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第一卷(24)

　　回到羅貝和他朋友身邊后，我沒有實話告訴他們我的心已經不和他們在一起，也沒說我已下決心要離開他們。圣盧似乎信以為真，但我知道他一上來就明白我的猶豫決不是假裝的，他明白第二天就找不到我了。他的朋友讓他們面前的飯菜涼著，和他一起查閱火車時刻表，弄清楚我可以乘哪一趟車返回巴黎；機車的汽笛聲在滿天星斗的寒冷的夜空中嘶鳴，可是我此刻心潮翻騰，失去了平衡。在這里，朋友們的友誼和從遠處傳來的火車長鳴聲使我度過了多少個心境恬靜的夜晚啊！就是今天晚上，他們還在為我效勞，不過用另一種形式罷了。當我知道不再是我一個人為我動身問題煩惱的時候，當我感到我那些精力充沛的朋友——羅貝的同事——和另一些身強力壯的朋友——火車——都在充分調動積極性為我動身效勞的時候，我就感到心里踏實多了。火車每天早晚往返于東錫埃爾和巴黎之間，事后回想起來，這滾滾的車輪把我濃縮的、不可忍受的和外祖母長期分離之情壓得粉碎，壓成了每天都有可能踏上歸途的渺茫希望。

　　“我相信你講的是真話，你還不打算離開這里，”圣盧微笑著對我說。“可是你還是作好走的準備，明天一大早就來同我告別，否則我可能見不著你了。我湊巧要到城里去吃午飯，上尉準假了。我得趕在兩點鐘前回到營房，因為我們要操練一整天。這沒問題，我吃飯的那家老爺會用車子把我按時送回營房的。他家離這兒三公里路。”

　　圣盧剛說完，我下榻的旅館就有人來找我，要我到郵局去聽電話。我是跑去的，因為就要打烊了。郵局職員回我話時，都說是“長途電話”。我心里不安極了，因為是外祖母來的電話。郵局就要關門。電話終于接通了。“是外婆嗎？”一個帶著濃厚英國口的聲音回答我：“是呀，可我怎么聽不出是您的聲音？”我也聽不出同我說話的人是我外祖母，況且，她從來不用“您”稱呼我。最后疑團終于解開：原來，這個外祖母要找的那個年輕人幾乎和我同名，而且也下榻在我住的旅館里。湊巧這一天我也曾想給外祖母打電話，聽到有人叫我接電話，我就深信不疑是她老人家打來的了。然而，剛才郵局和旅館雙方都搞錯，卻完全是巧合。

　　第二天早晨，我磨磨蹭蹭地去找圣盧時，他已去鄰近的那個城堡赴宴了。將近一點半鐘時，我準備到軍營去碰碰運氣，好等他回來就同他告別。在一條通往軍營的林蔭道上，我看見一輛輕便馬車從后面駛回來了。當馬車駛近我跟前時，我給它讓道。駕車的是一個士官，戴著單片眼鏡，正是圣盧。他身邊坐著那位請他吃飯的朋友，我在羅貝的飯店里同他見過一面。我看見圣盧不是一個人，就沒敢喊他，可我又想叫他停車把我捎走，就使勁地朝他揮了揮手——有不認識的人在場一般都做這個動作——想引起他的注意。我知道羅貝是近視眼，但我深信只要他看見我，就一定會認出我的。可是他看見我同他打招呼了，也還了禮，卻沒有停車。他飛馳而去，面部表情凝固，沒有一絲笑紋，只是把手舉到帽沿上，足足舉了兩分鐘，仿佛在給一個不認識的士兵還禮似的。我朝軍營奔去，但路還遠著呢，當我跑到那里，騎兵團已在院子里集合了。人家不讓我呆在院子里。我沒能和圣盧告別，心里懊惱萬分。我上樓到他宿舍去找他，他已不在了。我看見一群病號站在窗口觀看騎兵整隊，還有幾個免去隊列訓練的新兵，一個老兵，以及那個年輕的業士。我上前向他們打聽。

