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第三卷 地名：那個姓氏（2）

　　這些名字雖然從此永遠吸附了我對這些城市所設想的的形象，但這是經過改造了的形象，是依照它們自身的規律重現到我腦際的形象；這些名字美化了這些城市的形象，也使它跟這些諾曼底和托斯卡尼的城市的實際不相一致，而我想象中賦予的任意的歡快越是增長，來日我去旅行時的失望也越強烈。這些名字強化了我對地球上某些地方的概念，突出了它們各自的特殊性，從而使它們顯得更加真實。我那時不把這些城市、風景、歷史性建筑物看成是從同一塊質料的畫布上在不同的位置裁剪下來、賞心悅目的程度有所不同的畫幅，我是把它們當中的每一個都看成是一個完全與眾不同的陌生的東西，我的心靈渴望著它，樂于從結識它之中得到益處。當這些城市、風景，歷史性建筑物冠以名稱，冠以它們特有的名稱，就跟人各有其姓名時，它們又取得了更多的個性。文字為我們提供事物的明白而常見的小小的圖象，就象小學校墻上掛的掛圖，教給孩子什么叫做木工的工作臺，什么叫做鳥，什么叫做螞蟻窠，反正把同一類東西都設想成是一模一樣。而人名（還有城市的名稱，因為我們是習慣于把城市看成是跟人一樣各有不同，獨一無二的）為我們提供的圖象卻是含糊的，它根據名字本身，根據名字是響亮還是低沉，選出一種顏色，把這圖象普遍涂上，就象某些廣告一樣，全部涂上藍色或者全部涂上紅色，由于印刷條件的限制或是設計師的心血來潮，不但天空和大海是藍的或紅的，就連船只、教堂、行人也是藍的或紅的。自從我讀了《巴馬修道院》以后，巴馬就成了我最想去的城市之一，我覺得它的名字緊密，光滑、顏色淡紫而甘美，如果有人對我說起我將在巴馬的某一所房子得到安置，那他就使我產生一種樂趣，認為我可以住進一所光滑、緊密、顏色淡紫而甘美的住所，它跟意大利任何城市的房子毫無關系，因為我只是借助于巴馬這個名字的密不通風的沉重音節，借助于我為它注入的司湯達式的甘美和紫羅蘭花的反光而把它設想出來的。而當我想到佛羅倫薩的時候，就仿佛是想到一座散發出神奇的香味，類似一個花冠的城市，因為它被稱之為百合花之城，而它的大教堂就叫做百花圣母院。至于巴爾貝克，它是這樣的名字中的一個，正如古老的諾曼底陶器還保留著制造它的陶土的顏色一樣，這些名字還體現著某種已經廢除了的習俗、某種封建權利、一些地方的歷史情況，還有某種曾構成一些古怪的音節的過時的讀音方式，我也毫不懷疑還能從在當我到達巴爾貝克時將為我斟上一杯牛奶咖啡，領我到教堂面前去看奔騰的大海的那位客棧主人嘴里聽到；我要賦予他一副古代韻文故事中的人物那種喜歡爭論，以及莊嚴肅穆的古色古香的派頭。

　　如果我身體日漸健壯，父母親即使不答應我上巴爾貝克住些日子，至少同意我登上我在想象中曾多次搭乘的一點二十二分那班火車去見識見識諾曼底或者布列塔尼的建筑和景色的話，我就想在那最美的幾個城市下車；然而我無法將它們加以比較，無法挑選，正如在并非可以互換的人們中間無法選取一樣；譬如說吧，貝葉以它的尊貴的紅色花邊而顯得如此高聳，它的巔頂閃耀著它最后一個音節的古老的金光；維特萊末了那個閉音符給古老的玻璃窗鑲上了菱形的窗欞；悅目的朗巴爾，它那一片白中卻也包含著從蛋殼黃到珍珠灰的各種色調；古當斯這個諾曼底的大教堂，它那結尾的二合元音沉濁而發黃，頂上是一座奶油鐘樓；朗尼翁在村莊的寂靜之中卻也傳出在蒼蠅追隨下的馬車的聲響；蓋斯當貝和邦多松都是天真幼稚到可笑的地步，那是沿著這些富于詩意的河濱市鎮的路上散布的白色羽毛和黃色鳥喙；貝諾岱，這個名字仿佛是剛用纜繩系住，河水就要把它沖到水藻叢中；阿方橋，那是映照在運河碧綠的水中顫動著的一頂輕盈的女帽之翼的白中帶粉的騰飛；甘貝萊則是自從中世紀以來就緊緊地依著于那幾條小溪，在溪中汩汩作響，在跟化為銀灰色的鈍點的陽光透過玻璃窗上的蛛網映照出來的灰色圖形相似的背景上，把條條小溪似的珍珠連綴成串。

