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戈特的話語，如果不是與他那正在發揮作用的、正在運轉的思想緊密相連（這種緊密聯系不可能立即被耳朵捕捉），那么它也許會令人傾倒。反言之，正因為貝戈特將思想精確地應用于他所喜愛的現實，因此他的語言才具有某種實在的、營養過于豐富的東西，從而使那些只期望他談論“形式的永恒洪流”和“美的神秘戰栗”的人大失所望。他作品中那些永遠珍貴而新穎的品質，在談話中轉化為一種十分微妙的觀察事物的方式。他忽略一切已知的側面，仿佛從細枝末節著眼，陷于謬誤之中，自相矛盾，因此他的思想看上去極其混亂，其實，我們所說的清晰思想只是其混亂程度與我們相同的思想罷了。此外，新穎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排除我們所習慣的、并且視作現實化身的陳詞濫調，因此，任何新穎的談話，如同一切具有獨創性的繪畫音樂一樣，最初出現時總是過于雕琢，令人厭煩。新穎的談話建立在我們所不習慣的修辭手段之上，說話者似乎只是采用隱喻這一手段，聽者不免感到厭倦，感到缺乏真實性（其實，從前古老的語言形式也曾是難以理解的形象，如果聽者尚未認識它們所描繪的世界的話。不過，長期以來，人們把這個世界當作真實的，因而信賴它）。因此，當貝戈特說戈達爾是一個尋找平衡的浮沉子時（這個比喻今天看來很簡單），當他說布里肖“在發式上費的苦心超過斯萬夫人，因為他有雙重考慮：形象和聲譽，他的發式必須使他既像獅子又像哲學家”時，聽者很快就厭煩，他們希望能抓住所謂更具體的東西，其實就是更通常的東西。我眼前這個面具所發出的難以辨認的話語，的確應該屬于我所敬佩的作家，當然它不可能像拼圖游戲中的七巧板一樣塞到書中，它具有另一種性質，要求轉換；由于這種轉換，有一天當我自言自語地重復我所聽見的貝戈特的詞句時，我突然發現它具有和他的文體相同的結構，在這個我原以為截然不同的口頭語言中，我認出并確切看到他文體中的各個因素。

　　從次要的角度看，他說話時常用某些字、某些形容詞，而且每每予以強調。他發這些音時，采取一種特殊的、過于精細和強烈的方式（突出所有的音節，拖長最后音節，例如總是用visage來代替代figure，并且在visage中加上許多的v，a，g，它們仿佛從他此刻張開的手中爆炸出來），這種發音方式與他在文字中賦予這些他所喜愛的字眼的突出地位十分吻合。在這些字眼前面是空白，字眼按句子總韻腳作一定的排列，因此，人們必須充分發揮它們的“長度”，否則會使節拍錯亂。然而，在貝戈特的語言中找不到在他或其他某些作家作品中的那種往往使字眼改變外形的光線，這大概是因為他的語言來自最深層，它的光線照射不到我們的話語；因為當我們在談話中向別人敞開心扉時，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卻向自己關閉。從這一點來看，他的作品比話語具有更多的音調變化，更多的語氣。這語氣獨立于文體美之外，與作者最深沉的個性密不可分，因此他本人可能并不察覺。當貝戈特在作品中暢敘心懷時，正是這個語調使他所寫的、當時往往無足輕重的字眼獲得了節奏。這些語調在作品中并未標明，也沒有任何記號，然而，它們卻自動地附在詞句之上（詞句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誦讀），它們是作者身上最短暫而又最深刻的東西，而且它們將成為作者本質的見證，以說明作者的溫柔（盡管他往往出言不遜）和溫情（盡管好色）。

