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總目于此書之下雖注為永樂大典本，其實館臣重輯時，系以姚之骃本為主，參之以大典所載，然后旁考唐、宋諸類書，自北堂書鈔至太平御覽以補之。觀提要此節，語意自明。若更讀本書校語及佚文，與夫四庫全書考證，尤可得其梗概。后人動稱殿本東觀漢記輯自永樂大典者，皆未細讀本書之過也。大典所載，蓋亦宋末或元、明人所輯，初非采自元書。否則南宋秘閣已止存列傳九篇，安得如許之殘編斷句乎？姚本沿明人陃習，一概不著出處，館臣從而效之，亦不舉所出之書，遂使讀者莫知所自來及其可信與否。夷考其實，即諸類書所引，亦復掇拾未盡。最甚者御覽卷九十一章帝、和帝條，均引有東觀漢記序數十言，今本竟不登一字。他若隋書音樂志牛弘等議樂引東觀書馬防傳凡一百八十二言，今本防傳只存“防上言，圣人作樂”云云五十四言。詳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三十三冊。弘又引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云云，文與范書不同，亦東觀書之順帝紀也。李氏亦言及之。漢書藝文志師古注引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歷代名畫記卷四敘蔡邕事自注云：“見東觀漢記。”史記索隱于孝文帝紀注云：“東觀漢紀宋楊傳云：‘宋義之后有宋昌。’”今本皆未輯入。余如編珠、開元占經、證類本草、記纂淵海、玉海等書所引諸佚文，自一二條以至數條，今本亦一字不收。至于后來所出古書，若稽瑞、類林、雜說、晏公類要、史略之類，為館臣所不及見者，更無論矣。以此推之，其所漏，豈可勝言！館臣又于光武紀中凡稱公、稱上、稱世祖處，皆改為帝，稱王尋、王邑為二公處，二人皆莽之三公也。皆改為尋、邑，不惟失古書之真，直是不通文義。然則全書之中為所妄改者，又不知凡幾矣。雖有搜集之功，不足抵疏謬之罪，安得博通之士起而網羅放失，重輯一完善之本乎！

　　又案此篇草創于三十年前，原稿陋略，不足道。后來屢加修改，三易其稿，至戊子一九四八年。之夏始重付繕寫。其明年冬十一月，乃得見今人東莞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其史部二有此書跋，云桐城姚柬之得一北宋刊本云云，而不言其何所本，遍考之不得。偶舉以問吾友鄧文如，之誠。久之始得復云：“此出近人劉聲木清四川總督秉璋之子。撰萇楚齋隨筆，然恐不足信。”余既聞其說，已而大病五閱月而后愈，又久之，乃求得其書觀之，果見之于三筆卷十，略云：“東觀漢記原本一百四十三卷，自唐久已散佚，桐城姚柬之任大定府知府，于道光某年得一北宋刊本，全書共五十冊，太守所得中缺兩冊，初擬進呈內府，未果。旋毀于咸豐某年當是十年。桐城失守，深為可惜！”劉氏書他條多言見某書某卷，或聞之某人，獨此條不著出處。既與柬之生不同時，不識何以知之？劉氏自言嘗著有桐城文學淵源考及藏書紀事詩補遺，或曾于彼二書中詳著其說，故于此不復及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