　　這些形象之所以不會真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它們必然是十分簡單化了的；當然，我的想象力所向往，而我的感官只是很不完全地感知而且并未立刻感到樂趣的東西，我就把它打入名字的冷宮里了；當然，因為我也曾在這冷宮里積攢了夢想，所以那些名字現在就激勵著我的愿望；然而那些名字也并不怎么包羅萬象；我至多也只能裝進每個城市的兩三處主要的勝景，而這些勝景在那里也只能單獨并列，缺乏中間的連系；在巴爾貝克這個名字當中，就象從在海水浴場賣的那種鋼筆桿上的放大鏡中，我看到一座波斯風格的教堂周圍洶涌的海濤。但也許正因為這些形象是簡化了的，所以它們在我身上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有一年，當我的父親決定我們要上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度復活節假時，由于在佛羅倫薩這個名字當中沒有地方裝下通常構成一個城市的那些東西，我就只好以我所設想的喬托的天才，通過春天的芳香，孕育出一個超自然的城市來。既然我們不能讓一個名字占有太多的空間與時間，我們至多只能象喬托的某些畫中表現同一人物的先后兩個動作那樣——前一幅還躺在床上，后一幅則正準備跨上馬背——把佛羅倫薩這個名字分成兩間。在一間里，在一個頂蓋之下，我觀賞一幅壁畫，那上面覆蓋著一塊晨曦之幕，灰濛濛的、斜照而逐漸擴展；在另一間里（當我想到一個名字時，我并不是想到一個不可企及的空想的事物，而是一個我行將投身其間的一個現實的環境，一個從未經歷過的生活，我在這個現實環境中完整無損而純凈無瑕的生活賦予最物質性的樂趣、最簡單的場景以原始人的藝術作品中的那種魅力），我快步邁過擺滿長壽花、水仙花和銀蓮花的老橋，好早早地吃上正在等著我的那頓有水果，有基安蒂紅葡萄酒的午餐。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雖然我人還在巴黎），而并非真正在我身邊的東西。即使是從單純的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所向往的國家在任何時刻也都比我們實際所在的國家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占有多得多的位置。顯然，當我更仔細地想一想，在我說出“上佛羅倫薩、巴馬、比薩、威尼斯去”這幾個字時我腦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這時候我就會明白，我眼前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個城市，而是跟我已知的一切是如此不同，也是如此甘美，就跟從來都是生活在冬季傍晚的某些人突然看到那從未見過的新異奇跡——春之晨一樣。那些固定不變的不真實的圖景充斥于我的夜晚，也充斥于我的白晝，使得這個時期的我的生活不同于以前那些時期（在一個只從外面看事物，也就是說什么也看不到的旁觀者的眼中，那些時期可能與這個時期并無不同），這就好象在一部歌劇中，一個富有旋律性的動機引進了一點創新之處，只看腳本的人體會不到，而呆在劇場外面一個勁兒掏出表來看鐘點的人就更難以想象了。再說，就從單純數量的觀點來看，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日子也并不都是相等的。要度過一天，對象我這樣多少有點神經質的人，就跟汽車一樣，有著幾種不同的“排檔”。有些日子坎坷不平，艱難險阻，爬起來是無休無止，而有些日子則是緩坡坦途，可以唱著歌兒全速下降。在這個月里，我把佛羅倫薩、威尼斯和比薩的形象當作一首歌曲那樣反復吟詠而永不知滿足，這些形象在我心中激起的愿望當中有著如此深刻的個人的東西，簡直可說是一種愛情，對人的愛情——我一直相信這些形象是跟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相符的，它們使我產生了早期基督徒在升入天堂的前夕所可能抱有的那種美妙的希望。由幻想創造出來而并未經感覺器官感知的東西，現在要用感覺器官去觀看、去觸摸（而且越是跟它們已知的東西不一樣，誘惑力就越大），這里頭存在的矛盾，我也不去管它了；正是提醒我這些形象是現實的那些東西最強烈地點燃著我的愿望，因為這仿佛是我的愿望可以得到滿足的一個許諾。雖然我這種豪情是出之于要滿足藝術享受的愿望，但就維持這個愿望來說，旅游指南卻比美學書籍起的作用更大，而火車時刻表甚至更有過之。