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先生，”當德·諾布瓦先生宣布將向希爾貝特和她母親轉達我的仰慕之情時，我說，“您要是這樣做，您要是對斯萬夫人談起我，那我一生將感激不盡，一生將為您效勞！不過，我要告訴您，我和斯萬夫人并不相識，從來沒有人將我介紹給她。”

　　我說最后這句話是唯恐對方以為我在吹噓莫須有的交情。可是話一出口，我便感到它毫無用處，因為我那熱情洋溢的感謝辭從一開始就使他降溫。我看見大使臉上露出了猶疑和不滿，眼中露出了下垂的、狹窄的、歪斜的目光（如同一張立體圖中，代表某一面的遠遁的斜線），它注視的僅僅是居于他本人身上的那位無形的對話者，而他們的談話是在此以前一直和他交談的先生——此處即為我——所聽不見的。我原以為我那些話——盡管與我心中洶涌澎湃的感激之情相比軟弱無力——可以打動德·諾布瓦先生，使他助我一臂之力（這對他輕而易舉，而會令我歡欣鼓舞），但我立即意識到它的效果適得其反，甚至任何與我作對的人的惡言惡語也達不到這種效果。我們和一位陌生人交談，愉快地交換對過路人的印象，而且看法似乎一致，認為他們庸俗，但是突然在我們和陌生人之間出現了一道病理鴻溝，因為他漫不經心地摸摸口袋說：“倒霉，我沒帶槍，不然他們一個也活不了。”和這種情景相仿，德·諾布瓦先生知道，結識斯萬夫人，拜訪她，這是再普通、再容易不過的事了，而我卻視作高不可攀，其中必有巨大的難言之隱。因此，當他聽見我這番話時，他認為在我所表達的貌似正常的愿望后面，一定暗藏著其他某種想法、某種可疑動機、某個以前的過失，所以至今才沒有任何人愿意代我向斯萬夫人致意，因為那會使她不高興的。于是我明白他永遠不會為我出這把力，他可以一年一年地每天與斯萬夫人相見，也決不會——哪怕一次——提到我。不過，幾天以后，他從她那里打聽到我想知道的一件事，托父親轉告我。當然，他認為沒有必要說明是為誰打聽的。她不會知道我認識德·諾布瓦先生，也不會知道我熱烈渴望去她家。也許這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樣倒霉。即使她知道這兩點，第二點也不會增加第一點的效力，何況這個效力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因為對奧黛特來說，既然她本人的生活和住宅引不起任何神秘的慌亂，那么，認識她并拜訪她的人決不如我臆想的是什么神奇人物。要是可能的話，我真想在石頭上寫上我認識德·諾布瓦先生這幾個字，然后將石頭扔進斯萬家的窗子。我認為，盡管傳遞方式粗野，這個信息會使女主人對我產生敬重而不是反感。其實，如果德·諾布瓦先生接受我的委托的話，它也不會有任何效果，反而引起斯萬一家對我的惡感。即使我明白這一點，我也沒有勇氣收回這個委托（如果大使慨然允諾），沒有勇氣放棄樂趣（不論后果如何悲慘）：即讓我和我的名字在對我陌生的希爾貝特的家和生活中與她陪伴片刻。

　　德·諾布瓦先生走后，父親瀏覽報紙。我又想到拉貝瑪。既然我看戲時所感到的樂趣遠遠少于我原先的估計，這個樂趣便要求被補充，并且無條件地吸收一切滋補。例如德·諾布瓦先生所贊揚的拉貝瑪的優點，它被我一飲而盡，仿佛干旱的草地立刻吸收人們灑在上面的水一樣。這時父親將報紙遞給我，指著上面一段小報道：“《菲德爾》的演出盛況空前，藝術界及批評界的名流前往觀看。菲德爾的扮演者、久負盛譽的拉貝瑪夫人獲得她那輝煌事業中前所未有的成功。此次演出不愧為轟動戲劇界的大事，本報將作詳細報道，在此只需指出，有權威的評論家一致認為，此次演出使菲德爾這個人物——拉辛筆下最美最深刻的人物之一——煥然一新，并且成為當代人有幸見到的最純凈、最杰出的藝術表演。”“最純凈、最杰出的藝術表演”，這個新概念一旦進入我的思想，便朝我在劇場中所感到的不完整的樂趣靠攏，并稍稍填補它的欠缺，而這種聚合形成了某種令人無比興奮的東西，以致我驚呼道：“她是多么偉大的藝術家呀！”人們可能認為我這句話不完全出自內心。我們不妨想想許多作家的情況：他們對剛剛完成的作品不滿意，但是如果他們談到一篇頌揚夏多布里昂的天才的文章，或者想到某位被他們引為楷模的大藝術家（例如他們哼著貝多芬的樂曲并將其中的憂郁與自己散文中的憂郁作比較），那么，這種天才的概念會充塞了他們的頭腦，因此，當他們回顧自己的作品時，也將天才的概念加之于它們，從而感到它們不再是最初的樣子，甚至確信它們的價值，并會自言自語說：“畢竟不壞嘛！”然而他們并未意識到，在使他們得到最后滿意的全部因素中，還有他們對夏多布里昂的美妙篇章的回憶，他們將這些篇章與自己的作品相提并論，而前者并非出自他們之手。我們不妨想想那些雖一再被情婦欺騙但仍然相信她們忠貞不渝的人吧。還有一些人時而盼望一種無法理解的幸存——例如含恨終身的丈夫想到已失去的、仍然愛著的妻子，或者藝術家想到將來可能享受的榮譽——時而盼望一種使人寬慰的虛無——因為他們回想起過失，如果沒有虛無，他們在死后必須贖罪。我們再不妨想想那些旅游者，他們對每天的日程感到厭煩，但對旅行的總體美卻興奮異常。我們不妨問一問，既然各種概念共同生活于我們頭腦里，那么，在使我們幸福的概念之中，有哪一個不是首先象寄生蟲一樣從鄰近的不同概念索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呢？