　　“你們沒看見圣盧中士嗎？”我問。

　　“先生，他已經下去了，”老兵說。

　　“我沒看見，”年輕的業士說。

　　“你沒看見？”老兵說，把我撇在一旁再也不理了。“你沒看見我們那位大名鼎鼎的圣盧？他穿著簇新的褲子，帥極了！

　　軍官呢的料子！一會兒上尉看見了非剋他不可！”

　　“什么！軍官呢！別開玩笑了！”年輕的業士說。他因為生病留在寢室里，不去參加隊列訓練，試著和老兵耍嘴皮子，不過心里總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你說的軍官呢就是這種呢吧。”

　　“先生？”提到軍官呢的那個“老兵”光火了。

　　他對業士不相信圣盧的褲料是軍官呢感到非常生氣。但他是布列塔尼人，從小生長在一個名叫邦居埃爾恩—斯代雷登的小村莊里，學講法語就象學講英語或德語那樣費力氣。他一激動就重復兩三次“先生”，好有時間找到該說的話。經過一番準備后，他就開始發表長篇大論了，其實也就是重復幾個比別人掌握得要好一些的詞語而已。但他不慌不忙，不心翼翼，避免在發音上出差錯。

　　“什么！是這種呢？”他氣忿地接著說，越說越氣，越說越慢。“什么！是這種呢？當我跟你說軍官呢，當—我—跟—你—說—這—個—，既—然—我—跟—你—說—這—個，因為我知道這個。咱可不會吹牛皮。”

　　“啊！是這樣，”年輕的業士被他這番理由說得心服口服了。

　　“瞧，那不是上尉來了嗎？不，你看圣盧，你看他腿的動作，再看他的頭，他象士官嗎？還有單片眼鏡，啊！甩來甩去的多帶勁！”

　　我看見這些士兵光顧說話，把我冷落在一旁，便懇求他們也讓我從窗口看一看。他們沒有說不讓，但也沒有挪動身子。我看見德·鮑羅季諾上尉騎馬飛奔而過，氣宇軒昂，威風凜凜，他仿佛產生了幻覺，仿佛正置身于波瀾壯闊的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有幾個行人圍在軍營門口，觀看騎兵團開出營門。鮑羅季諾親王直挺挺地騎在馬背上，胖乎乎的臉，兩腮飽滿，一副帝王的福相，眼睛清澈明亮。他仿佛已進入奇妙的幻境，就象我似的，每當電車駛過，震耳欲聾的車輪聲被寂靜代替，我就會產生一種幻覺，會朦朦朧朧地聽見優美動聽的顫音掠過寂靜的天空，劃出一道道波紋。我沒有能和圣盧告別，心里非常懊惱，但我還是動身了，因為我只想早點回到外祖母身邊：自從我來到這個小城，每當我思念外祖母，想象她一個人在做什么事時，浮現在我腦際的形象仍然是和我在一起的那個外祖母，只不過我把自己抹去了，一點沒有考慮我不在她身邊會給她帶來多大的痛苦；現在，我恨不得馬上回到她的懷抱，擺脫那個糾纏著我的、驟然被她的聲音召來的意想不到的幽靈。這是一個確實已同我分離的、上了年紀的外祖母的幽靈。我還是第一次感到我外祖母上了年紀。她形單影只，聽天由命，呆在一套空空蕩蕩的房間里——就是從前我到巴爾貝克海灘療養時，我想象媽媽一個人呆著的那套房間——剛剛收到了我的信。

