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別史類：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案東觀漢記，隋書經(jīng)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且此書創(chuàng)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chuàng)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仆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jié)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xù)也。嘉錫案：嘗考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之例，其所注撰人，大率沿用舊本，題其著書時之官，故有一人所著書而前后署銜不同者。此書既題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必其在東觀作漢記之時，正居是官耳。考范曄書文苑傳云：“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jīng)博士校定東觀五經(jīng)、諸子傳記、百家藝術(shù)。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案漢制，謁者仆射，僅比千石，五校尉則皆比二千石。其位次之序，首屯騎，次越騎，次步兵，次長水，次射聲。見續(xù)漢書百官志。前漢有八校尉，后漢省并其三。劉珍蓋以謁者仆射入東觀校書，遂受詔撰漢記，旋遷長水校尉。書成之后，始轉(zhuǎn)為越騎耳。本傳不言長水之遷者，以其居此官不久，略之也。此當據(jù)隋志以補范書，不當執(zhí)范書以疑隋志。提要謂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不免刻舟求劍矣。至于此書始創(chuàng)于班固，而隋志獨以珍等居首者，蓋亦有說。班固傳云：“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而郡亦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史通古今正史篇則謂明帝詔固等作之。余嘗推究其事，蓋明帝見固所作漢書而奇之，知其有著作之才，因思先帝之功業(yè)，不可無紀述，遂詔固與陳宗等作為本紀。又因以及諸功臣，與所平服之群雄，以彰世祖之威德。東平王蒼傳云：“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以固等所撰而謂之自作，或者帝慎重其事，亦嘗有所點定于其間。可見帝之所留意，獨在于本紀，其列傳自二十八篇之外，皆不復(fù)作。雖有草創(chuàng)之功，猶未足為建武一朝之完史也。且其著作之地在蘭臺及仁壽闥，見馬嚴傳。不在東觀。其書或稱漢史，北海靖王興傳。或稱建武注記，馬嚴傳。尚未定名為漢記。后來雖編入劉珍等所作書中，此猶班固于太初以前全同太史，未聞有于漢書之下追題馬遷之名者，何獨怪東觀漢記之不題班固耶？及夫劉珍等之奉詔著書也，其地已移于東觀，其書有紀，有表，有名臣、節(jié)士、案范書北海靖王傳云：“平望侯毅與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疑史通所謂節(jié)士，即列士也。

　　儒林、外戚諸傳，至是始具國史之形。蓋鄧太后意嫌班固所作并建武一代事跡亦未全，其命珍等作漢記，實責以整齊舊聞。故珍等撰成上進時，自當并固等所作苞入其中，珍等亦必有所刪潤，非直錄之而已。李尤傳云：“召詣東觀。安帝時為諫大夫，受詔與劉珍俱撰漢記。”漢記之名蓋始于此。吳志韋曜傳載華核上疏救曜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后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隋志正史類小序亦云：“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陳宗等共成光武帝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后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后劉珍、劉毅、劉陶、案劉陶，后漢書有傳，不言其入東觀，此當是劉騊駼之誤。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其言明白如此。然則著述東觀，實自珍等始。漢記之稱劉珍等撰，蓋漢人舊本所題如此，故自三國至唐，相承無異詞。提要乃謂不可以珍等為首，詎當改漢人之舊題，以未入東觀之班固為首耶？且提要此篇所舉漢記撰人姓名，僅以史通正史篇為主，并后漢書及史通他篇亦檢閱未周，故不能完備。范書北海靖王興傳齊武王演子，附演傳后。云：“興子復(fù)為臨邑侯。復(fù)好學(xué)，能文章，永平中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案賈逵曾與修漢史，僅見于此。而張澍養(yǎng)素堂集卷二十書東觀漢記后乃曰：“和帝永和時中郎將賈逵，與諫議大夫李尤共撰，安帝永寧時，賈逵又與尚書令劉陶、謁者仆射劉珍、平望侯劉毅共撰。”不知所據(jù)何書，俟更詳考。馬嚴傳援兄子云：“有詔留嚴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本書卷十馬嚴傳略同，亦見御覽卷一百八十四引東觀漢記。史通核才篇亦引傳玄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杜撫在儒林傳內(nèi)，不言曾與班固共定注記。其文曾不足觀。”是與班固等共成紀傳者，尚有劉復(fù)、賈逵、馬嚴、杜撫四人也。北海靖王興傳又云：“復(fù)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學(xué)，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仆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按劉毅，文苑傳有傳，不言入東觀撰漢記。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惟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yù)其列。”考范書文苑傳不言逸曾著作東觀，但云“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而已。知幾所謂舊史，蓋指謝承、司馬彪等書言之，然則與劉珍等俱撰漢記者，又有劉毅、王逸二人。逸事雖不甚著，而華核及隋志固以珍、毅并舉，此皆提要所未詳者也。玉海卷四十六云：“安帝永初、永寧間劉珍、騊駼、張衡、李尤等撰集為漢記。”則于史通所舉諸人外，又增出張衡。案衡本傳云：“永初中劉珍、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病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書數(shù)上，竟不聽。及后之著述，多不詳?shù)洌瑫r人以為恨。”是珍等雖嘗請衡參論，而以珍等旋卒，中輟不行。衡雖自請補綴，亦不見聽，故時人以其不得秉史筆為恨。史通核才篇曰：“以張衡之文，而不閑于史。”正以衡未嘗修史，猶之陳壽不常綴文也。章懷注載衡表自稱“臣仰干史職”者，謂太史令耳，本傳前已稱太史令為史職。非謂史官之職。及至元嘉中伏無忌等奉詔撰集，則衡死已久矣，衡卒于永和四年，下距元嘉凡六年。玉海之說非也。

　　史通又云珍、尤繼卒，復(fù)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與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fù)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愿、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xù)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

　　案史通正史篇云：“伏無忌與黃景作南單于、西羌傳。”南單于者，南匈奴單于也。提要引作“與單于”，蓋館臣筆誤耳。殿本閣本皆作“與”，知非手民之誤。史通又云：“復(fù)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大軍營司馬官名，殊不經(jīng)見。考之范書崔寔傳云：“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蓋史通傳刻，脫一“將”字，淺人因不知冀為大將軍之名，遂妄改為“營”，提要但知循文照錄，而不知覺也。至于浦起龍通釋謂“孝穆、崇二皇”五字傳寫訛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則又非是。黃叔琳訓(xùn)故補不言有訛脫。獻穆皇后乃曹操之女，獻帝之后，薨于魏景初元年，崔寔等死已久矣，安得為之作傳乎？考桓帝紀云：“本初元年閏月，即皇帝位。九月，追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以其位號出于追尊，故皇而不帝，且不作紀而作傳也。起龍不知此事，而欲輕改舊文，妄孰甚焉！史通又云：“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愿及鄭眾、蔡倫等傳。”按順帝即位時，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姓名具見范書宦者孫程傳，無郭愿其人，此蓋郭鎮(zhèn)之誤。鎮(zhèn)延光中安帝末為尚書，及誅江京，鎮(zhèn)率羽林士擊殺衛(wèi)尉閻景，封定潁侯，事跡附見郭躬傳。鎮(zhèn)，躬弟子。蓋順帝時功臣甚眾，有宦者，有士人，不可勝數(shù)，故舉孫程、郭鎮(zhèn)二人，以概其余耳。提要又不知其誤，而反于鄭眾、蔡倫之上刪去一“及”字，則似眾、倫二人亦順帝功臣矣。眾卒于安帝元初元年，倫卒于鄧太后崩后，蓋安帝之建光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