　　父親不再提我的“外交官職業”，母親似乎不太滿意。我認為她感到遺憾的不是我放棄外交，而是我選擇文學，因為她最關心的是用一種生活規律來約束我那喜怒無常的情緒。

　　“別說了，”父親大聲說，“干什么事首先要有興趣。再說他不再是孩子，他當然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恐怕很難改變。他明白什么是他生活中的幸福。”將來的生活幸福還是不幸福，暫且不談，當晚我便由于父親這番讓我自己作主的話而感到煩惱。父親突如其來的和藹往往使我想撲過去親吻他胡子上方紅潤潤的臉頰，僅僅怕惹他不快我才不這樣做。我好比是一位作者，他認為自己的遐想既然出于本人之手，似乎價值不大，但出版商竟然為它們挑選最上等的紙張，并且可能采用最佳字體來印刷，這不免使他惶惶然。我也一樣，我問自己我的寫作愿望確實如此重要，值得父親為此浪費這么多善意嗎？他說我的興趣不會改變，我的生活將會幸福，這些話在我身上引起兩點十分痛苦的猜想。第一點就是我的生活已經開始（而我每天都以為自己站在生活的門檻上，生活仍然是完整的，第二天凌晨才開始），不僅如此，將來發生的事與過去發生的事不會有多大差別。第二點猜想（其實只是第一點的另一種形式），就是我并非處于時間之外，而是象小說人物一樣受制于時間的規律，而且正因為如此，當我坐在貢布雷的柳枝棚里閱讀他們的生平時，我才感到萬分憂愁。從理論上說，我們知道地球在轉動，但事實上我們并不覺察，我們走路時腳下的地面似乎未動，我們坦然安心地生活。生活中的時間也是如此。小說家為了使讀者感到時間在流逝，不得不瘋狂地撥快時針，使讀者在兩分鐘內越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一頁書的開始，我們看見的是滿懷希望的情人，而在同一頁的結尾，他已是八旬老翁，正步履蹣跚地在養老院的庭院里作例行的散步，而且，由于喪失了記憶，他不理睬別人。父親剛才說“他不再是孩子，他興趣不會變了”等等，這些話使我突然間看到時間中的我，使我感到同樣的憂愁，我雖然尚不是養老院里智力衰退的老頭，但仿佛已是小說中人物。作者在書的結尾用極其殘酷的、冷漠的語調說：“他越來越少離開鄉間，終于永遠定居鄉間。”等等。

　　這時，父親唯恐我們對客人有所指責，便搶先對媽媽說：

　　“我承認諾布瓦老頭，用你的話說，有點迂腐。他剛才說對巴黎伯爵提問會不成體統，我真怕你會笑出來。”“你說到哪里去了，”母親回答說，“我很喜歡他，他地位這么高、年齡這么大，還能保持這種稚氣，這說明他為人正直又頗有教養。”

　　“不錯。不過，這并不影響他的機警和聰明，這一點我最清楚，他在委員會上判若兩人，”父親抬高嗓門，他很高興德·諾布瓦先生受到母親的贊賞，并且想證明他比她想象的還要好（因為好感往往抬高對方，揶揄往往貶低對方），“他是怎么說的……‘王公們的事情難說……’？”

　　“對，正是這樣。我也注意到了，他很敏銳，顯然他的生活經驗很豐富。”

　　“奇怪，他居然去斯萬夫人家吃飯，而且還在那里遇見了正派人，公職人員。斯萬夫人是從哪里弄來這些人的呢？”

　　“你沒注意他那句俏皮話嗎？‘去那里的似乎主要是男士們。’”

