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個長相特別兇狠，很象文藝復興時期某些畫有酷刑的場面當中的執刑人，他毫不容情地向斯萬走來，接住他的衣物。他的眼神雖似鋼鐵般堅硬無情，棉紗手套卻是那樣柔和，當他走近斯萬的時候，他仿佛是對斯萬其人表現出蔑視而對他的禮帽則頗為尊敬。他小心翼翼地把禮帽接住，動作準確細致，優雅動人。他然后把禮帽遞給他的一個下手，這是一個新手，靦腆膽怯，兩眼滴溜溜的，射出憤怒的光焰，象剛被關進籠子的野獸那樣惴惴不安。

　　幾步之外，一個穿著號衣的彪形大漢站在那兒出神，象尊塑像那樣無所事事，動也不動，仿佛是曼坦那最嘈雜喧鬧的畫幅當中那個純粹是點綴用的武士一樣，正當別人沖向前去，在他身旁忙于廝殺的時候，他卻倚在盾牌上若有所思；這個大漢超脫于在斯萬身邊忙忙碌碌的那群伙伴之外，仿佛他對這個場景不感興趣，只是以他兇狠的藍眼睛漫不經心地瞧著，似乎那是“無辜嬰兒的屠殺”或者“圣雅各的殉難”似的。他倒仿佛當真屬于那個已經消失了的家族，那個也許僅僅在圣芝諾教堂祭壇后部裝飾屏上以及埃爾米塔尼教堂壁畫上（斯萬是在那里跟這個家族接觸的，這個家族還在那里沉思）才存在的家族；這個由古代雕像與大師的巴杜亞模特兒或者丟勒筆下的撒克遜人相結合的產物的家族。他那棕紅色的頭發天然是卷曲的，抹著潤滑油而粘在一起，那發髻卷得雄渾有力，就象曼圖亞那位畫家不斷研究的希臘雕像上的發髻一樣；希臘雕刻在創始時雖只處理人像，卻也善于從人的簡單的線條中提煉出豐富多采的形式，仿佛從整個生物界中都有所借取，就說是那一頭頭發吧，它那平緩的起伏，發髻尖尖的角，發辮上冠冕式裝飾三層重迭排列就既象是一團海藻，一窩鴿子，又象是一片風信子花，也象是盤成一團的蛇。

　　還有一些仆役，也都是身材魁梧，站在那宏偉壯觀的臺階石級上，象大理石雕像那樣一動也不動，純粹起著裝飾的作用，把這臺階點綴得簡直跟公爵府的“巨人臺階”一般；斯萬走上這臺階，心想奧黛特還從來沒有涉足此間，不禁有些憂傷。啊！與此相反，要是他能登上那歇業的小女裁縫那昏暗的發出難聞的氣味，一不小心就會摔倒的樓梯，他又該多么高興！他要是能在奧黛特去她那小閣樓的日子同去消磨晚間的時刻，他都樂于付出比歌劇院包廂一星期還多的錢；即使是奧黛特不去的日子，他也可以跟經常和她見面的人們談起她，和他們生活在一起；這些人由于經常和她見面，他認為他們身上藏有關于他的情婦的生活當中的更真實、更難以取得、更神秘不可測的東西。在這歇業的女裁縫這個惡臭但值得羨慕的樓梯上，由于另外沒有一條專供仆役或者送貨者用的樓梯，所以每到晚上，家家門口的擦鞋墊上都擺著一只臟的空奶罐，在斯萬此刻登上的這個華麗而可惡的臺階上，在左右兩側不同的高度上，在門房的窗戶或者套房的入口，在墻上形成的每一個凹處則都站著一個門房，或者是管家，或者是帳房，分別代表著他們經管的府內業務，同時也是向來客表示敬意（他們也都是些體面的人物，每星期都有一部分時間在他們自己的產業上過著多少獨立的生活，象小業主那樣在家吃飯，有朝一日也許會到一個知名的醫生或者實業家那里去服務），他們兢兢業業地謹守人們在讓他們穿上這輝煌的號衣以前給他們的種種教導，這號衣他們也是難得穿上身，穿著也并不太舒服；他們站立在各自的門洞的拱廊底下，穿得鮮艷奪目，卻多少帶點市民的憨厚勁兒，仿佛是神龕里的圣像似的；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瑞士衛兵，打扮得跟教堂侍衛一樣，在每一位來客走過他跟前時用手杖在地面上敲打一下。斯萬在一個臉色蒼白，象戈雅畫中的圣器室管理人或者劇中公證文書謄寫人那樣，腦后用緞帶扎著一條小辮的仆役陪伴下走到臺階頂上，到了一張辦公桌跟前，那里有幾個當差的象公證人那樣，端坐在登記簿前，見斯萬來到就站起身來，把他的名字登下。他這就穿過一個小前廳。有些人把某些房間專門為擺某一件藝術品而布置起來，就用這件藝術品來命名，故意弄得空空蕩蕩，不擺任何別的東西，而這個小前廳就是這樣一間屋子，在進口處就象本韋努多·切利尼雕塑的一尊無比珍貴的武裝衛士塑像一樣，站著一個年輕的仆役，上身微向前傾，在紅色的襯領中伸出一張更加紅潤的臉蛋，仿佛赫然燒著一團熾熱、靦腆和熱忱的火焰；他以強烈、警覺、發狂的目光穿透那掛在演奏音樂的客廳門口的奧比松掛毯，仿佛是以軍人的沉著或不可思議的誠心——這是警覺的象征、期待的化身、暴亂的紀念——象哨兵那樣從炮樓頂上監視著敵人出現或者象天使那樣在大教堂頂上等待著最后審判時刻的來臨。現在斯萬只消邁進舉行音樂會的大廳了，有個身背鑰匙串鏈子的掌門官彎腰為他把門打開，仿佛是將城門的鑰匙呈獻給他似的。但斯萬這時想的卻是他可能去的那所房子（假如奧黛特許可的話），而擦鞋墊上空奶罐這個形象使他突然感到一陣惡心。

