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隨著童年的逝去，這種無法做到便和那個年齡的某些生理特點一起消失了。例如他熱切地期望著什么，而又沒有指望得到，哪怕是一句恭維話，都會使他迸發(fā)出那種驟然、炎熱、有感染力而又外露的快樂，他無法控制，也無法掩飾。快活的怪相無可阻擋地飛上他的面龐，雙頰細膩的皮膚透出紅暈，雙眼映出羞澀和快樂。對這種直爽和天真無邪的優(yōu)美表露，我外祖母無限感動。這種表情，在圣盧身上，至少在我與他友情甚篤的時代，是不騙人的。

　　我認識另一個人——這樣的人很多——對這個人來說，那種來得快去得快的紅暈所表現出的生理上的誠懇，絲毫不排除道德上的表里不一。這種紅暈，常常只證明一些足以干出最卑鄙、奸詐行為的人感到高興的強烈程度，他們甚至在快樂面前不能自持，不得不向別人承認這種快樂。使我外祖母特別酷愛圣盧的原因，自然是他那樣毫不拐彎抹角地承認他對我懷著好感。為了表達這種好感，他用的那些詞語，我外祖母說，似乎連她自己也找不到，是最準確的，真正動情的，是同時屬于“塞維尼和博澤讓”的詞語。他也毫無拘束地拿我的毛病開玩笑——他挑我的毛病那種細心勁，叫我外祖母覺得好玩——但也象我外祖母一樣，是滿懷柔情的。相反，他熱情地、毫無保留地、毫不冷淡地盡情贊揚我的優(yōu)點，而他那個年齡的年輕人一般認為，非要借助于保留和冷淡才能顯出自己了不起。我稍感不適，他就去叫人來；天氣轉涼，我自己還沒發(fā)覺，他已經把毯子蓋在了我的腿上；若是感到我很憂郁或者不快活，他便不聲不響地安排好，晚上陪我陪得更晚。他表現出那樣的細心周到，從我健康的角度來說，更嚴酷一些對我說不定更有好處。我外祖母覺得這幾乎有些過分，但是，作為對我疼愛的表示，她深深地受到感動。

　　我們兩人很快就說好了：我們已經成了永不相棄的摯友。他說“我們的友誼”時，就好象談一件什么存在于我們身外的重要而甜美的事情一般，而且很快他便將“我們的友誼”稱之為他生活中最大的快樂了——對他情婦的愛不計在內。這些話引起我某種感傷，我很為難，不知如何作答，因為和他在一起，和他談話——肯定，與任何別的人也是如此——我絲毫感覺不到沒有人陪伴時反而會感覺到的那種幸福。獨自一人的時候，有時我感到有一種感覺從內心深處涌來，是那種給我以甜美的快意的感覺。但是，我一跟什么人在一起，一跟一位朋友談話，我的思想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思考朝著談話對象而去，而不是朝我自己而來了。思考循著這樣的反方向而去時，絲毫不能引起我的快樂。我一離開圣盧，便借助于語句，將我與他一起度過的紛亂的每一分鐘理出點頭緒來。我心里想，我有一個好朋友，一個好朋友是罕見的，我感到周圍皆是難以到手的財富，這時我恰恰體會到與對我來說實為自然的快樂相反的東西，與從我內心汲取了什么，并將這個隱藏于半明半暗之中的念頭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而體會的快樂相反。如果我花上兩、三個小時與羅日爾·德·圣盧聊天，他對我對他說的話又很贊賞，我便感到某種后悔，遺憾，厭倦，覺得不如一個人獨處及準備好開始工作。但是我心里又想，一個人聰明并不僅僅為了自己，最偉大的人物也期望為人欣賞，我不能將這幾個小時視為浪費，在這幾個小時的過程中，我在朋友的心目中建立起了自己高大的形象。我很容易地說服了自己，認為應該為此而感到高興，正因為我不曾體會到這種幸福，我更熱切地期望永遠不要剝奪我這種幸福。對于我們身外的財富，人們總是比擔心所有其它的財富更擔心這些財富消失，因為我們的心沒有占有這些財富。

