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那些愛收集小擺設,愛詩歌,鄙視斤斤計較,追求榮譽與愛情的人看成是高出于他人的杰出精英。其實也用不著當真有這些愛好,只要口頭上這樣說說就行;誰要是在飯桌上說他喜歡閑逛,喜歡上老鋪子撫摩積塵盈寸的舊貨,說他在這商業的時代永遠也不會吃香,因為他向來不計私利,身上猶有古代遺風,那她回家就說:“這個人可值得敬仰,他感情是多么豐富,我原來真沒想到!”而她對他的好感就油然而生。可是與此相反,象斯萬這樣的人,他們真有那些愛好,可嘴上不說,就要遭到她的冷淡。不錯,她也不得不承認斯萬不重金錢,然而她馬上就撅起嘴來找補一句:“在他身上,這可是另外一回事;”敢情對她的想象力起作用的不是不計私利的實際行動,而是嘴上說說的空話。
斯萬自己也感到他時常不能使她夢寐以求的事情如愿以償,他想盡辦法使她至少樂于跟他在一起,竭力不去反對她那些庸俗的思想,不去反對她在種種場合表現出來的低劣趣味,反而象欣賞一切出之于她的東西一樣欣賞這種趣味,甚至為之所迷,認為這個女人的本質正是通過這樣一些特征表現出來,成為可見的事物。因此,當她要去看《黃玉王后》上演而面有喜色的時候,或者當她擔心要看不上花展或者趕不上王家街茶座的有英國松餅和吐司的午茶時(她認為一個有風度的女人是應該每場必到的)斯萬就會跟我們大家看到天真活潑的孩子或者呼之欲出的肖像時那樣興高采烈,感到他的情婦的心情在臉上表露無遺,禁不住上前去捧起來親吻。
“啊!小奧黛特要我領她去看花展,她要讓大伙欣賞欣賞她的美貌,好極了!我不能不從命,我一定領她去。”斯萬的眼睛有點近視,他在家里工作時不得不戴眼鏡,出外參加社交活動時就戴單片眼鏡,這樣可以多保留一點本來面目。當她第一次看到他戴單片眼鏡的時候,她不禁喜形于色:“男人戴了這個,真是沒得說的,太帥了!你這么一戴,多漂亮!真是十足地道的紳士。就差一個稱號了!”說的時候不免有點遺憾之情。他也喜歡奧黛特講這樣的話,就好比如果他被一個布列塔尼女子愛上的話,他也是樂于看見她戴上當地那種特殊的頭飾,樂于聽她說她信鬼的。斯萬也跟許多人一樣,他們對藝術的愛好的發展是與肉欲無關的,直到那時為止,在他對兩者的滿足之間一直存在著奇怪的不協調現象;他在越來越粗俗的女人陪伴下享受越來越精細的藝術作品的魅力,帶上一個小女仆到包廂里看他想看的頹廢戲劇的演出或者去看印象派畫展,心里還深信如果帶去的是一個有教養的女子,她也未必多懂一些,然而不會象小女仆那樣老老實實地不妄加評論。不過自從他愛上奧黛特以后,跟她抱有同感,努力使兩人一條心,這對他說就成了一種甜蜜的事業,因此他竭力喜歡她所愛的東西,把不僅模仿她的習慣而且接受她的觀點看成是一種樂趣,更因為她的這些習慣和觀點并不是她聰明才智的產物,而僅僅起著使他想起她的愛情這么一種作用,所以他的這種樂趣也就更加強烈。他之所以再次去看《塞爾施·巴尼娜》的演出,找機會去聽奧利維埃·梅特拉指揮樂隊,都是出之于對接受奧黛特的一切觀點的樂趣,出之于得以同意她的一切愛好的感覺。她所愛好的作品和地方具有使他跟她更接近的魅力,跟那些更美的但是和她聯系不起來的作品和地方所固有的魅力比起來,在他眼里顯得更加神秘。此外,年輕時搞學問的信念已經越來越淡漠,飽經滄桑的人的懷疑主義不知不覺地也滲入了這樣的信念,他心想(由于經常這么想甚至還說),我們所愛好的對象本身并沒有什么絕對的價值,一切都依時代、階級而異,都是一時的風尚,最庸俗的風尚也不比被認為是最高貴的風尚價值小些。奧黛特對能否弄到美術展覽會剪彩典禮的請帖那份重視,本身并不比他當年跟威爾士親王同桌吃飯感到的樂趣更可笑;同樣,他也并不覺得她對蒙特卡洛或里基山的贊賞就比他自己對荷蘭(在她想象中是丑陋的)和對凡爾賽(她認為是凄涼的)的愛好來得沒有道理。因此他就不到后兩個地方去。心想這是為了同她抱有同感,只愛她所愛的地方。