　　邁過了那條掛毯，仆人的場面讓位于客人的場面，斯萬很快就發覺男賓都很丑陋。男性面貌之丑，他是知之已久了，可是自從他發現男人的相貌的基礎在于五官線條的獨立自主性（僅受美學關系的調節）以后，男性面貌之丑對他來說又成了新鮮事物了——在這以前男人的相貌對他來說本是用來辨認某一個人的符號，而這個人或則代表一系列值得追求的歡樂，或則代表應予驅避的煩惱，或則代表應該還報的禮數。斯萬在他身邊的人們身上，現在再也找不出一樣東西不具有一定的個性了，就算是許多人都戴的單片眼鏡吧，在他心目中過去至多只是表明他們戴單片眼鏡罷了，現在也已經不再是人所共有的習慣而都各有特征了。也許是因為他現在只把正在入口處聊天的弗羅貝維爾將軍和布雷奧代侯爵看成是一幅畫當中的兩個人物，而他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他來說卻是把他介紹進賽馬俱樂部，在幾次決斗中幫過他忙的有用的朋友，所以將軍那單片眼鏡，那象一片彈片那樣嵌在他那庸俗、帶著傷疤、洋洋得意的臉上，那象希臘神話中的獨眼巨人的那只獨眼那樣在前額中央獨樹一幟的單片眼鏡，現在在他眼里卻成了一個嚇人的傷疤，受這樣的傷固然是光榮，在別人面前顯示出來卻不大體面；至于德·布雷奧代先生，為了參加社交活動，增加節日氣氛，除了戴上珍珠色手套、高級黑禮帽，白領帶以外，也戴上一副單片眼鏡來替代平常的夾鼻眼鏡（斯萬自己也是這么做的）；象顯微鏡下的一張切片那樣緊貼在鏡片背面的是他那其小無比的眼睛，眼里射出親切的目光，不時流露出微笑，對天花板之高，晚會的歡樂氣氛，節日的安排和清涼飲料的質量表示滿意。

　　“啊！原來是您哪！真是半輩子沒有見著了。”對斯萬說這話的是將軍，他看到斯萬愁眉苦臉，以為他也許是生了一場重病才離開了社交界，便找補上一句：“您現在氣色不錯嘛！”這時候德·布雷奧代先生則問一個剛把單片眼鏡（這是他唯一用作心理觀察和無情分析的工具）戴上眼角的專寫社交生活的小說家：“怎么？您老兄到這里有何貴干？”這位小說家煞有介事，故作玄虛地答道：

　　“我在觀察哪！”他的小舌音發得很重。

　　福雷斯代爾侯爵的單片眼鏡很小，鏡片沒有邊框，象不知從何而來，又不知是何質地的一塊多余的軟骨一樣嵌在眼皮里，弄得眼睛不停地、痛苦地抽搐，給侯爵臉上平添了幾分帶有陰郁色彩的細膩感情，使得婦女們深信他一旦失戀了是會感到非常痛苦的。德·圣岡代先生那副單片眼鏡則跟土星一樣，周圍有個很大的環，它是那張臉的重心所在，整個臉隨時都圍繞它而調正，那個微微翕動的紅鼻子，還有那張好挖苦人的厚嘴唇的嘴巴總是竭力以它們做出的怪模樣來配合那玻璃鏡片射出的機智的光芒；這副單片眼鏡也引起那些輕佻的趕時髦的女郎的遐想，夢想從他那里得到矯揉造作的獻媚和溫文爾雅的逸樂；而那位大鯉魚腦袋和鼓包眼睛的德·巴朗西先生戴著他那副單片眼鏡在人群中慢慢地走來走去，時不時地松開他那下巴骨，仿佛是為了確定行進的方向似的；他那副模樣就象是臉上只帶著他那玻璃大魚缸任意的，也許是象征性的，用于窺一斑而知全豹的一片玻璃——斯萬十分欣賞喬托在帕多瓦一個教堂畫的《罪惡》和《德行》這些畫，他這就想起了“不義”身邊那支綠葉蔥蔥的枝條，它象征著隱藏著他的巢穴的那些森林。