　　我感到自己能夠比很多人更好地體現友誼的美德（因為我總是將朋友的利害放在所謂個人利益之上，我對這些個人利益是不在乎的，而其他人對這個極為關切）。但是感到我的心靈與他人心靈之間的差異——我們每個人心靈之間都是有差異的——不但沒有擴大，反而會消失，我卻無法因此而感到快樂。相反，有時，我的思想從圣盧身上辨別出一個比他本人更普通的一個人，“貴族”，而且就象一種內在的精神指揮著他四肢的動作一樣，是這個“貴族”在指揮著他的一舉一動。這時候，雖然我在他身旁，實際上我是獨自一人，我在他面前好似我面對一處風景，理解了這景色的和諧一樣。他只不過是一件物品罷了，我的思考力圖加深對這件物品的認識。我總是從他身上找到那個先入為主的、上百歲的人，那個恰巧是羅貝爾期望自己不是的貴族，這時我感到極度的快樂，但屬于智力范疇，而不屬于友誼范圍。

　　他身心機敏，賦予他的是無限可親可愛的風雅；他很隨便地請外祖母坐他的馬車，并且扶她上車；他怕我著涼，靈巧地從座位上跳下來，將他自己的外套披在我的肩上。從這些舉動里，我感覺到的，不僅是偉大的獵手世代相傳的靈巧——這個年輕人的祖先世世代代就是獵手，而他卻一心要搞智力活動，還有他們對富有的蔑視——在羅貝爾身上，也有這種對富有的蔑視——但同時他又對富有很有興味，那只是為了能夠更好地歡宴他的友人，正是這種蔑視才使他那樣漫不經心地將自己的奢華奉獻于友人的腳下。從這些舉動里，我更感覺到這些貴族大老爺那種認為自己“高人一頭”的自信或幻覺。幸虧如此，他們未能將那種想表現自己“與別人一樣”的欲望遺傳給圣盧，未能將那種怕顯得過分殷勤的恐懼遺傳給圣盧。圣盧確實不知這種恐懼為何物，而這種恐懼以其僵硬和笨拙，使最誠摯的平民百姓的和藹可親都變成了丑態(tài)。

　　有時我責備自己這樣從視自己的朋友為一件藝術品中得到樂趣，也就是說，注視著他這個人各個部分的動作，似乎由一個總思想和諧地加以指引，這每一部分都拴在那個總思想上，而他自己并不知道這個總思想是什么。因此，這個總思想并不能給他自己的品質、給他個人的智慧和道德的價值增加任何一點東西，而他對這些是看得很重的。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總思想倒是他的品質得以存在的條件。正因為他是一個貴族，他的思想活動，他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在他身上才具有某種真正純潔和無私的色彩。這種活動和向往使他去尋找一些野心勃勃、衣衫破舊的年輕大學生，那些人的活動和向往并不具有純潔和無私的色彩。他認為自己是一個無知而又自私的社會階層的繼承人，坦誠地希望大學生們原諒他這些貴族根底。事實與此相反，正是這些貴族根底對大學生產生誘惑力，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找他，同時又對他裝出冷淡甚至傲慢的樣子。

　　他就這樣弄到要向一些人主動追求的地步。我的父母忠于貢布雷的社會學，見他這樣對這些人并不扭頭而去，一定會驚詫不已的。

　　有一天，我和圣盧坐在沙灘上，背靠一頂帆布帳篷。我們聽見從帳篷里傳出咒罵，嫌巴爾貝克猶太人麇集，把巴爾貝克都弄臭了。

　　“就沒法走上幾步不碰上一個！”那聲音說道。“我并非從什么原則出發(fā)，對猶太民族有不共戴天的仇視情緒，可是這里，真是過剩了！就聽見：‘喂，亞伯拉罕，chaifuChakop’

　　這種話。真覺得自己是置身于阿布吉爾街呢！”

　　如此大發(fā)雷霆反對以色列的那個人終于從帳篷里走出來了。我們抬起頭來看看這個排猶主義者。他正是我的伙伴布洛克。圣盧立即請我提醒布洛克，說他們在大考時遇見過，布洛克那次大考得到榮譽獎，后來他們在一所民眾大學里又遇見過。羅貝爾的哪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交際場合出了差錯，做了可笑的事，圣盧對這個毫不在乎。但是他感到，如果別人發(fā)現了，那出了錯的人是會臉紅的。每逢這時，怕傷害別人的自尊心便使他現出一幅窘態(tài)。這種時候常常是羅貝爾滿臉通紅，似乎出錯的是他。從他的窘態(tài)中，我能找到他受耶穌教會教士教育的痕跡，對此我最多偶爾譏笑一下也就罷了。布洛克答應到旅館去看他那天，情形就是如此。布洛克一面應允，一面又加上一句：