　　于是兩人都努力追憶德·諾布瓦說這話的聲調，仿佛在回想布雷桑或迪龍在表演《女冒險家》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時的語調。然而，諾布瓦先生的用詞所受到的最高贊賞來自弗朗索瓦絲。多年以后，每當人們提起大使稱她為“第一流的廚師頭”時，她還“忍俊不禁”。當初母親去廚房向她傳達這個稱呼時，儼然如國防部長傳達來訪君主在檢閱后所致的祝詞。我比母親早去廚房，因為我曾請求愛好和平但狠心的弗朗索瓦絲在宰兔時不要讓它太痛苦，我去廚房看看事情進行得如何。弗朗索瓦絲對我說一切順利，干凈利索：“我還從來沒遇見像這樣的動物。一聲不吭就死了，好像是啞巴。”我對動物的語言知之甚少，便說兔子的叫聲比雞小。弗朗索瓦絲見我如此無知，憤憤然地說：“先別下結論。你得看看兔子的叫聲是否真比雞小，我看比雞大得多哩。”弗朗索瓦絲接受德·諾布瓦先生的稱贊時，神態自豪而坦然，眼神歡快而聰慧——盡管是暫時的——仿佛一位藝術家在聽人談論自己的藝術。母親曾派她去幾家大餐館見習見習烹調手藝。那天晚上，她把最有名的餐館稱作小飯鋪。我聽了甚為高興，如同我曾發現戲劇藝術家的品質等級與聲譽等級并不一致時那樣高興。母親對她說：“大使說在哪里也吃不到你做的這種冷牛肉和蛋奶酥。”弗朗索瓦絲帶著謙虛而受之無愧的神情表示同意，但大使這個頭銜并未使她受寵若驚。她提到德·諾布瓦先生時，用一種親切的口吻說：“這是一個好老頭，和我一樣。”因為他曾稱她為“頭”。他來的時候，她曾經想偷看，但是，她知道媽媽最起厭別人在門后或窗下偷看，而且會從別的仆人或門房那里得知佛朗索瓦絲偷看過（弗朗索瓦絲看見處處是“嫉妒”和“閑言碎語”，它們之作用于她的想象力，正如耶穌會或猶太人的陰謀之作用于某些人的想象力：這是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的、不祥的作用）因此她只是隔著廚房的窗瞟了一眼，“免得向太太解釋”，而且，當她看見德·諾布瓦先生的大致模樣和“靈巧”的姿勢時，她“真以為是勒格朗丹先生”，其實這兩個人毫無共同之處。“誰也做不出你這樣可口的凍汁來（當你肯做的時候），這來自什么原因？”母親問她。“我也不知道這是從哪里變來的。”弗朗索瓦絲說（她不清楚動詞“來”——至少它的某些用法——和動詞“變來”究竟有什么區別）。她這話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因為她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揭示她的凍汁或奶油的成功訣竅，正如一位雍容高雅的女士之與自己的裝束，或者著名歌唱家之與自己的歌喉。她們的解釋往往使我們不得要領。我們的廚娘對烹調也是如此。在談到大餐廳時，她說：“他們的火太急，又將菜分開燒。牛肉必須象海綿一樣爛，才能吸收全部湯汁。不過，以前有一家咖啡店菜燒得不錯。我不是說他們做的凍汁和我的完全一樣，不過他們也是文火燒的，蛋奶酥里也確實有奶油。”“是亨利飯館吧？”已經來到我們身邊的父親問道，他很欣賞該隆廣場的這家飯館，經常和同行去那里聚餐。“啊，不是！”弗朗索瓦絲說，柔和的聲音暗藏著深深的蔑視，“我說的是小飯館。亨利飯館當然高級啦，不過它不是飯館，而是……湯鋪！“那么是韋伯飯館？”“啊，不是，我是指好飯館。韋伯飯館在王家街，它不算飯館，是酒店。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侍候客人用餐，我想他們連桌布也沒有。什么都往桌子上一放，馬馬虎虎。”“是西羅飯館？”弗朗索瓦絲微微一笑，“啊，那里嘛，就風味來說，我看主要是上流社會的女士（對弗朗索瓦絲來說，上流社會是指交際花之流）。當然哪，年輕人需要這些。”我們發覺弗朗索瓦絲雖然神情純樸，對名廚師來說卻是令人畏懼的“同行”，與最好嫉妒的、自命不凡的女演員相比，她毫不遜色。但我們感到她對自己這門手藝有正確的態度，她尊重傳統，因為她又說：“不，我說的那家飯館以前能做出幾道大眾喜歡的可口菜。現在的門面也不小。以前生意可好了，賺了不少的蘇（勤儉的弗朗索瓦絲是以‘蘇’來計算錢財的，不象傾家蕩產者以‘路易’來計算）。太太認識這家飯館，在大馬路上，靠右手，稍稍靠后……”她以這種公允——夾雜著驕傲和純真——口吻談到的飯館，就是……英吉利咖啡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