡管我們的鼻子一點毛病也沒有。可他說我們有病,說偏頭痛或腸絞痛,心臟病或糖尿病,無一不是一種尚未被認識的鼻子病。他對我們每個人都重復同一句話:“這是一個小鼻甲,每次看見它,我都很高興。還留著它干什么?我用點狀燒灼術給您把它去掉。”當然,我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我們心里嘀咕:“去掉什么呢?”總之,我們的鼻子都有毛病;但是他搞錯了,當時我們的鼻子并沒有毛病。因為第二天,他的檢查和臨時包敷生了效,我們都得了他的重傷風。當他在街上遇見我父親時,見他不停地咳嗽,就笑了,心想一個無知無識的人也許會以為是他給看病看出來的哩,其實他給我們檢查時,我們就已經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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