當我想起，佛羅倫薩這個在我的想象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如果在我心中把它跟我隔開的這段路程不能通行的話，我總可以“走陸路”繞個彎，拐一拐走到的，這時我就會心情激動。當然，當我賦予我就要看到的事物以重大的價值，反復思想威尼斯是“喬爾喬涅畫派的所在地，提香的故居，中世紀住宅建筑最完善的博物館”時，我感到幸福。當我上街，由于天氣的關系（早春來了幾天后寒冬又忽然恢復，這在圣周時的貢布雷是常有的事）而走得很快的時候，我感到更加幸福——我看到馬路兩旁的栗樹雖然沉浸在潮濕似水的寒氣之中，卻依然象毫不氣餒，穿上盛裝，準時赴宴的客人一樣，照樣開始用它們遭霜凍的嫩葉，裝點這肅殺的寒氣，雖然阻撓，然而無力遏制其生長的不可抗拒的青蔥翠綠，這時我想佛羅倫薩的老橋已經堆滿了風信子和銀蓮花，春天的太陽已經把威尼斯大運河的河水染成一片深藍，染成一片碧綠，當它沖上提香的畫作時，簡直可以跟畫上豐富的色彩比個高下。當我的父親一邊看氣壓計，為天氣之冷而興嘆，一邊卻開始研究坐哪班車最好時，我真是抑制不住我歡樂的心情；我也知道，等到吃完午飯走進那染上煤灰的實驗室，走進那能使周圍的一切都變樣的魔室，第二天醒來時就可以到達那“以碧玉為墻，以綠寶石鋪地”的大理石和黃金之城了。這樣，它跟百合花之城就不再僅僅是我任意置之于我的想象力面前的虛構的圖景，而是存在于離開巴黎一段距離（要去的話就絕對必須邁過），存在于地球上某一定點而不是任何其他地點的了，總而言之，這兩個城市是確確實實真實的城市。當我的父親說“總之，你們在威尼斯可以從四月二十號呆到二十九號，然后在復活節的早晨就到佛羅倫薩”的時候，對我來說，這兩個城市就更加真實了；他這幾句話不僅使兩個城市從抽象的空間當中脫離了出來，而且也使它們從想象的時間當中脫離了出來，在想象的時間中我們不是一次僅僅安排一個旅行，而是把別的幾次旅行也同時安排在一起而并不以為怪，因為這些旅行僅僅是可能性而已——而且這想象的時間是完全可以再生的，你把它在這個城市里度過了，還可以在另一個城市再度；他這幾句話也為這兩個城市安排了特定的日子，這些日子就是證明在這些日子中所做的事情的真實性的證明書，因為這些獨一無二的確定的日子用過以后就消失了，它們不再回來，你不能在那里度過以后又到這里再度；我感覺到，正是將近星期一洗衣店要把我濺了墨水的那件白背心洗了送回來的那一周，那兩個皇后城市從它們當時還不存在于其間的理想的時間中走了出來，以最激動人心的幾何學的方式把它們的圓屋頂和鐘樓載入我個人的歷史中去。然而我那時還只是在走向歡樂的頂點這條道路的途中；后來我終于到了這一點（直到那時，我才得到啟示，在那汩汩作響、被喬爾喬涅的壁畫映紅了的街道上，下一周，也就是復活節的前夕，在威尼斯散步的并不是我不顧別人再三提醒而依然還設想的那些“威風凜凜，象海洋那樣令人生畏，頭戴著閃耀著青銅光的盔甲，外披帶褶的血紅披風”的人們，而在別人借給我的那張圣馬克教堂的大照片上，攝影者照下來的頭戴圓頂帽，站在門廊前的那個小人兒可能就是我了），這時我只聽得父親對我說：“大運河上這會兒可能還冷，你無論如何別忘了把冬大衣和厚上衣裝進箱子。”聽了這話，我簡直是欣喜若狂了；我感到我突然穿進那些“仿佛是印度洋中的暗礁似的紫水晶石堆”之中，這是我直到那時一直以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以遠遠超出我體力的動作，象剝一只無用的甲殼一樣，驅去我臥室里身邊的空氣，換上同等數量的威尼斯的空氣——那是我的想象力注入威尼斯這個名字當中的海上的空氣，是夢中的無法形容的特殊的空氣；這時我忽然感到象是靈魂出竅，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惡心，就象人們剛得了一陣劇烈的喉痛時那樣，家里人不得不把我扶到床上，我燒得那么厲害，大夫宣稱不僅現在不能讓我上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去，而且即使我全好了，一年之內也不能打算外出旅行，也不能有任何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