他喜歡奧黛特周圍的一切,喜歡能以看到她,跟她談話的一切場合,因此也喜歡維爾迪蘭家的那個社交團體。跟他們在一起的一切游樂活動——聚餐、音樂、游戲、化裝宵夜、郊游、戲劇,甚至是難得為那些“討厭家伙”舉辦的“盛大晚會”當中,總有奧黛特在場,總能看到奧黛特,總能跟奧黛特談話,而維爾迪蘭夫婦在邀請斯萬參加時又把這些看成是對他的無法估量的恩典,這就使得斯萬在這“小核心”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感到愜意,竭力為核心里的人擺出一些好處,心想他這輩子都會有興趣參加這個社交圈子的活動的。然而他從來不敢想象(怕常想就會對他的預料產生懷疑)他會永遠愛奧黛特,不過,假如他一直同維爾迪蘭家交往(這種設想,從原則上來說,跟他的理智的抵觸要少些),那么他在將來總是可以繼續每晚都看到奧黛特的;這也許并不等于永遠愛她,但就目前來說,當他還愛她的時候,他所求的也就是不至于有朝一日看不到她罷了。他心想:“多可愛的環境啊!這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這里的人比上流社會中的人更聰明,更愛藝術!維爾迪蘭夫人雖然有些夸大其詞,未免可笑,卻又是對繪畫和音樂懷有何等真誠的愛好,對美術和音樂作品是何等熱愛,又是何等樂于取悅于藝術家啊!她對上流社會的人士的觀感固然不很對頭,然而上流社會的人士對藝術界的看法又何嘗正確?可能我不太想在跟他們的談話當中增長多少才智,雖說戈達爾總愛來一些愚蠢的文字游戲,我卻非常樂于跟他交談。至于那位畫家,當他想一鳴驚人的時候表現出的那種矯揉造作勁兒固然有點討厭,卻是我所認識的最有頭腦的人之一。再說,在這里人人都感到自由自在,可以無拘無束,用不著裝模作樣而做他不愿做的事情。在這客廳里,人們的心情每天都是何等愉快啊!除了少數例外情況,我一定不到別的什么地方去了。我將在這里慢慢培養我的習慣,度過我的一生。”
他以為維爾迪蘭夫婦固有的品質其實只是他出于對奧黛特的愛而在他們家中體會到的種種樂趣在他們身上的反映,所以當這種種樂趣越來越增長時,那些品質也就變得越來越當真、越深刻、越重要了,由于維爾迪蘭夫人不時為斯萬提供唯一能為他帶來幸福的機會;由于某天晚上奧黛特跟某一位客人聊的時間多了一些,而斯萬感到心焦,一氣之下就不主動問她是否同他一起回去的時候,維爾迪蘭夫人總是對奧黛特說:“奧黛特,您不送斯萬先生回去嗎?”從而使他心里平靜下來,感到快活;由于那年夏季行將到來,斯萬心里直打鼓,不知奧黛特是否會撇開他單獨出去度假,不知他是否還能每天都跟她見面,而正是維爾迪蘭夫人邀請他們兩人都上她鄉間的別墅度假的;于是這些都在不知不覺間讓他的感激之情和利害觀念滲入他的理智之中,影響他的思想,居然宣稱維爾迪蘭夫人有一顆“偉大的心靈”。要是他在盧浮宮美術學校的老同學談起某些杰出的藝術家的話,他會答道:“我百倍地更喜歡維爾迪蘭夫婦。”而且他還會用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莊嚴口吻說:“他們是高尚的人,而高尚這種品德是這世上唯一最重要的東西,是區別人的唯一標準。你看,這世上一共只有兩種人:高尚的和不高尚的。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年齡,應該下定決心,一勞永逸地決定應該敬愛哪些人,應該蔑視哪些人,下定決心永遠站在受人敬愛的人們那一邊,同時為了彌補跟另一種人在一起浪擲了的時間,至死也不離開受人敬愛的人們。”我們有時說一件事情,并不因為這件事情是真的,而只是因為說了痛快,而且當我們自己說的時候,還仿佛覺得這話是出之于他人之口。這種情況,我們自己也并不時常意識到。斯萬這時正是以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的心情接著往下說:“好吧!事情就這么定了,我這就決定只愛心靈高尚的人們,從此只在高尚的環境中生活。你問我維爾迪蘭夫人當真聰明不聰明?我可以向你保證,她的行為表明她心靈高尚,而要是思想不高超的話,心靈是不會達到這樣的高度的。誠然,她對藝術的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她最可愛的地方并不在這里:她那么巧妙,那么高明地為我盡力,她對我的關懷,她為我所作的既崇高又親切的一舉一動,顯示出任何哲學教科書所不及的對人生的深刻理解。”
