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僅僅因為斯萬知道慷慨只是我們自私的感情在未被分類定名以前所經常采取的內部形式，也許他認為我對他的好感只是我對希爾貝特的愛情的簡單效果（及熱情的肯定），而我將來的一切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取決于這個愛情，而不取決于由此派生的、我對他的崇拜。我不可能同意他的預言，因為我還不能將我的愛情與自我分開，還不能從實驗的角度估計后果。我灰心失望。我得離開希爾貝特片刻，因為弗朗索瓦絲在叫我。我得陪她去那間帶有綠色金屬網紗的小亭，它很像廢置不用的、老巴黎征收入市稅的哨亭，不久以前在它的內部修設了英國人稱作的盥洗室，而法國人一知半解地追求英國時髦，稱它為“瓦泰爾克洛澤”。我在門廊里等待弗朗索瓦絲，潮濕而陳舊的墻壁散發出清涼的霉味，使我立刻將希爾貝特轉達的斯萬的話所帶來的憂慮拋在腦后，并使我充滿了樂趣，這不是那種使我們更不穩定的，難以被我們挽留和駕馭的樂趣，而是一種相反的、我可以信賴的、牢固的樂趣，它美妙、溫靜、包含豐富而恒久的真實，它未被說明，但確鑿無疑。我真希望像往日去蓋爾芒特那兒去散步一樣，努力探求這種強烈感受的魅力，一動不動地呆在那里去審詢這古老的氣息，它邀請我深入它未揭示的真實之中，而不要我享受它附加給我的樂趣。可就在此刻，小亭子的老板娘，一位滿臉脂粉、戴著紅棕色假發的老婦對我說話了。弗朗索瓦絲說她“家庭蠻不錯”，因為她的女兒嫁給了弗朗索瓦絲所稱作的“富家子弟”，他與工人有天壤之別，正如圣西門認為公爵與“出身下層”的人有天壤之別一樣。當然，這位老板娘在干這一行以前大概命運多舛，但弗朗索瓦絲肯定說她是侯爵夫人，屬于圣費雷奧家族。這位侯爵夫人叫我別呆在涼處，甚至為我打開一扇門說：“您不想進去？這間很干凈。不用給錢。”她這樣做也許是和古阿施糖果店的小姐一樣。每次我們去訂東西，她們總是從柜臺上的玻璃罩下面取出一塊糖遞給我，可惜媽媽不許我接受。她也許還像那位賣花的、別有用心的老婦人，當媽媽為“花壇”挑選鮮花時，這位女人一面給我送秋波，一面遞我一枝玫瑰花。總之，如果說“侯爵夫人”喜歡男童，向他們打開男人們像獅身人面像一樣蹲著的石墓小間的門的話，那么，她在這種慷慨之舉中尋求的不是腐蝕的嘗試，而是尋求向所愛者樂善好施而不圖回報的樂趣，因此，我在她那里從未見過別的主顧，只有一個年老的公園看守。

　　片刻以后，我和弗朗索瓦絲一起向“侯爵夫人”告別，然后我又離開弗朗索瓦絲去找希爾貝特。我發現她正坐在月桂花叢后面的椅子上。這是為了不被她的同伴看見，她們正在玩捉迷藏。我走去坐在她身旁。她將頭上的軟帽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眼睛，仿佛在“窺視”。我第一次在貢布雷看見她時，她就是這種夢幻的、狡猾的眼神。我問她有沒有辦法讓我和她父親當面談談。她說她曾向父親提過，但他認為毫無必要。

　　“拿著，”她接著說，“拿走你的信，我得去找同伴了，既然她們找不到我。”

　　如果此時此刻，在我尚未拿到信（如此誠懇的信居然未能說服斯萬，簡直不可思議）以前，斯萬突然來到，我也許會看到他的話不幸而言中。希爾貝特在椅子上仰著身子，叫我接信卻不遞給我，于是我湊近她，我感到她身體的強烈吸引力，我說：

　　“來，你別讓我搶著，看看誰厲害。”

　　她把信藏在背后，我的手掀起她垂在兩肩的發辮，伸到她頸后。她披著垂肩的發辮，也許因為這適合她的年齡，也許因為母親想延長女兒的童年，好使自己顯得年輕。我們搏斗起來，弓著身子。我要把她拉過來，她在抵抗。她那張由于用力而發熱的臉頰象櫻桃一樣又紅又圓，她笑著，仿佛我在胳肢她。我將她緊緊夾在兩腿之間，好似想攀登一株小樹。在這場搏斗之中，我的氣喘主要來自肌肉運動和游戲熱情，如同因體力消耗而灑出汗珠一樣，我灑出了我的樂趣，甚至來不及歇息片刻以品嘗它的滋味。我立刻將信搶了過來。于是，希爾貝特和氣地對我說：

　　“你知道，你要是愿意，我們可以再搏斗一會兒。”

