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親眼中，大使本人也許缺少最能使她感興趣的那種智慧。應該說德·諾布瓦先生的談話是某種職業、某個階層、某個時期——對于這個職業和階層來說，這個時期可能并未完全廢除——所特有的古老的語言形式之大全，我未能將耳聞如實筆錄下來，不免感到遺憾，否則我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創造語言老朽這個效果，正如羅亞爾宮那位演員一樣：有人問他從哪里找到那些令人驚奇的帽子，他回答說：“不是找來的。是保存下來的。”總而言之，我感到母親認為德·諾布瓦先生有點“過時”。就舉止而言，他并未使她不快，但就思想而言——其實德·諾布瓦先生的思想是十分時新的——或許遠不如說就語言表述而言，他在她心目中毫無魅力。不過她感覺到，如果她在丈夫面前對那位對他表示如此少有的偏愛的外交家稱贊一番，丈夫定會暗暗得意。她肯定了父親對德·諾布瓦先生的好評，同時也引導他對自己產生好評，她意識到這是在履行職責：使丈夫愉快，就好比使菜肴精美、使上菜的仆人保持安靜一樣。她不善于對父親撒謊，因此就培養自己去欣賞大使，以便誠心誠意地稱贊他。何況，她當然欣賞他那和善的神情、稍嫌陳舊的禮節（而且過分拘謹。他走路時，高大的身軀挺得筆直，但一見我母親乘車駛過，便將剛剛點著的雪茄拋得遠遠的，摘下帽子向她致意），他那有分寸的談吐——他盡可能不談自己，而且時時尋找能使對方高興的話題——以及其速度令人吃驚的回信。父親剛寄出一封信就收到回信，父親看見信封上德·諾布瓦先生的筆跡，第一個反應是莫非這兩封信恰巧錯過了。難道郵局對他特別優待，加班為他收發信嗎？母親贊嘆他雖百事纏身，卻復信迅速、雖交游甚廣，但仍和藹可親。她沒有想到這些“雖然”其實正是“因為”，只是她未識別罷了，她沒有想到（如同人們對老者的高齡、國王的不拘禮節、外省人的靈通信息感到吃驚一樣）德·諾布瓦先生正是出于同一種習慣而既日理萬機又復信迅速，既取悅于社交界又對我們和藹可親。再者，和所有過分謙虛的人一樣，母親的錯誤在于將與自己有關的事置于他人之下，即置于他人之外。她認為父親這位朋友能即刻復信實屬難能可貴，其實他每日寫大量書信，這只是其中的一封，而她卻將它視作大量信件中之例外。同樣，她看不出德·諾布瓦先生來我家吃飯僅僅是他眾多社交活動中之一項，因為她沒想到大使昔日在外交活動中習慣于將應邀吃飯當作職責，習慣于表現出慣常的殷勤，如果要求他在我家一反常態地舍棄這種殷勤，那就未免太過分了。

　　德·諾布瓦先生第一次來家吃飯的那一年，我還常去香榭麗舍大街玩耍。這頓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因為那天下午我總算能看拉貝瑪主演的《菲德爾》日場，還因為與德·諾布瓦先生的談話使我驟然以新的方式感到：希爾貝特·斯萬及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所喚醒的感情與他們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多么地不同。

　　新年假期即將到來，我也日益無精打采，因為希爾貝特親自告訴我在假期中我再見不到她，母親大概注意到我的神氣，想讓我解解悶，有一天便對我說：“如果你仍然很想聽拉貝瑪的戲，我想父親會同意的，外祖母可以帶你去。”

　　這是因為德·諾布瓦先生曾對父親說應該讓我去聽拉貝瑪的戲，對年輕人來說這是珍貴的回憶，父親才改變一貫的態度——他反對我在他所謂的無聊小事（這種看法使外祖母震驚）上浪費時間并冒生病臥床的危險，并且幾乎認為既然大使勸我看戲，那么看戲似乎成了飛黃騰達的秘訣之一。外祖母一直認為我能從拉貝瑪的戲中學到許多東西，但是，為了我她放棄看戲，為了我的健康她作出巨大犧牲。此刻，她無比驚異，因為德·諾布瓦先生的一句話便使我的健康成為微不足道的東西了。她對我所遵守的呼吸新鮮空氣和早睡的生活習慣寄托于理性主義者的堅定希望，因此認為打破習慣便會招來災禍，她痛心地對父親說：“您太輕率了！”父親生氣地回答說：“怎么，您現在又不愿意讓他聽戲！多么荒唐，您不是口口聲聲說聽戲對他有好處嗎？”

　　德·諾布瓦先生在對我至關重要的另一件事上，改變了父親的意圖。父親一直希望我當外交官，而我卻難于接受。即使我在外交部內呆一段時期，但總有一天我會被派往某些國家當大使，而希爾貝特并不住在那里。我愿意恢復從前在蓋爾芒特家那邊散步時所設想的、后來又放棄的文學打算。但父親一直反對我從事文學，認為它比外交低賤得多。他甚至不能稱它為事業。可是有一天，對新階層的外交官看不上眼的德·諾布瓦先生竟對父親說，當作家和當大使一樣，受到同樣的尊敬，施展同樣的影響，而且具有更大的獨立性。