　　在德·圣德費爾特夫人的懇求下，斯萬走向前去，為欣賞由長笛演奏的《俄耳甫斯》中的一個曲子而在一個角落坐了下來，眼前只有兩位年紀已經不算很輕的夫人并坐在一起，一位是康布爾梅侯爵夫人，一位是弗朗克多子爵夫人，她們是表姊妹，時常手提提包，在她們的女兒的陪伴下在晚會上象在火車站那樣你找我，我找你，直到她們用扇子和手絹指著兩個相連的空位置時才安靜下來：德·康布爾梅夫人跟別人來往不多，很高興能有德·弗朗克多夫人作伴，后者卻很有名望，當著她那些漂亮朋友的面陪一位跟她曾一起度過童年的默默無聞的夫人，自以為這事兒做得很有風度，很獨出心裁；斯萬皺起眉頭冷眼瞧著她們兩位聽長笛獨奏后面那段鋼琴插曲（李斯特的《圣法蘭西斯跟鳥兒說話》），看那位名手令人為之眩目的指法：德·弗朗克多夫人是心急如焚，兩眼射出發狂的光芒，仿佛鋼琴家手指飛奔的那些琴鍵都是一架架高聳的秋千，一失足就能墜入八十米深的深淵，她同時向她的鄰座投去驚訝懷疑的目光，仿佛在說：“能演奏到這等地步，簡直是難以置信”；德·康布爾梅夫人擺出一副受過良好音樂教育的架式，腦袋跟節拍器的擺那樣在打著拍子，從一個肩頭晃到另一個肩頭，擺動得那么大那么快（兩眼則投出那不再去追究所受的痛苦也不想去加以控制，只滿足于說一聲“這又有什么辦法”的受苦受難的人的茫然的目光），隨時都牽動她上衣皺邊上的鉆石，也叫她不得不經常去擺正插在頭發上的黑葡萄串，但并不因此而中斷它越來越快的擺動。在德·弗朗克多夫人身旁，稍前一些的是加拉東侯爵夫人，她成天念念不忘的是她跟蓋爾芒特家族的親族關系，這為她的沙龍以及她個人大為增色，卻也多少使她有點丟臉，因為這個家族中最顯赫的人都多少有點回避她，這也許是由于她為人有點討厭，也許是由于她名聲不是太好，也許是由于她出于地位較低的一支，也許是根本沒有任何理由。當她跟她不相識的人在一起的時候，譬如此刻在德·弗朗克多夫人身邊的時候，她就苦于不能把她跟蓋爾芒特家族的親族關系用明白無誤的詞句標榜出來，就象東正教教堂的拼花圖案上用直行的文字寫在圣者身旁注出他們所說的話語一樣。她此刻想的是，自從她表妹洛姆親王夫人結婚六年以來，還從沒有邀請過她，也沒有來看望過她。想到這里，她滿腔怒火，卻也不無自豪之感，這是因為，如果有人奇怪怎么在洛姆親王夫人家見不著她，她就可以說那是為了避免在那里碰上瑪蒂爾德公主，而萬一碰上了，那可是她那極端正統主義的家庭所決不能原諒的；這樣一來，她也終于把這當作是她不上她表妹家去的理由了。她可也記得，她自己曾多次問過洛姆親王夫人，她怎樣才能跟她見面，然而到底得到了什么答復，印象已經模糊，只是常常嘀咕：“再怎么說，這第一步總不該由我邁出，我比她大二十歲呢，”以此來沖淡這令人羞辱的回憶。靠了這內心獨白的力量，她傲慢地把雙肩往后一甩，簡直使它們脫離了她的胸部，她的腦袋也幾乎跟肩膀齊平了，不禁叫人想起餐桌上插在驕傲的山雞上那只帶羽毛的雞頭。倒不是說她苗條得象只山雞，她可是生來矮胖粗壯，大有男子氣概；不過多年所受的凌辱卻使她的脊梁挺直了起來，就好象是不幸長在崖邊的樹木為了保持平衡而向后往斜里生長一樣。為了安慰自己不能跟蓋爾芒特家族中其他人處于平等地位，她只得經常念叨，她之所以不常去看他們，那是由于她那毫不妥協的原則性和自豪感，久而久之，這種想法居然塑造了她的體態，使她產生了一定的儀容，平民百姓把它看成是上等人家的特征，有時也在俱樂部那些先生們昏花的老眼里激起一霎那的欲念。誰要是把德·加拉東夫人的談話加以分析，把每一個詞語出現的頻率統計出來，從而找出破譯密碼的關鍵，那就會發現即使是最常用的詞語，出現的次數也不會多于“在蓋爾芒特堂兄弟家”、“在蓋爾芒特姑媽家”，“埃爾賽阿爾·德·蓋爾芒特的健康”、“蓋爾芒特表妹的浴盆”這些詞語。當人們跟她談起一個知名人士時，她總答道，她個人并不同他相識，然而在她蓋爾芒特姑媽家卻碰到過上千次，而且在回答的時候語調是那么平淡，聲音是那么沉重，顯然表明她個人之所以并不同他相識，還是出之于那些根深蒂固不可動搖的原則；她那向后拱的雙肩依靠的就是這些原則，就仿佛體操教練為了鍛煉你的胸廓而讓你依靠平衡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