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溪先生取數年辛勤所搜集之有關梨園史料三十八種,將要刊行問世,叫我給作一篇序。關于這作序的事,我一方面是愧不敢當,一方面卻又義不容辭。愧不敢當的是,凡找人作序的,必定這個人名望學問全都能超過自己,那樣才去找他。我自問我的名望學問,那一樣也比不上次溪先生。因為他在談劇界是成了名的人物,無論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只要有辦戲曲刊物的,沒有不以得到他的一篇稿子為無上榮耀,而他所以能到這種地步的,又完全是有戲劇的學問所致。戲曲是一種文學,又是一種藝術,過去也有數百年的歷史,如果我們想要研究它,也非得多看書籍不可。但這類書籍,是極少而又極為難得,所以我們第一步工作,就得先去搜輯采訪。次溪因為看到這一點,所以在七八年前,便終日用心去作采訪,同時恐怕一人精力有限,又拉上方問溪先生幫他的忙。北平市上各大小書鋪,甚而至于街上所擺列的書攤,無一處沒他們蹤跡,也無一處不認識他們。就按這一層說,也足證明他們用力之勤了。凡人作事,只不辭勞瘁,有堅心毅志的干下去,沒有不成功的。就如編中的《燕蘭小譜》,在葉德輝先生尋找多少年,僅僅得到一部,后來翻刻之本,且又不甚清楚。而次溪、問溪竟能購到一部原刻本,上邊并有吳太初氏的圖章??上~德輝死了,他要是活著的話,拿上叫他一閱,想他定有最大的驚嘆罷。又如《法嬰秘笈》一書,在作《菊部群英》的時候,已認為不易得到。《菊部群英》是同治末年作的,《法嬰秘笈》是咸豐四、五年作的,相差不過十余年光景,已竟將該書視同珍物,嘆為難以尋覓,而他們能于數十年后反可獲得,這其中恐怕有非人力所能企及者。上自《燕蘭小譜》,下及清朝末年人的作品,輯到三十余種,可說二百年來的梨園史料,完全都寄存在這里了。次溪腦筋中既然有爛熟的史料,這總可以算他有戲劇的學識了。實至自然名歸,他所以能在中國談劇界里占有重要位置的,也并非是僥幸所致。次溪先生既有充實的學識,高大的名望,現下出書找人作序,乃至使我也來一篇,這不是問道于愚嗎?我所謂愧不敢當的,便是為此。但是若按我和這部史料關系方面說,卻又義不容辭。所謂關系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原編輯人外,只有我曾窺過全豹,并且也有我一點心血在內。說這話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我一向本在保定辦中等學校,近二三年,因受農村經濟破產影響,求學者減少,學校更沒發展希望,于是我毅然決然的脫離了教育界,來北平別謀出路。
到平以后,就住在次溪先生家里,閑居無聊,便取出他所搜集的這一部梨園史料,來作解悶之物,隨即看出近來談劇者雖然不少,但實缺乏有系統的整理。又常到問溪先生家里閑談,問溪是深于戲曲音樂的人,對于音樂,并也有很好的成績,論他那點造詣,就在現在是很不易得的人才,可惜世人對于此道不知注意,所以使他就無用武之地,埋沒不傳。此時問溪常常取其心得,述之于我,用作談話資料。我因得到這兩方面的啟發,便對于戲曲也稍有所得,才寫成《腔調考原》一書。那時我們三人,是每日必定聚晤一次,互相研討,認為燕都為戲曲發源地,其中文物掌故極富,獨嘆社會人士,多不去注重,好像礦產一般,在我國本有極好的礦產,但沈埋地下,尚無人加以開采,說起來真是汗顏。因為我們自己棄貨于地,所以外國人便來越俎代庖。日本青木正兒乃有《中國近代戲曲史》之作,鄭震君已為之翻譯刊行于世,在對于我國戲曲沒有深刻研究的人,乍一看他那部作品,一定認為不得了的東西,其實要實際考查,里邊的錯誤不知道有多少。我們思著為祖國爭點光榮,乃愈努力于搜集史料,以期反駁彼之謬誤。先是次溪從北平研究院中抄出幾個有梨園史料的碑文。但只碑面正文,無碑陰刻字。我以為既立一碑,當然要把立碑人的姓名鑿上。原碑文既缺,我們不妨給它補上,是后遂開始作訪碑工作。首先是到崇文門外,找春臺義園碑記,因找春臺義園,借著又發現了安慶義園的兩塊碑。精忠廟的碑記,本來只有一塊,經我們不但把碑陰補上,又多抄寫出兩塊。爾時次溪因公務所迫,無多閑暇,自后此項工作,就讓我和問溪辦的時候為多。中如陶然亭一碑,又最費周折,因為研究院拓片上寫的是右安門內陶然亭,我們在陶然亭里邊把碑找遍了,也找不到。第二次又從陶然亭底下,經過荒田野冢間,一直找到右安門內,也是蹤跡毫無。第三次偕上次溪,我們三人從龍爪槐找到毗廬庵,又找到黑龍潭,仍舊撲了一個空。直到第四次,我和問溪又到陶然亭,才發現南房檐下,新立的那一塊刻著陶然亭三個大字的,就是取雍正十年梨園館碑記,磨去正面而改成的。我們二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將碑陰字刻,摹寫出來。此后又繼續到梨園新館、松柏庵、盆兒胡同、天寧寺等處,經過一年多的功夫,方完成了《梨園金石文字記》一書。我既是與這部史料有這樣一段因緣,目下書要出版,讓我作一篇序,那我又焉能推諉不作。但因時間問題,對于此書內容的特點,也不能細為介紹。大略說來,可分三項:第一、人的問題,自雍正以來,燕都梨園中的名輩,其姓字十之八九,可以據此考出。第二、戲出問題,我們可以知道,在那一個時期,所盛行的都是什么戲,及其演進的變化如何。第三、年月問題,我們可以確實某一個伶人,是某一個時代的人,這全都是關于作《清代戲曲史》最重要的地方。我現在是整理升平署史料的,一俟稍能告一段落之后,尚擬與次溪合編《清代戲曲史》,同時若再為時間所允許,更擬幫助問溪,把關于戲劇的音樂方面,也加上一番整理工夫,使能歸于科學化、普遍化,這樣自可促中國戲曲使之有發展的希望。更愿留心舊劇的收藏家,都要存一種發展戲曲的公心,不要得到一二種參考材料,即嚴密扃鎖,視如珍寶。把改進中國戲曲的責任,大家擔負起來,那樣才可有光明緝熙的一日哩。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芷章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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