　　貝戈特談話中所顯示的某些處于微弱狀態的特點并非他所獨有。我后來結識了他的兄弟姐妹，發現這些特點在他們身上更為突出。在快活的句子里，最后幾個字總是包含某種突然的、沙啞的聲音，而憂愁的句子總是以衰弱的、奄奄一息的聲音作為結尾。斯萬在這位大師年輕時便認識他，因此告訴我他當時常聽見貝戈特和兄弟姐妹們發出這種可以說是家傳的聲調，時而是強烈歡樂的呼喊，時而是緩慢憂郁的低語，而且當他們一同在大廳玩耍時，在那時而震耳欲聾時而有氣無力的合唱中，貝戈特的那一部分唱得最好。人們脫口而出的聲音，不論多么獨特，也是短暫的，與人同時消失，但貝戈特的家傳發音則不然。如果說，即使就《工匠歌手》而言，藝術家靠聆聽鳥鳴來創作音樂就難以令人理解的話，那么，貝戈特也同樣令人驚奇，因為他將自己拖長發音的方式轉換并固定在文字之中，或是作為重復的歡叫聲，或是作為緩慢而憂愁的嘆息。在他的著作中，句尾的鏗鏘之聲一再重復、延續，像歌劇序曲中的最后音符一樣欲罷不能，只好一再重復，直到樂隊指揮放下指揮捧。后來我發覺，這種句尾與貝戈特家族銅管樂般的發音相吻合。不過對貝戈特來說，自從他將銅管樂聲轉換到作品之中，他便不知不覺地不再在談話中使用。從他開始寫作的那一天起——更不用說我結識他的時候——他的聲音中永遠失去了銅管樂。

　　這些年輕的貝戈特——未來的作家及其兄弟姐妹——并不比其他更為文雅、更富才智的青年優秀。在后者眼中，貝戈特這家人嘈雜喧鬧，甚至有點庸俗，他們那令人不快的玩笑標志著他們的“派頭”——既自命不凡又愚蠢可笑的派頭。然而，天才，甚至最大的天才，主要不是來自比他人優越的智力因素和交際修養，而是來自對它們進行改造和轉換的能力。如果用電燈泡來給液體加熱，我們并不需要最強的燈泡，而是需要一個不再照明的、電能可以轉換的、具有熱度而非光度的燈泡。為了在空中漫游，我們需要的不是最強的發動機，而是能將平面速度轉化為上升力的、另一種發動機（它不再在地面上跑，而是以垂直線取代原先的水平線）。與此相仿，天才作品的創作者并不是談吐驚人、博學多才、生活在最高雅的氣氛之中的人，而是那些突然間不再為自己而生存，而且將自己的個性變成一面鏡子的人；鏡子反映出他們的生活，盡管從社交角度，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從思想角度來看，這生活平庸無奇，但天才寓于所射力中，而并非寓于被反射物的本質之中。年輕的貝戈特能夠向他的讀者階層展示他童年時生活過的、趣味平庸的沙龍，以及他和兄弟們的枯燥無味的談話。此刻，他比他家的朋友上升得更高，雖然這些人更機智也更文雅。他們可以坐上漂亮的羅爾斯—羅伊斯牌汽車回家，一面對貝戈特家的庸俗趣味嗤之以鼻，而他呢，他那簡單的發動機終于“起飛”，他從上空俯視他們。

　　他的言談的其他特點是他與同時代的某些作家（而不是與他的家庭成員）所共有。某些比他年輕的作家開始否認他，聲稱與他沒有任何思想共性，而他們在無意之中卻顯示了這種共性，因為他們使用了他一再重復的副詞和介詞，他們采用了與他一樣的句子結構，與他一樣的減弱和放慢的口吻（這是對上一代人口若懸河的語言的反作用）。這些年輕人也許不認識貝戈特（我們將看到其中幾位的確不認識），但他的想法已經被灌注到他們身上，并在那里促使句法和語調起變化，而這些變化與思想獨特性具有必然聯系。這種關系在下文中還需作進一步解釋。如果說貝戈特在文體上并未師承任何人的話，他在談吐上卻師承了一位老同學，此人是出色的健談家，對貝戈特頗有影響，因此貝戈特說起話來不知不覺地模仿他，但此人的才華不如貝戈特，從未寫出真正優秀的作品。如果以談吐不凡為標準，那么貝戈特只能歸于弟子門生、轉手作家一流，然而，在朋友談吐的影響下，他卻是具有獨特性和創造性的作家。貝戈特一直想與喜好抽象概念和陳詞濫調的上一代人有所區別，所以當他贊賞一本書時，他強調和引用的往往是某個有形象的場面，某個并無理性含義的圖景。“啊！好！”“妙！一位戴橘紅色披巾的小姑娘，啊！好！”或者“啊！對，有一段關于軍團穿過城市的描寫，啊！對，很好！”從文體來看，他與時代不完全合拍（而且他完全屬于他的國家，因為他討厭托爾斯泰、喬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夸獎某某文體時，常用“溫和”一詞。“是的，我喜歡夏多布里昂的《阿達拉》勝過《朗塞傳》，我覺得前者更溫和。”他說這話時很像一位醫生：病人抱怨說牛奶使他的胃不舒服，醫生回答說：“牛奶可是溫和的。”貝戈特的文筆中確實有某種和諧，它很像古人在演說家身上所贊賞的和諧，而這種性質的褒詞在今天難以理解，因為我們習慣于現代語言，而現代語言追求的不是這種效果。