　　“噯！真沒想到，諾布瓦老爹毫不反對你從事文學，”父親對我說。父親是相當有影響的人物，因此認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過和重要人物的談話得到解決，得到圓滿的解決，他說：“過幾天，開完會后我帶他來吃飯。你可以和他談談，露一手。好好寫點東西給他看。他和《兩個世界評論》的社長過從甚密，他會讓你進去，他會安排的，這是個精明的老頭，確實，他似乎認為外交界，在今天……”

　　不會和希爾貝特分離，這種幸福使我產生了寫篇好文章給德·諾布瓦先生看的愿望——而不是能力。我動手寫了幾頁便感到厭煩，筆從我手中落下，我惱怒得哭了起來。我想到自己永遠是庸才，想到自己毫無天賦，連即將來訪的德·諾布瓦先生向我提供的永不離開巴黎的良機都沒有能力利用。當我想到能去聽拉貝瑪的戲時，胸中的憂愁才有所排解。我喜愛的景色是海濱風暴，因為它最猛烈，與此相仿，我最喜歡這位名演員扮演的，是傳統角色，因為斯萬曾對我說她扮演這些角色的藝術堪稱爐火純青。當我們希望接受某種自然印象或藝術印象從而獲得寶貴的發現時，我們當然不愿讓心靈接受可能使我們對美的準確價值產生謬誤的、較為低劣的印象。拉貝瑪演出《安德羅瑪克》、《反復無常的瑪麗安娜》、《菲德爾》，這是我的想象力渴望已久的精彩場面。如果我能聽見拉貝瑪吟誦這段詩句：聽說您即將離我們遠去，大人……等等，那我會心醉神迷；就仿佛在威尼斯乘小船去弗拉里教堂欣賞提香圣母像或者觀看卡帕契奧的系列畫《斯基亞沃尼的圣喬治》一樣。這些詩句，我已經在白紙黑字的簡單復制品中讀過，但我將看見它們在金嗓子所帶來的空氣和陽光中出現，好比是實現了旅行的夢想，我想到這里時，心便劇烈地跳動。威尼斯的卡帕契奧，《菲德爾》中的拉貝瑪，這是繪畫藝術和戲劇藝術中的杰作，它們所具有的魅力使它們在我身上富有生命力，使我感到卡帕契奧和威尼斯、拉貝瑪和《菲德爾》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如果我在盧浮宮的畫廊里觀看卡帕契奧的畫，或者在某出我從未聽說的戲中聽拉貝瑪朗誦，我便不會再產生美妙的驚嘆，不會再感到終于看見使我夢繞魂縈的、不可思議的、無與倫比的杰作，其次，既然我期待從拉貝瑪的表演中得到高貴和痛苦的某些方面的啟示，如果女演員用她卓越和真實的藝術來表演一部有價值的作品，而不是在平庸粗俗的情節上添點兒真和美，那么，這種表演會更加卓越和真實。

　　總之，如果拉貝瑪表演的是一出新戲，我便難以對她的演技和朗誦作出判斷，因為我無法將我事先不知道的臺詞與她的語調手勢所加之于上的東西區別開，我會覺得它們和臺詞本是一體。相反，我能倒背如流的老劇本仿佛是特有的、準備好的廣大空間，我能完全自由地判斷拉貝瑪如何將它當作壁畫而發揮她那富有新意的創造力。可惜幾年前她離開了大舞臺，成為一個通俗劇團的名角，為它立下汗馬功勞。她不再表演古典戲劇。我常常翻閱廣告，但看到的總是某某時髦作家專門為她炮制的新戲。有一天，我在戲欄里尋找元旦那一周的日場演出預告，第一次看到——在壓軸節目中，因為開場小戲毫無意義，它的名字顯得晦暗，其中包含對我陌生的一切特殊情節——拉貝瑪夫人演出《菲德爾》中的兩幕，還有第二天第三天的《半上流社會》和《反復無常的瑪麗安娜》。這些名字象《菲德爾》名字一樣，在我眼前顯得晶瑩可鑒、光亮照人（因為我很熟悉它們），閃爍著藝術的微笑。它們似乎為拉貝瑪夫人增添光彩，因為在看完報上的節目預告以后，我又讀到一則消息，說拉貝瑪夫人決定親自再次向公眾表演往日創造的角色。看來藝術家知道某些角色的意義不僅限于初次上演、使觀眾一新耳目，或再次上演而大獲成功。她將所扮演的角色視作博物館的珍品——向曾經欣賞珍品的老一代或未曾目睹珍品的新一代再次展示的珍品，這的確是十分有益的。在僅僅用來消磨夜晚時光的那些演出的預告中，她塞進了《菲德爾》這個名字，它并不比別的名字長，也未采用不同的字體，但她心照不宣地將它塞了進去，仿佛女主人在請客人入席時，將他們——普通客人——的名字一一告訴你，然后用同樣的聲調介紹貴賓：阿納托爾·法朗士先生。