　　也許她朦朧地感到我玩這個游戲有另一層未言明的目的，不過她沒有看出我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唯恐她有所覺察（片刻以后她作了一個廉恥心受到冒犯的、收縮而克制的動作，可見我的害怕不無道理），便答應繼續玩搏斗，免得她認為我并無其他目的，而信既已搶到手，我便只想安安靜靜地呆著。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出，突然想起，那間帶金屬網紗的小亭子的涼爽、略帶煙炱味的氣息使我接近了一個在此以前隱藏的形象，而并未使我看到它或識辨它。這個形象便是阿道夫叔公在貢布雷的那間小房，它也散發同樣的潮氣。然而對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形象的回憶何以使我如此快樂，我不明白，暫時也不想弄明白。此時，我感到德·諾布瓦先生對我的蔑視的確有理，一來我所認為的作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來僅僅是“吹笛手”，二來我所感受的真正的激情不是出自某個重要思想，而是出自一種霉味。

　　一段時間以來，在某些家庭中，每當客人提到香榭麗舍大街這個名字，母親們便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氣，仿佛站在她們面前的是一位著名的醫生，而她們曾多次見他誤診，因此無法再信任他。據說香榭麗舍公園對兒童不吉利，不止一次孩子嗓子疼，出麻疹，許多孩子發燒。媽媽的幾位女友見她繼續讓我去香榭麗舍大惑不解，她們雖然沒有對她的母愛表示公開懷疑，但至少對她的輕率感到惋惜。

　　神經過敏者也許是極少“傾聽內心”的人，雖然這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們在自己身上聽見許多東西，后來發覺不該大驚小怪，從此便聽而不聞。他們的神經系統往往大喊“救命！”仿佛生命垂危，其實僅僅是因為天要下雪或者他們要搬家，久而久之，他們習慣于對警告一概不予理睬，就好比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在戰斗熱情的驅使下，對警告置之不理，繼續像健康人一樣生活幾天。有一天，我帶著慣常的種種不適的感覺（我對它們持續的內部循環與對血液循環一樣，始終不予理睬），輕快地跑進飯廳，父母已坐在餐桌旁了，于是我也坐下——我像往常一樣對自己說，發冷也許并不意味著應該取暖，而是因為受到呵責；不感饑餓表示天要下雨，而并不表示不需進食——可是，當我咽下第一口美味牛排時，一陣惡心和眩暈使我停下來，這是剛剛開始的病痛的焦躁的回答。我用冷冰冰的無動于衷以掩蓋和推遲病兆，但疾病卻頑固地拒絕食物，使我無法下咽。這時，在同一瞬間，我想到如果別人發現我病了便不會讓我出門，這個念頭（像傷員的本能一樣）給予我勇氣，我蹣跚地回到臥室，量出我高燒四十度，然后收拾打扮一下便去香榭麗舍大街。雖然我的肉體表層有氣無力、十分虛弱，但我的思想卻笑吟吟地催我奔往和追求與希爾貝特玩捉人游戲的甜蜜快樂。一小時以后，我的身體支持不住了，但仍然感到在她身邊的幸福，仍然有力量來享受快樂。

　　一到家，弗朗索瓦絲便對眾人說我“身體不舒服”，肯定是得了“冷熱病”。并馬上請來了醫生。醫生宣稱，“傾向于”肺充血所引起的“極度的”和“病毒性”的高燒，它僅僅是“一把稻草火”，將轉化為更“陰險”、更“潛在”的形式。很久以來我感到窒息，外祖母認為我酒精中毒，可是醫生不顧她的反對，勸我在快發病時除了服用疏暢呼吸的咖啡因以外，適當喝點啤酒、香檳酒或白蘭地酒。他說酒精所引起的“欣慰現象”會防止哮喘發作。因此，為了向外祖母討酒，我無法隱瞞，而是不得不盡量顯示我呼吸困難。每當我感到即將犯病，而對病情又無法預料時，便憂心忡忡，我身體——也許因為太虛弱而無力獨自承擔疾病的秘密，也許因為害怕別人不知我即將發病而要求做某些力所不及的或者危險的事——使我感到，必須將我的不適精確地告訴外祖母，而這種精確性最后變成一種生理性的需要。每當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一種尚未識辨的癥狀時，我必須告訴外祖母，否則我的身體會惶惶不安。如果她假裝不理睬，那么我的身體會令我堅持到底。有時我走得太遠，于是，在那張不再像往日一樣能克制自己的、親愛的面孔上，出現憐惜的表情和痛苦的攣縮。見她如此痛苦，我十分難受，便撲到她懷中，仿佛我的親吻能夠抹去她的痛苦，我的愛能夠像我的幸福一樣使她歡悅。既然她已確卻我如何不適，我便如釋重負，我的身體也不再反對我去安慰她。我再三說這種不適并不痛苦，她完全不用可憐我，我向她保證說我是快樂的，我的身體只是想得到它所應該得到的憐惜，只要別人知道它右邊疼痛就夠了，它并不反對我說這疼痛不算病因而不能構成對我的快樂的障礙，它并不以哲學自炫，哲學與它無緣。在痊愈之前，幾乎每天我的窒息都要發作幾次。一天晚上，外祖母離開我時我還平安無事，可是她在夜深時又來看我，卻見我呼吸急促，她大驚失色地叫道：“啊！我的天，你多受罪呀！”她馬上走了出去，大門一陣響動，不久她便拿著剛出去買的白蘭地酒進來，因家里沒有酒了。很快我便感到輕松。外祖母臉色微紅，神情不大自在，目光中流露出疲乏和氣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