　　當人們贊美他的某些篇章時，他露出羞怯的微笑說：“我覺得它比較真實、比較準確，大概有點用處吧。”但這僅僅是謙虛，正好比一位女人聽到別人贊賞她的衣服或她的女兒時說：“它很舒服。”或“她脾氣好。”然而，建筑師的本能在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有歡樂，作品所賦予他的——首先賦予他，其次才賦予別人——歡樂才是他的建筑既有用又符合真實的確鑿證據。可是，多年以后，他才華枯竭，每每寫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但他沒有理所應當地將他們抹去，而是執意發表，為此他對自己說：“無論如何，它還是相當準確的，對我的國家不會沒有一點用處。”從前他在崇拜者面前這樣說是出于狡黠的謙虛，后來他在內心深處這樣說是出于自尊心所感到的不安。這同樣的話語，在從前是貝戈特為最初作品的價值辯護的多余理由，在后來卻似乎是他為最后的平庸作品所進行的毫無效果的自我安慰。

　　他具有嚴格的鑒賞力，他寫的東西必須符合他的要求：“這很溫和”，因此，多年里他被看作是少產的、矯揉造作的、只有雕蟲小技的藝術家，其實這嚴格的鑒賞力正是他力量的奧秘，因為習慣既培養作家的風格也培養人的性格。如果作家在思想表達方面一再地滿足于某種樂趣，那么，便為自己的才能劃定了永久邊界，同樣，如果人常常順從享樂、懶惰、畏懼、痛苦等等情緒，那么他便在自己的性格上親自勾畫出（最后無法修改）自己惡習的圖像和德行的限度。

　　我后來發現了作家和人的許多相通之處，但是，最初在斯萬夫人家，我不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貝戈特，就是眾多神圣作品的作者，我之所以如此，并非毫無道理，因為貝戈特本人（這個詞的真正含義）也不“相信”。他不相信這一點，所以才對與他相差萬里的交際人物（雖然他并不附庸風雅）、文人記者大獻殷勤。當然，他現在從別人的贊賞中得知自己有天才，而社會地位和官職與天才相比一文不值。他得知自己有天才，但他并不相信，因為他繼續對平庸的作家裝出畢恭畢敬的樣子，為的是不久能當上法蘭西學院院士，其實法蘭西學院或圣日耳曼區與產生貝戈特作品的“永恒精神”毫不相干，正好比與因果規律、上帝的概念毫不相干一樣。這一點他也知道，正如一位有偷竊癖的人明知偷竊不好，但無能為力一樣。這位有山羊胡和翹鼻子的男人像偷竊刀叉的紳士一樣施展伎倆，以接近他所盼望的院士寶座，以接近掌握多張選票的某位公爵夫人，但他努力不讓自己的花招被譴責此類目的的人所識破。他只獲得了一半成功。和我們說話的時而是真正的貝戈特，時而是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貝戈特，他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大談特談有權有勢、出身高貴或家財萬貫的人，而當初那位真正的貝戈特卻在作品中如此完美地描寫了窮人那如泉水一般清澈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