　　給我看病的醫生，即禁止我作任何旅行的那位，勸父母不要讓我去看戲，說我回來以后會生病的，而且可能病得很久，總之，我的痛苦將大于樂趣。如果我期待于劇院的僅僅是樂趣，那么，這種顧慮會使我望而卻步，因為痛苦將會淹沒樂趣。然而——正如我夢寐以求的巴爾貝克之行、威尼斯之行一樣——我所期待于這場演出的，不是樂趣，而是其他，是比我生活的世界更為真實的世界的真理。這些真理，一旦被我獲得，便再也不會被我那閑散生活中無足輕重的小事所奪去，即使這些小事使我的肉體承受痛苦。我在劇場中所感到的樂趣可能僅僅是感知真理的必要形式，但我不愿它受到影響和破壞，我盼望自己在演出結束以后才像預料中的那樣感到身體不適。我懇求父母讓我去看《菲德爾》，但是自從見過醫生以后，他們便執意不允。我時時為自己背誦詩句：聽說您即將離我們遠去……我的聲調盡量抑揚頓挫，以便更好地欣賞貝瑪朗誦中的不平凡之處。她的表演所將揭示的神圣的美如同圣殿中之圣殿一樣隱藏在帷幔之后，我看不見它，但我時時想象它的新面貌。我想到希爾貝特找到那本小冊子中的貝戈特的話：“高貴的儀表，基督徒的樸素，冉森派的嚴峻，特雷澤公主及克萊芙公主，邁錫尼的戲劇，澤爾菲的象征，太陽的神話”。這種神圣的美不分晝夜地高踞在我內心深處的、永遠燭火通明的祭壇之上，而我那嚴厲而輕率的父母將決定我能否將這位女神（她將在原來隱藏著她無形形象的地方顯露真面目）的美吸進，永遠吸進我的精神之中。我的目光凝視著那難以想象的形象，我整日與家庭的障礙搏斗，但是當障礙被掃平，當母親——盡管這個日場戲正好是委員會開會，而會后父親將帶德·諾布瓦先生來家吃飯的那一天——對我說：“唉，我們不愿意使你不高興，如果你實在想去那就去吧。”當一直作為禁忌的戲院此刻只由我來決定取舍，我將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實現宿愿時，我卻反而猶豫不決，是該去還是不該去，是否除了父母的反對以外尚有其他否定的理由。首先，雖然他們最初的殘酷讓我討厭，但此刻的允諾卻使我覺得他們十分親切。因此，一想到會使他們難過，我自己就感到難過，在這種情緒之下，生活的目的對我來說似乎不再是真理，而是柔情，生活的好與壞的標準似乎只是由我父母快活還是不快活而定。“如果這會使您不快活的話，我就不去了，”我對母親這樣說。她卻反過來叫我不必有這種顧慮，這種顧慮會破壞我從《菲德爾》中得到的樂趣，而她和父親正是考慮到我的樂趣才解除禁令的。這樣一來，樂趣似乎成為某種十分沉重的義務。其次，如果看戲歸來病倒的話，我能很快痊愈嗎？因為假期一結束，希爾貝特一回到香榭麗舍大街，我便要去看她。為了決定看不看戲，我將這全部理由與我對拉貝瑪完美藝術的想象（雖然它在面紗下難以看見）作比較，在天平的一端我放上“感到媽媽憂愁，可能去不了香榭麗舍大街”，在另一端放上“冉森派的嚴峻，太陽的神話”，但是這些詞句本身最后在我思想中變得晦暗，失去了意義，失去了分量。漸漸地，我的猶豫變得十分痛苦，我完全可能僅僅為了結束這種猶豫，一勞永逸地擺脫這種猶豫而決定去看戲。我完全可能任人領到劇院，但不是為了得到精神啟示和完美藝術的享受，而是為了縮短痛苦；不是為了謁見智慧女神，而是謁見在女神面紗之下偷梁換柱的、既無面孔又無姓名的無情的神明。幸虧突然之間一切都起了變化。我去看拉貝瑪表演的夙愿受到了新的激勵，以至我急切和興奮地等待這個日場，原因是那天當我像每日一樣來到戲劇海報圓柱前時（我像柱頭隱士那樣佇立在那里，這種時刻近來變得更嚴峻），我看到了第一次剛剛貼上去的、仍然潮濕的、詳盡的《菲德爾》演出海報（其實其他演員并不具有足以使我作出決定的魅力）。這張海報使我原先猶豫不決的那件事具有了更為具體的形式，它近在眼前，幾乎正在進行之中——因為海報上落款的日期不是我看到它的那一天，而是演出的那一天，而落款的鐘點正是開幕的時刻。我在圓柱前高興得跳了起來。我想，到了那一天，在這個準確的鐘點，我將坐在我的座位上，等著拉貝瑪出臺。我擔心父母來不及為外祖母和我訂兩個好座位，便一口氣跑回家，如癡如呆地望著那句富有魅力的話：“正廳不接待戴帽的女士。兩點鐘后謝絕入場”，這句話取代了我腦中的“冉森派的嚴峻”和“太陽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