　　“在那種供商隊住宿的大旅店偽裝時髦地等人，我受不了；茨岡女人又叫我惡心，你對‘laift’說，叫她們住嘴，并且立即去通知你！”

　　從我個人來說，我并不很堅持叫布洛克到旅館來。他在巴爾貝克并不是獨自一人，而是和他的姐妹們在一起，可惜！他的姐妹們在這里又有許多親戚朋友。這個猶太群體很有特色，并不太令人愉快。巴爾貝克和某些國家，如俄國和羅馬尼亞一樣，地理課教給我們，在這些地方，猶太居民并不享有與巴黎同等的優(yōu)惠，也不像在巴黎那樣達到了那種程度的同化。布洛克的表姐妹和叔伯們，或者與他信仰同一宗教的男男女女上游樂場時，女的是去“舞廳”，男的則上了叉路到紙牌賭博那邊去。他們總是一塊去，不與任何其它成分混雜。他們織成一個與自身同質的隊伍，與注視他們走過，每年在這里看見他們卻從來不和他們打招呼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一幫。不論是康布爾梅的圈子，首席審判官的山頭，還是大小資產者，甚至巴黎某些普普通通的雜糧商人，他們的女兒，美貌，傲慢，嘲笑一切，完全法國式，就像蘭斯的雕象一樣，都不肯與這群沒有教養(yǎng)的丫頭們混在一塊。她們念念不忘“洗海水浴”這種時髦，甚至總作出剛剛釣大蝦回來或正在跳探戈的模樣。說到男子，雖然無尾禮服光鮮夸目，皮鞋溜光錚亮，但是舉止裝腔作勢，使人想到畫家那些所布洛克一一將他的姊妹向我作了介紹，粗暴得無以復加地叫這些女孩子住嘴。她們對這個哥哥崇拜備至，將他看成自己的偶像，他每道出一句什么俏皮話，她們都要哄堂大笑。所以，很可能這個階層也與任何其它階層一樣蘊含著許多引人之處、優(yōu)秀品質和崇高道德。要體會到這些，則必須深入到這個階層中間去。可是，這個階層不討人喜歡，他們感受到排猶主義的氣氛，看到排猶主義的表現，他們結成密集的封閉的群體與此對抗，任何人都別想開出一條路打進這個圈子。

　　說到“l(fā)aift”，這事還不如那之前幾天發(fā)生的另一件事叫我驚奇：布洛克問我為何前來巴爾貝克（相反，他似乎覺得他自己來這里是極其自然的事），是不是“指望認識幾個美人兒”。我對他說，這趟旅行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件事，然而比去威尼斯的欲望還差一層。這時，他回答說：“對，當然了，為的是一面裝作讀約翰·拉斯金爵士的《StonesofVenaice》，一面和漂亮太太們一道吃冰淇淋。那位拉斯金是個面色陰沉、令人討厭的家伙，是世界上叫人最討厭的紳士之一。”布洛克顯然以為，在英國，不僅所有的男性都是“爵士”，而且字母“i”也總是發(fā)“ai”的音。圣盧認為這個發(fā)音錯誤并不嚴重，因為他從中主要看出我這位新朋友缺乏社交概念。我這位新朋友既沒有這些概念，又蔑視這些概念。羅貝爾生怕哪一天布洛克知道了人說“威尼斯”而不是“威耐斯”，拉斯金并不是爵士以后，會往前想到羅貝爾一定覺得他無知可笑，反倒自己覺得自己罪過，似乎自己不夠寬宏，實際上他真是寬宏無度。布洛克有一天發(fā)現自己的錯誤時會染上面頰的紅暈，羅貝爾已提前感到它飛上了自己的面頰。他肯定布洛克比他自己把這個錯誤看得更重。這正是此后不久，有一天布洛克聽到我說到“l(fā)ift”時的感受。他立刻打斷我說：“啊，應該說‘lift’。”同時用生硬而又高傲的語氣說道：“其實這完全無關緊要。”這句類似反應的話，所有自尊心很強的人，無論是在最重大的場合還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場合也都這么說。這說明，對于聲稱無關緊要的那個人來說，即使在微不足道的場合之中，所說的那件事也是非常緊要的。任何一個有些高傲的人，剛剛奪走了他緊緊攀住的最后的希望，拒絕給他幫忙，從他嘴上也會首先冒出這句話來，這時便是令人傷心的話，也是悲劇性的一句話了：“啊，好吧，這完全無關緊要，我另作安排吧！”這完全無關緊要地向他推去的“另作安排”，有時竟會是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