　　唉！當我突然走進客廳時（我沒有事先通知外祖母），一眼看見的正是這個幽靈。外祖母正在看書。我站在客廳里（更確切地說，我還沒有進入客廳，因為她還沒發現我），我看見她在沉思，在思考一些從沒有在我面前暴露過的問題，仿佛在偷偷地做一件針線活兒，有人進來，她就會立即把它藏起。只有我一個見證人，只有我一個旁觀者，我一身旅行裝束，我是外人，是攝影師，來給今生再也見不到的地方拍張照片——這是一種特權，盡管轉眼就會消失，但在我們回到家的一剎那間，能意外地看到我們不在家時的情景。在我突然看見我外祖母的一瞬間，我的眼睛確實象照相機那樣攝下了一張照片。我們看見親愛的人從來都要經過纏綿的溫情加工，在溫情永恒的運動中加工，不等親人的臉孔在我們腦海中留下形象，溫情先把形象卷進漩渦，使它同我們頭腦中的一貫印象粘在一起，合二為一。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額和臉頰反映了她思想深處最經常、最細膩的感情，既然每一個習慣的目光都有一種魅力，每一張心愛的臉孔都是過去的鏡子，我又怎么能看見我外祖母那日益變得遲鈍而衰老的形象呢？何況我們的眼睛反應我們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無關緊要的場面，我們的眼睛也會象一出古典悲劇那樣，對那些與劇情無關的東西不屑一顧，只保留能使劇情變得明白易懂的形象。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個純物質的東西，用一架照相機去看東西，那么，比如說，我們在法蘭西研究院的院子里看見的，就不是一個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馬車，而是這個院士因怕摔交而小心翼翼、搖搖晃晃走路的樣子，是他摔倒時的拋物線，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結著一層薄冰。同樣，如果老天爺偶爾和我們開一次殘酷的玩笑，使我們靈活而虔誠的溫情沒有及時把絕對不能讓我們看見的東西隱蔽起來，而是讓我們的眼睛第一個趕到現場，自由地行動，象照相機那樣機械地工作，這時，我們看見的將不是那個被我們的溫情每天無數次地披上一件珍貴而虛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個死亡才會顯示的身影。其實，如果不是溫情千方百計加以阻撓，我們早就應該看到這個身影了。對我來說，外祖母還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從來都是通過自己的心靈，通過一個個大同小異、互相重疊的透明回憶來看見她的。她總是過去某一時期的她。一個久不照鏡子，平時僅僅根據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臉孔是什么樣子的病人，當在一面鏡子中猛然看見自己真實的形象，看見一張干枯而凄涼的臉孔上高高聳起一個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紅大鼻子時會嚇得后退一步，我就象這個病人，當我在我們的客廳里，在這個屬于一個新世界的、一個時間的世界的、一個生活著“隨時間而變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廳里，突然看見一個意氣消沉的陌生老嫗坐在沙發上，在昏暗而沉悶的紅色燈光下讀一本書，滿腹心事，滿臉病容，一雙有點失常的眼睛在書上來回移動，這時，我才第一次看見我外祖母這種精疲力竭、老態龍鐘的真實形象，但僅僅在片刻之間，因為這個形象轉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圣盧提出想去看德·蓋爾芒特夫人珍藏的埃爾斯蒂爾的畫時，他對我說：“我擔保她會答應的。”不幸的是，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看來，擔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我們的頭腦對別人會產生各種印象，當我們任意運用這些印象時，就不假思索地擔保別人會答應。當然，即便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會考慮到因別人的性格和我們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難，我們會想出這樣或那樣的辦法，或誘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動之以情，向人們施加有力影響，認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提出相反的意見。但是，別人同我們性格上的差異，仍然是我們的主觀想象；這些困難靠我們排除；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要靠我們決定。有些行動，我們在想象中讓另一個人做過一百遍，可以說得心應手了，可是真要讓這個人干起來，就大不相同。我們會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許是不可克服的阻力。最大的阻力莫過于一個單相思的男人在一個不愛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這種反感散發出一種難以消除的惡臭：在圣盧沒有來巴黎的漫長的幾個星期內，他舅媽一次也沒有邀請我到她家去看埃爾斯蒂爾的畫，但我肯定圣盧給她寫過信。

　　在這幢房子里還有一個人對我也很冷淡。他就是絮比安。他是不是認為我從東錫埃爾歸來時，應該先去向他請安，然后再回家？我母親說不是這個原因，叫我不必大驚小怪。弗朗索瓦絲對她說過，絮比安就是這個脾氣，會無緣無故地突然不高興，但很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