他也許還能承認,在他父母的老朋友當中也有同維爾迪蘭夫人一樣純樸的人,有他年輕時的同伴當中也有象他們那樣熱愛藝術的人,在他的熟人當中也有心靈高尚的人,然而自從他崇尚純樸、藝術和心靈高尚以來,他卻從沒有再看到他們。而這些人不認識奧黛特,同時即使他們認識她,也不會費盡心機來促成他跟她的接觸。
這么一來,在維爾迪蘭夫婦這個圈子里,象斯萬這樣愛他們,或者自以為愛他們的忠實信徒恐怕再也數不出來了。然而當維爾迪蘭先生說斯萬并不合他胃口的時候,他不僅說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也猜到了他妻子的心思。很顯然,斯萬對奧黛特的感情太特殊,他是不會向維爾迪蘭夫人透露他倆之間的秘密的;也很顯然,他又是巴如此的謹慎來對待維爾迪蘭夫婦的好客,時常以他們意想不到的理由就不上他家吃飯,他們只能認為他是不想回絕哪個“討厭家伙”的邀請;也很顯然,盡管他十分小心謹慎地提防,他們還是慢慢地發現他在上流社會里有顯赫的地位;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他們對他惱火。然而最深刻的原因還不在這里,而是因為他們很快就感覺到在他靈魂深處還保留著一個別人無法進入的王國,依然還默默地認為薩岡親王夫人并不可笑,認為戈達爾的玩笑并不逗人,總而言之,雖然他對他們一貫殷勤親切,從來不公開反抗他們的信條,但他們卻不能使他衷心接受,不能使他徹底歸化,這在別人身上還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他們原本可以原諒他跟一些“討厭家伙”來往的(在他心底里,他卻也是千百倍地更喜歡維爾迪蘭夫婦和他們的“小核心”的),只要他做出個好榜樣來,當著那些信徒的面背棄那些家伙就行了。然而他們也明白,要他發誓跟那些人斷絕來往,那是不可能的。
奧黛特請求他們邀請的那個“新人”,雖然她自己也只見過很少幾次面,他們卻對他寄以很大的希望,這跟對斯萬是何等的不同!這位“新人”就是福什維爾伯爵。原來他正是薩尼埃特的連襟,這使那些信徒們不勝詫異:這位老文獻家態度那么謙卑,他們原以為他的社會地位要比他們低微,不料卻出自一個富有而且幾乎是貴族之家。當然,福什維爾渾身散發出冒充風雅的氣味而斯萬則不是;當然,他決不能象斯萬那樣,把維爾迪蘭家這個圈子看得比任何別的地方都高出一籌。然而缺乏斯萬那種心計,不象他那樣,對以維爾迪蘭夫人為首的那些人指責他所認識的人們的明顯錯誤時避免隨聲附和。至于畫家有時發表的自命不凡的夸夸其談,戈達爾所開的庸俗的玩笑,斯萬雖然跟他們兩個都要好,可以原諒他們,然而鼓不起勇氣,也沒有那份虛情假意來為他們叫好,而福什維爾卻是那樣愚鈍,雖然并不懂得畫家談的是什么,竟為之傾倒,對戈達爾的玩笑也聽得津津有味。正是在福什維爾在維爾迪蘭家吃的第一頓飯桌上,兩個人之間的差異全都暴露了出來,突出了福什維爾的品質,也加速了斯萬的失寵。
那天晚上,餐桌上除了常客之外,還有一位巴黎大學的教授,名叫布里肖,他是在溫泉跟維爾迪蘭夫婦認識的。要不是校內教務繁忙,研究工作又重,閑暇時間很少的話,他是很樂意常上他們家來的。他對人生有這樣一種好奇之心(也可以說是迷信),這種好奇心跟人們對他們的研究對象的一定程度的懷疑態度相結合,就會在任何一行一業中,使得某些聰明人(譬如不信醫學的醫生,不信拉丁文翻譯練習的中學教員)博得思想開闊、頭腦敏銳、甚至高人一等的美名。他裝模作樣地在維爾迪蘭夫人家中搜求他在講哲學,講歷史時可資對照的當今實例,首先他認為哲學和歷史都無非是為人生之途作準備,其次他也認為在這小宗派里可以看到以前僅僅在書本里看到的東西,現在在行動中表現出來;最后可能也是因為他從小就被灌輸了對某些人的尊敬之情,而且在不知不覺之中把這種尊敬之情一直保持在心頭,現在他卻想剝去他自己大學教授的外衣,跟這些人一起放肆放肆——其實這些言行之所以顯得是放肆,也僅僅因為他道貌岸然地穿著大學教授的外衣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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